<---段分割线（kksk.org）--->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3-12-23 11:39 在张作霖进入北京后，成为中国北方的「屏障」。 张作霖利用日俄矛盾，一方面抵抗日本人对东北的「蚕食」，另一方面，尤其重要的是，打击苏联对中国的「鲸吞」。 苏联利用中国军方割据，相互难以联系的特点，在中国各地开展颠覆活动。 在《孙文越飞宣言》中，孙中山支持苏联对于外蒙古的事实占领；在东北，苏联秘密培养杨卓，并且策反张作霖的参谋长杨武经，准备在奉天举事，控制军队，夺取政权。 后来，谋反情报泄露，张作霖处死两个人。 在华北，苏联通过培植文人和学生，反对北京政府，一方面意图动摇北京政府的法理基础，另一方面贯彻苏联的在中国民众中「培养反日情绪」的战略意图。 1926年北京「3.18」事件后，李大钊很快进入苏联使馆开展活动。 4月，发生「中山舰事件」，开始让蒋中正产生怀疑。 因为，如果共产党准备绑架蒋中正确有其事，而且如果绑架蒋中正成功，国民党内绝对亲共的汪兆铭则占据绝对优势。 另外，苏联还在筹划分裂新疆的活动，到30、40年代演变成盛和才的「东土耳其斯坦」（其恐怖活动一直延续到21世纪）。 在李大钊在苏联使馆工作一年多之后，张作霖在1927年4月6日突袭苏联大使馆，逮捕李大钊。 当张作霖开始披露从苏联使馆的资料后，中国国内才掀起反苏浪潮。 很快，蒋中正也开始下手，在南京「清党」。 从内政的角度，蒋中正的在蔡元培等人的支持下「清党」，可能受到了张作霖曝光资料的影响；从外交的角度，国民革命军「北伐」受到苏联大力支持，属于共产运动颠覆各国合法政权的一部分，蒋中正通过「清党」，避免在与美英日等国的外交中完全被动。 从对抗日俄，一方面保障中国外部领土安全，另一方面清除国内共产间谍上，张作霖起到了国家领袖的作用，保障了中国北部国土的安全。 1928年4月，南京政府继续「北伐」，击溃张作霖。日公使芳泽谦吉劝张作霖退回东北，并要其在满蒙悬案书上签字，遭到张拒绝。 张作霖只是没有受过系统教育的「草莽」，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不可能在东北发展起来。 他的崛起主要以帮会形式的崛起，也就是组织各方面的人才，围绕在他的周围。 其中，杨宇霆是最为重要的人物，在张作霖系统组织中起到关键作用。杨宇霆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能力出众，帮助张作霖完善东北军系统、发展粮食生产、加强交通体系建设、并建立兵工厂，让东北实力大增，日本不敢轻举妄动。 而杨宇霆正规军校毕业、个性极强，而且注重正规化建设，这种思维与张作霖以个人关系为主的「帮会」思维形成尖锐对立。 因此，杨宇霆与张作霖在个人之间也发生过尖锐矛盾。 后来，张作霖为了巩固东北，对杨宇霆妥协，继续对杨宇霆委以重任。 而杨也采取多种方式，坚决反对日本人对东北的渗透，使日本人越来越难以影响东北。 张作霖被炸死，等于开启了日军侵华的序幕。 6月，张作霖战败后被迫退回东北，在火车通过皇姑屯时被炸，伤重而亡。 在历史上，皇姑屯爆炸案一直被认为是日军少壮派下手，准备入侵东北做的准备。 在日本内部，军队中的少壮派是主张侵略中国的主要力量，一直试图通过推翻国内的温和派文人政府，而掌控国内的权力，并且积极开始对外扩张。 炸死张作霖是少壮派的一个重大胜利，极大影响了少壮派影响国内局势的能力。 随后，少壮派开始积极进行系统规划，准备占领中国东北，进而对苏联或者中国进行全面侵略。 在张作霖死后，苏联得以重新操作间谍网络，引导中国人舆论，将中国社会的敌视焦点集中在日本人身上，引发中日更深入的矛盾。 更重要的是，张学良当上东北军主帅，而其主要特点是带流氓兵、玩女人、抽鸦片。 张学良上台后，不是按照正规方式治军、执政，而是仍然采取帮会的模式。 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张学良开始清除张作霖的「老部下」。 张学良首先枪杀了地位仅次于张作霖的杨宇霆，解除了张作相和汤玉麟等人的职务，并且引发了后来张景惠、臧式毅等人投靠日本人。 从个人风格上，张作霖和张学良形成鲜明的对比。 张作霖虽然也注重个人权力，但是在民族大义上毫不含糊。 所以，他能够容忍杨宇霆，拥有强有力的团队，也就敢于袭击苏联大使馆，并对日本人出尔反尔。 而张学良则为了个人私利，对内凶狠、对外软弱，自己毁掉张作霖一手搭建的系统。 而张作霖的死亡和后来张学良铲除杨宇霆和其他张作霖的嫡系，导致东北的「张作霖屏障」消失。 中国失去了一个从日俄手中逐渐取得失地、并能够同时操控和抵御日俄的领袖人物及其团队。中国北方失去张作霖这个「屏障」之后，日俄开始加剧对于中国的入侵。 「宁汉战争」后，国军继续「北伐」埋下日本侵略中国的伏笔。 在早期「北伐」过程中，苏联借机压制美英日在中国利益，扩大自身势力。 1927年1月4日和6日，在苏联的操控下，英国汉口租界和九江租界被冲击，导致英国军警被迫撤出。 英国将这两起事件视为有预谋的挑衅，因此号召其他各国增兵上海，维护租界权利。英国增派3300兵力，美国1400，日本300名。 3月24日早晨，北伐军中央军所属的江右军第2、第6、第40军占领南京城及下关。从上午9时许起，进入南京的第2、第6军（第2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和第6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林祖涵均为共产党员），开始劫掠英美日领事署及外人商店住家。南京城内和下关的外国领事馆、教堂、学校、商社、医院、外侨住宅均遭到侵犯和洗劫。金陵大学副校长文怀恩（Dr. J. E. Williams，美国人）和震旦大学预科校长（意大利人）遇害，而且导致英意日等外国侨民死亡。英国和日本领事馆成为袭击的首要目标，英国驻南京领事和日本领事森冈正平都遭到枪击。下午3时，被围在下关一座小山上的美国领事戴维斯向停泊在长江上的英国和美国军舰发出开火援救的信号，英美军舰开始炮轰南京。英美军舰炮击持续约1小时后结束，抢劫和袭击外国人的风潮于下午5时左右逐渐平息。 之后，南京政府首先答应美方提出的「惩凶」和「保障美人在华安全」的要求，并对美国人进行高额赔偿。 而日本首相坚持「不干涉中国内战、支持蒋介石统一运动」的政策，也就没有追究责任。在1928年4月，重组后的国民党政府继续「北伐」，日本规劝国民党停止北伐、「沿江而治」，未果。 日本应奉系张宗昌的支援请求后，以「保护日本侨民」为借口，在5月出兵济南。 由于国军进驻济南后，传说残害日本侨民，因此日军制造屠杀国民党使节和大量民众的「五三惨案」。 南京事变中日本人的克制，以及「五三惨案」中日本人的激进，形成鲜明的对比。从全局利益角度，日本人并没有从北京政府得到实际利益，但是因为张作霖的亲日反苏的态度，日本人对张作霖采取忍让的态度。 但是，亲苏的国民党进一步北伐，亲日的北京政府即将崩溃，意味着日本面临空前的苏联压力。 <---段分割线（kksk.org）--->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3-12-23 11:42 「北伐「从宏观和微观，都对日军侵华起到了极为关键的推动作用。 从宏观上，「北伐」是孙中山依靠苏联进行武力征服的行为，「北伐」的胜利代表苏联的胜利，也就打破了中国「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国际势力均衡。 从保障自身在中国利益的角度出发，日本采取直接出兵的行动。 而济南的「五三惨案」又进一步激化日本与国民党的矛盾，支持日军少壮派侵略中国的意图。 在微观上，根本博在南京受伤，增强日本少壮派军官侵华的势力。 1930年代初的樱会，是日军一些少壮派军官成立的一个团体，强烈鼓吹法西斯主义，推动日本对外扩张，以桥本欣五郎、根本博、长勇为核心。北伐军打到南京的时候，根本博是南京领事馆驻在武官。 据说1927年3月南京事件的时候，他赤手空拳的对付乱兵，被刺刀刺伤，最后跳楼逃命的时候负了重伤。 由于这个事件，根本博成为对华强硬论者，竭力批评当时外相币原喜重郎的协调外交政策。 回到日本后，根本在参谋本部任职，1928年6月起草了满州某重大事件实施纲要、满蒙问题解决方法等内容，而且参与了「九一八事变」的前期规划。 可以说，根本博作为少壮派中的「中国通」，对于影响其他少壮派军官的思想，支持日军侵华起到了明显的作用。 反过来，在张作霖伤重而死之后，张学良认为日本人害死张作霖，宣布东北易帜，名义上归顺国民党政府，国民党完成形式上对中国的统一。 张学良倒向国民党，更日本人完全失去利益缓冲空间，进一步增强了日本少壮派的力量，少壮派开始策划直接出兵中国。 而且苏联更方便地操控中国人的反日情绪，加剧中日相争，准备坐收渔利。 所以，国民党虽然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但是导致中国在外交上的力量大大削弱。 外交虽然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但是最终归结到人与人打交道的技术。 虽然北洋政府在国家军事力量上很弱，但是与日本军界和政界保持着千丝万缕的个人联系，能够通过个人关系运作，直接影响到日本国内的政治运作，反过来再获得中国的利益。 弱者与强者的成功外交，总是通过与强者宏观友好、微观强硬，持续进行「蚕食」，以获得最大利益。 比如，张作霖曾经多次面对巨大压力，似乎只能被迫出让东北利益，但是经过绞尽脑汁、使奸耍滑、甚至背信弃义，但是最终能够保住关键利益。 而日本考虑到商界在中国市场的份额，所以采取最大的忍让态度。 而国民党「北伐」对社会经济造成沉重打击，也严重影响了日本商界的收益。 另外，国民党与日本失去了「外交缓冲」，支持日本少壮派军人的兴起，让两国关系最终成为武力对抗的关系。 「中原大战」标志着「新军阀」的分裂。 北伐之后，军费占据全国收入的一半以上，对于国家经济造成沉重压力。 而且，在北伐过程中，各地的国民党分会由地方军阀掌控，中央无权过问军事、人事、行政、财政等关键事务。 地方军阀之间为了争抢地盘，还进行人力、物力、财力的抢夺，其表现与北洋政府时期的「军阀割据」无异。 蒋中正作为国民政府首脑，一方面需要出钱支持地方势力，另一方面又无从管束。 1929年1月，为了减轻经济负担，蒋中正提出裁军主张，削弱地方经费，推动「军队中央化」。 而「中央军」以黄埔系为主，属于蒋中正的嫡系部队。 因此，新桂系、冯玉祥、阎锡山担心蒋中正「一股独大」，开始反蒋。3月，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三巨头」首先反蒋，蒋桂战争爆发。 蒋中正采取笼络和武力打击相结合的方式打垮桂系，李白黄出走海外。 在政治上，南京政府认为中国已经统一，结束「军政期」，进入「训政期」。 在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以孙中山遗言（国民党称为「国父遗教」）为「训政期」的最高基本法。 而汪兆铭、阎锡山和冯玉祥则在北平开会，另行成立以汪兆铭为首的国民政府，并且另行制定约法（史称「太原约法」）。 南京和北平的再次分裂，说明中国北方对孙中山并不认可。 而政治传承的分裂加上政治因素，最终导致了「中央军」和地方军对立的「中原大战」（「蒋阎冯大战」或「蒋阎冯李（宗仁）大战」）。 在中原大战中，蒋率领「中央军」和冯玉祥的西北军、阎锡山的晋军展开大战，李宗仁的桂军作为冯玉祥和阎锡山后应。 在两方打到最后，蒋以大量金钱和北京地盘的允诺，诱使张学良出兵支持自己。 张学良则率数万东北军进关，宣布双方止战，而不说支持哪一方。 冯玉祥、阎锡山溃败，张学良趁机收编西北军。 在「中原大战」中，双方投入兵力超过130万，各方官兵伤亡超过30万。 战争规模和杀伤力与比北洋军阀割据时期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并且导致国家经济接近崩溃。 所以说，如果说北洋时期军阀混战的杀伤力为10%，北伐导致的杀伤力可以达到50%。 <---段分割线（kksk.org）--->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3-12-23 11:46 「中原大战」意味着孙中山的「党国-军政」体系破产。 孙中山从一己之私的角度，勾结苏联，发动北伐，试图通过武力统一中国。 虽然孙中山的口号响亮，但结果是，华南、中南、华东、华北遭受更加沉重的战争打击。 尤其是中原的河南地区，反复经过北伐、中原大战和后来的抗日战争的洗劫，打破北洋时期刚刚恢复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成为贫困野蛮、盗匪猖獗的地区。 武力统一中国之后，虽然旧的军阀被部分肃清，但是新军阀开始崛起。 另外，苏联共产主义通过顾问和中国支部的形式，开始大规模在中国扩张，对中国形成「鲸吞」之势。 虽然蒋中正进行「清党」，但是由于孙中山以「联俄容共」起家，根系源于苏共，不可能完全肃清。 另外，宋庆龄在欧洲受到苏联间谍训练，以「国母」的身份在国民政府出现，为苏联提供大量高级机密情报，让完全「清党」成为不可能的任务。 而且，虽然蒋在「训政」期间，领导国家经济恢复发展，开始「黄金十年」。 但是，蒋只不过是在「北伐」打烂了军阀的经济成果后，重新进行经济恢复发展，并不比军阀做的好多少。 至于在北伐时期，被共产党通过「农潮」清洗过的地区，社会难以恢复。 蒋中正「清党」后，开始淡化「革命」。共产党宣布蒋中正是「反革命政变」，背叛「国父」孙中山的原则。 然后，共产党强调自己是「革命」的继承者，笼络和号召相信「革命」的知识分子和民众。 「中原大战」后，蒋代表的黄埔系中央军和桂系、阎锡山、西北军、东北军之间形成尖锐不可调和的矛盾。 这个矛盾直接影响到抗战之前的剿灭共匪的组织协调，让部分共军逃脱，并且引发「西安事变」；在抗战后的内战期间，也让共军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最终打垮国军。 而作为中国历史转折点的「西安事变」，原因也在于「九一八」日军侵入东三省，张学良未经抵抗就放弃东北。失去东北基地的张学良等于成为「无本之木」，因此迁怒于蒋中正。 而且，张学良希望蒋中正先行抗日，为自己夺回东北基地。 而张学良失去东北基地的另外一个关键原因在于，张学良趁「中原大战」各方虚弱之机，带领东北军主力入关，抢占华北地盘，收编西北军，壮大自己的实力。 日本人看到东北空虚，抓住机会抢占东北，开始侵华的过程。 张作霖如果在世，形势则完全不同。 从另外一个方面，孙中山为苏联共产主义吞并中国，提供了关键的动力。 梁启超在目睹了「北伐」的一系列恶果之后，晚年说道：「近年来的国民党本是共产党跑入去借尸还魂的。民国十二三年间，国民党已经到日落西山的境遇，孙文东和这个军阀勾结，西和那个军阀勾结——如段祺瑞、张作霖等——依然是不能发展。适值俄人在波兰、土耳其连次失败，决定「西守东进」方针，倾全力以谋中国，看着这垂死的国民党，大可利用，于是拿八十万块钱和一大票军火做钓饵，那不择手段的孙文，日暮途穷，倒行逆施，竞甘心引狼人室。孙文晚年已整个做了苏俄傀儡，没有丝毫自由。」 在「中原大战」之后，蒋中正看似实现了中国的统一，但实际上中国更加四分五裂。 蒋中正实际的势力范围，一直都仅限于长江中下游地区。 而且，军事统一的结果，让本来可行的「联省自治」主张成为泡影，中国进入「弱肉强食」的丛林竞争时代。 大致上，军阀的竞争焦点主要在人们密集的富庶地区，尤其是沿海和大城市地区。 而广大贫困落后的地区则无人关注，因为结果是「得不偿失」。 苏联在这样的形势下，重新占领外蒙，策动「东土耳其斯坦」的分裂，并且通过中国共产党分部逐渐控制落后的广大地区，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 而且，苏联通过收买中国文人、支持国民党「北伐」，引导民众「反日」情绪，激发「抗日战争」，为共产主义统治中国奠定基础。 <---段分割线（kksk.org）--->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3-12-24 12:06 第四节 中共的文化铺垫 孙中山控制广东，以及国民党能够「北伐」成功，与中国的文化环境有着直接的关系。 可以说，中国社会文化的支持下，中国人选择了走向「自我毁灭」的道路。 一般来说，在社会稳定期，显性的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决定一个社会的主要方向；而在社会混乱和转型期，法律制度基本被废止，政治更像是一团乱麻，隐性的社会文化开始决定一个社会的选择方向。 在清朝垮台到1930年「中原大战」的20年混乱期，中国处于社会文化主导期，引导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 从表面上，孙中山借助苏联的力量重组国民党，之后国民党成功进行「北伐」，为共产主义扩张铺平道路，成为中国社会走向「自我毁灭」的最关键步骤。 在根源上，中国文化的内在缺陷，无法抵御邪恶的扩张，最终导致共产主义统治中国。 如果深入文化根基，可以看到信仰的作用，人性的特点，以及中国人做出选择的原因。 从社会文化模式上，国民党「北伐」是「党国-军政」的武力统一与「共产主义」思想相结合，推翻了根基尚浅的北洋政府「军阀割据」和基督教相结合的社会文化模式。 在文化表现上，1916年袁世凯称帝失败而死后，中国知识文化界开始强调「开启民智」，改变中国人「愚昧落后」的状况。从1919年开始，中国进入了「共产主义」文化的剧烈扩张期。 在苏联的大量资金支持下，多个大学的师生以反对基督教为主题，趁机发动共产主义思潮，很快席卷中国知识界。 知识界「改造中国」和 「共产主义」思想和言论创造了社会土壤，支持了国民党「北伐」成功；而「北伐」成功反过来支持了「改造中国」和「共产主义」的思潮。 在军事和政治上，北伐的成功来自于是消灭北洋政府和「军阀割据」，以武力「统一」中国；在社会文化上，「改造中国」和「共产主义」思潮的成功，初期主要来自于攻击基督教的「非基督教运动」，30年代开始主要来自于「反日」。 虽然蒋中正在北伐的过程中「清党」，并且与共产主义决裂，但是由于国民党靠苏联起家，苏联共产主义思维模式已经「嵌套」在国民党的党政军系统；同时，「共产主义」思潮已经全面渗透到知识文化界，并且对社会形成广泛影响力。 尤其是在苏联的金钱支持和直接指挥下，中国文人开始广泛宣传共产主义，吸引对于未来充满憧憬的年轻人。 当共产主义拥有了年轻人，也就拥有了中国的未来。 所以，在国共内战的时候，中国的知识文化界一边倒地偏向共产党。 而且，当国民党开始败退的时候，绝大多数文人留在大陆迎接「新中国」。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文人都知道，这个「新中国」是苏联人掌控的「新中国」，也就是苏联的「卫星国」。 另外，大量国民党的党政军系统人员倾向共产党，有的给共产党提供情报。 尤其是当共军开始取胜的时候，大多数国民党和军队系统的官员和军官不是准备「决一死战」，而是纷纷「倒戈」，成为共军打垮国军的「新鲜血液」。 可以说，在中国文人的积极宣传引导和国民党系统官员的「鼎力」支持下，「共产主义」成为全国的「民心所向」，支持中国共产党最终统治中国大陆。 当然，当这些人投靠共产党之后，才发现自己走上了「自取灭亡」的道路。 唯一的疑问是，他们在临死的时候，不知道他们是否后悔。 文化的根本作用在于选择。 在我看来，文化（culture）可以定义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将「文化」分为三个层级：文化成果部分（表层），文化思想部分（中层），文化选择部分（深层）。 文化通过对比差异而能够感知，不同群族（社会）之间的对比反映出文化差异。 文化成果可以定义为：在一个文化系统内，人们的行为模式和行为结果等表现方式。 比如，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日本国的人们具有明显的行为模式特点，进而形成日本独特的社会组织模式、社会基础设施、技术与产品格局、饮食与生活细节、文艺作品等等各种表现方式，都是「日本文化」的成果。 文化思想指的是：影响群族行为和结果的主导思想意识。 比如，日本人「脱亚入欧」之后，大量学习西方思想、知识和技术，整个社会的主导思想意识发生重大改变，引导日本人的行为模式发生重大变化。 经过100多年的改变，形成了今天的日本。 从这个角度，文化思想是长期的过程，通过思想的变化，逐渐改变人的行为，进而形成文化结果。 文化选择则指的是，每个群族或者社会都会经历剧烈变动期，或者叫做「历史转折期」；在这些历史中的关键时期，不同群族进行了不同的选择，结果形成不同的社会文化主导思想，进而形成不同的社会结果。 而不同社会之所以做出不同的选择，根本是人们在无意识中接受的基本思维模式。 不同的基本思维模式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不同的理解。 比如，19世纪后期，中日都面临西方打开大门，看到自己贫困落后软弱的状况，结果中国选择了「师夷长技以制夷」，而日本选择了「脱亚入欧」。 结果，在中日甲午战争（日清战争）中，「脱亚入欧」打垮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对两国未来的发展变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在21世纪初，很多中国人还在强调「学习西方先进技术、赶超西方国家」的时候，人们实际上仍然无意识地反复着「师夷长技以制夷」思路。当不同人在面对相同局面的时候，因为不同的文化基础，自然形成不同的个人和群族的无意识选择。 这种在无意识中已经进行的选择，可以称为「文化选择」。 而文化选择意味着，不同选择决定人们不同的命运，人们从选择的开始已经决定了命运的结局。 所以我说，一个人被一块石头绊倒是无知，两次在同一块石头上被绊倒是愚蠢，三番五次在同一块石头上被绊倒是文化。 <---段分割线（kksk.org）--->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3-12-24 12:07 文化选择的根本在于「生」或者「死」。 文化有各种表现形式和思想表达，但是归根结底都涉及到「生死」。 从个人的角度，现世的「生」具有两方面表现：1、生物表现：自己死之前的健康长寿和自己血缘后代的生存发展；2、文化表现：长期支持他人更好生存和发展的思想或者物质成果。 「死」则意味着「自取灭亡」、引导自己的儿孙走向自我灭亡，或者导致他人的死亡。 从文化的角度，一个社会可以有三种模式：1、共同走向灭亡；2、共同生存发展；3、一部分人生存发展，一部分人走向灭亡。 任何一个社会群族的文化，归根结底都属于这三种模式之一。 人与人之所以在一起，是因为人在自然界中的身体劣势，一个人很难独活，需要通过群居协作的方式，获得更多的物质条件和安全保障，增加个人的生存几率，也就是利益合作。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人与人在一起并不一定增加生存几率，反而可能降低个人的生存几率。 因为，只要人与人在一起，就会发生利益冲突。 从内心的角度，每个人都希望得到最大的利益，让自己生活的更好；反过来，如果一个人无法获得利益，结果就是饿死。 所以，每个人在相互依存的时候，还会为获得更大的利益而相互发生冲突争夺。 这时候，文化的特点就会决定，人与人之间是利益合作多，还是利益冲突争夺多。 大致上，利益合作大于利益冲突争夺的文化是有助于「生长」的文化，或者叫做「生长文化」；反之，则是加速「死亡」的文化，也可以叫做「死亡文化」。 在「生长文化」的社会中，妇女儿童普遍受到照顾，人的个性能够得到发展，社会知识和智力水平逐步提高，自然环境恶化的速度慢，而且人们的体质更好、寿命更长；在「死亡文化」中，各种情况则反过来。 文化具有不同的层级范围，因此形成不同文化的冲突。 大致上，「生长文化」的社会之间，不会发生严重的冲突，或者说利益合作大于利益冲突。 与之相对比，「死亡文化」和「生长文化」的社会之间、不同的「死亡文化」社会之间，经常会发生你死我活的冲突。 「生长文化」本身就是对于「死亡文化」的生存威胁。 如果「生长文化」社会坚持发展，「死亡文化」社会就会自我瓦解。 所以，「死亡文化」社会就要想方设法侵蚀或者侵略「生长文化」社会，直到消灭「生长文化」社会。 所以，「生长文化」社会必须随时保持警惕，坚决打击「死亡文化」对于社会的侵蚀。 「生长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上的少数。 在人类历史上，只有少数的民族或者社会中，其主导文化方向是共同生存和发展。 从范围上，即使有的社会在内部关系上属于「生长文化」，在外部也可能和其它文化形成「你死我活」关系。 比如，英国殖民地在北美的拓殖文化（后来的美国西部开发文化）属于具有较强「生长文化」特征的文化。 不过，美国的积极「成长文化」和顺应自然（也就保护自然）的北美印第安人的原始「成长文化」相冲突，结果导致印第安人的大规模人口减少，以及后来对于自然环境的大规模破坏。 从历史的角度，即使对于「生长文化」的群族，其「生长」的时间也相当短暂。 比如，在公元前1300多年前，以色列人就已经达到200多万人。 但是，到了21世纪，也就是3300多年后，世界犹太人口大约才1300-1500万人，仅仅增长了几倍。 在20世纪，以色列人开始回归故土之后，从大部分是半沙漠的不毛之地上开始重新立足，面临着利益极少、环境恶劣的问题。 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更是直接经历阿拉伯国家的全面进攻，多次经历生死存亡的危机。 这时候，以色列的文化特点表现出来，人们通过「共产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方式，不同人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解决不同方面的问题，创造不同方面的价值。 所以，以色列能够从自然中获得更多的农业收成，从对外贸易获得更多利益，同时保障共同安全，也就是获得共同的生存和发展。 而这种在困难时期，「共同生存发展」的模式，就是以色列「生长文化」一个关键的特征。 但是，从《圣经》历史和后来的历史可以看到，当以色列人富裕的时间够长之后，也开始崇拜偶像、尤其是崇拜金钱，受到上帝的惩罚。 而从世俗的角度，就是以色列人在发展的时间足够长之后，开始腐化堕落，然后社会崩溃。 而且，由于犹太人太聪明、太会赚钱，放高利贷也不符合早期天主教教义，引起欧洲人的普遍嫉妒，很多人以教义为借口打压甚至杀害犹太人。所以，犹太人颠沛流离，人口增长缓慢。 进入21世纪后，以色列经济越来越发达，但是社会的分裂趋势也变得明显，表现出因为富裕而开始懈怠的征兆。 「文化」起源于个人信仰。 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作为无神论者，认为人的思维完全由现世生活所决定，也就是指看到眼前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但实际上，每个人的思维和行为都由自身的信仰所决定，进而影响到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关系。 在社会中，不同的人根据自己的信仰，和其他人进行互动，有的人从中胜出，决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形成主导的社会文化。 在《圣经 创世纪》中记载：「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亚伯拉罕本来生活在大都市中，亚伯拉罕带着自己的家庭，和侄子罗得出发，跟着上帝的指导去旷野中。 经过几千年的演化，亚伯拉罕一个人的信仰和行为，从血缘和文化上的影响，通过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决定了当今世界的整个格局。 耶稣基督说，人生有两条最大的诫命：「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Love neighbors as yourself，也可以译作「爱邻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里的总纲。」 耶稣基督以总结的方式告诉人们，个人的生命的重点应该放在上帝信仰上，其次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信仰是基础和前提，与人的关系是从属和被动的关系。 或者说，只有爱上帝，才能够像爱自己那样爱领人。 当某个人宣扬的信仰胜出后，这个人的信仰就成为社会中的主流文化，不同的主流文化塑造不同的社会形态。 比如，马克思年轻时信撒旦（魔鬼）教，后来宣扬无神论，并且设想「共产主义」。 在共产主义中，物质极大丰富，所有的物质都是公有，人们各取所需；而且私有的婚姻也将消亡，变成公有。 总结起来，就是「共产共妻」，也就是「人间天堂」。 基督教强调世界末日审判之后，有的人上天堂、有的人下地狱；「共产主义」则反其道而行之，认为没有上帝（救世主），人们自己就可以创造「天堂」。于是，当有人看到「人间天堂」这个美好的前景，就开始积极行动起来，试图实现这个前景。 在工业发达的国家，人们认为应该通过「渐进」的方式实现，也就是先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再逐渐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 但是，在列宁的领导下，苏联首先实现了「共产主义」，布尔什维克内部的「共产共妻」的迅速实现，成为马克思思想的重大胜利。 然后，苏联逐渐发展壮大，共产主义控制了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口，成为这些国家的主导文化。 <---段分割线（kksk.org）--->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3-12-24 12:10 文化作为派生和从属现象，最终被民众的信仰所影响和改变。 个人信仰是先验思想和经验思考结合的产物。 「先验」的意思是，虽然人们还没有经验过，但是已经提前知道了经验的情况。 「先验」部分是人们先天就有、深植在人性之中，无法通过人的经验或者努力改变的部分。 比如，中国号称是世界上最大的「无神论」国家，教科书从小给人们灌输无神论思想，而且有8000万共产党员，也就是所谓的「纯粹的无神论者」。 另外，没有人真实地见过神或者鬼，也就是没有人实实在在经验过神或者鬼的状况。 但是，人们虽然嘴上说不信神或者鬼，实际上对于神或者鬼非常恐惧，所以到处烧香拜佛。 而「共产党员」们可能比一般人更信神或者鬼，而「无神论」只是用来欺骗别人和自己的借口。 而「经验」则是指，个人接受的教育、经验、以及思考，对个人信仰的影响。 比如，在基督教环境下成长的人，往往就会形成「上帝（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概念；在佛教和乡土宗教环境下成长、一辈子没有接触过基督信仰的中国人，一般会形成各种偶像式的信仰。 有些人本来从小信基督，但是经历各种世界的问题和困难，质问为什么上帝不解决这些问题、解除人类的困难，因此开始不信上帝，改信佛教；有的人从小信佛，但是经历过不同生活和教育，改信基督。 这些都是在先验思想的大背景下，人们通过经验而形成的具体信仰形式。或者说，信仰指导个人的生活方式，以及生活经验的积累，生活经验反过来再影响人们的信仰。 从具体分类上，信仰决定一个人的「三观」（人们普遍提及的具体观念）：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世界观是指，对于世界起源、发展、未来的认识和思考，以及个人如何思考自己与世界的关系；人生观指的是，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自己为什么活着，个人如何与其他人（包括个体和社会）进行交往互动；价值观的意思是，在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基础上，对个人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性排序，包括最重要、次重要和不重要的事情的排序。 信仰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进而决定人与人之间不同的关系。 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在信仰的引导下，以「三观」和外部世界进行互动的过程。 当个人的「三观」与外部世界不吻合的时候：有的人坚持自己的「三观」，致力于改变外部世界；有的人则改变自己的「三观」，以适应外部世界。 比如，在1980年代后期，随着东欧社会经济环境持续恶化，东欧的很多民众在教会的影响下，致力于和苏联扶持的傀儡政府进行对抗，逐渐引发共产主义对社会控制的逐渐失效，加速了东欧和苏联共产主义的瓦解。 与之相对比，绝大多数中国人则在信仰上不认同共产主义，但是通过部分改变「三观」，适应共产主义的统治，因此中国的共产主义政权可以继续肆无忌惮，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物质利益是社会文化的「主要驱动力」。 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吕氏春秋》说：「民之於利也，犯流矢，蹈白刃，涉血抽肝以求之。」汉代历史记载者司马迁在《史记 货殖列传》中说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阿尔弗雷德 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说：「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学问；它研究个人和社会活动中与获取和使用物质福利必需品最密切有关的那一部分…… 世界历史的两大构成力量，就是宗教和经济的力量。尚武或艺术精神的热情虽然在各处曾经盛行一时，但宗教和经济的影响无时无地不是居于前列；它们差不多一直是比其他一切影响会在一起还要重要。宗教的动机比经济的动机更为强烈，但是它的直接作用，却不像经济动机那样普遍地影响人类生活。」 如果系统考察世界历史，可以对马歇尔的概述进一步总结：在历史两大力量的关系中，经济的背后是宗教，宗教驱动经济而塑造世界历史。尤其在工业革命之后，宗教的作用越来越退居幕后，经济则越来越居于前台。具体地说，任何一个经济体背后，都有相应的主流信仰的进行支持。 不同的宗教信仰形成不同的经济体，进而塑造不同的社会文化。 比如，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之间的经济和社会文化，存在显著的差异；在基督教社会内部，天主教、东正教、新教（归正宗、窄义的基督教）主导的不同社会，其经济和社会文化也具有显著的不同。 在19世纪，马克思创造了「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等概念，试图以这些概念相关的经济利益，来抹煞经济背后的宗教力量，马克思的努力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尤其在二战之后，随着「国家」系统的完善和切割，信仰的影响被各国的世俗政权所淡化。 比如，不论统治苏联、东欧和中国的共产主义，还是欧洲和美加的社会主义，都试图通过「大政府」的力量，消除基督教在社会中的影响力。 其中，苏中共产主义以宣传控制、经济惩罚、肉体消灭等「狂风暴雨」的方式，试图完全消灭基督教，建立完全的无神论；而欧美社会主义则通过宣传控制（「自由民主公平平等人权」等等政治正确的概念）、经济控制（财政和货币政策）、「多元文化」、「福利社会」、「全球经济」等方式，逐渐侵蚀基督教，扩大无神论的影响力。 虽然苏联共产主义崩溃，但是欧美「大政府」通过对民众进行利益诱惑，从「社会主义」的角度获得了更大的成功，极大改变了欧美社会文化。 <---段分割线（kksk.org）--->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3-12-25 12:43 一个社会文化能否持续，关键在于利益关系能否持续。 当人与人在一起的时候，关键在于利益关系的定位。 每个人生活在社会中，都需要经常思考，自己为什么和其他人在一起、怎么和其他人在一起。 「为什么」指的是，自己与其他人在一起，是利益合作多，还是利益冲突多。 如果自己和其它人在一起是利益合作多，也就是能够让自己的生活越来越好，那么关系就会更加紧密。 其中，个人生存是最大的利益，因此在战场上「同生共死」或「生死相依」、相互托付家庭和孩子的战友，属于关系最紧密的朋友。 当人们相互之间缺乏利益交集的时候，就会相互疏远、漠不关心。反过来，如果利益冲突比合作多，即使开始关系紧密，也会逐渐疏远、或者成为敌人。尤其是在资源匮乏的时候，人们为了生存，往往会为了争抢资源，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这就是「不共戴天」的仇人。 所以，从生存的角度，每个人在利益矛盾并不突出的时候，都需要仔细分辨，谁是自己潜在的朋友（而不是表面上的朋友），也就是真正能够「同生共死」的朋友；更重要的是，更审慎地辨别，谁是自己潜在的敌人。 这时候，个人的信仰以及衍生的「三观」，决定个人辨别敌友的标准，也进而决定个人的利益选择。 比如，按照耶稣基督的教导，夫妻应当合为一体，也就是应该成为最紧密的关系，像一个人一样。 所以，个人在寻找配偶之前，必需从各方面进行考察，对方是否适合自己，是否能够达到相互支持、步调协同的程度。 因为，涉及的利益越大，需要考虑的因素也越多，尤其在信仰和「三观」的考察上也就更需要慎重考虑。 只有这样，在利益上出问题的概率相对较小，人们的关系也能够更加长久。 如果夫妻开始相爱，但是在相处过程中相互伤害，结果也会逐渐疏远、分离，甚至相互之间仇恨。 同样道理，如果在一个社会中，主导文化是互利互惠，这个社会能够发展、繁荣，并且逐渐扩张。 反过来，如果主导文化是相互伤害，整个社会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最终结果只能是分崩离析。 随着技术发展和进步，人们互害的能力也越强，分崩离析的速度也越快。 比如，在古代农业社会，一个相互伤害的社会可以维持上百年到数百年；而在现代社会，相互伤害社会的寿命不会超过100年，结果就分崩离析。 比如，苏联虽然曾经盛极一时，成为世界历史上控制最大版图的国家，但是从1918-1991，也只存活了72年。 利益关系分成不同的梯级，也因此形成不同的文化特点。 在任何有一定规模的社会中，都有主导文化和子文化。 大致上，同的利益关系形成不同的子文化，进而影响相关群体的利益关系和文化。 比如在古代，社会的权贵阶层经常通过联姻的方式，巩固相互之间的利益关系。 他们的联姻直接会影响到国家之间的战争或者媾和，进而影响民众的生活。 对于这些权贵来说，联姻的目的并不是追求利益本身，而是追求保障利益的关系机制。 这种追求利益关系机制稳定的思维，属于权贵或者富裕阶层的思维。 因为，只要合作的利益关系机制稳定，就能够通过更深入的合作，获得更多的利益。 在二战之后，制度经济学开始得到发展和重视，就是对不同利益关系进行分析，总结出很多有用的利益关系原则。 比如，在现代西方国家，由于婚姻法源于基督信仰的「夫妻一体」，因此双方离婚的时候，也会均分两人的财产。 因此，当一方是富豪、而另一方不很富有的情况下，富豪在结婚前就要求对方签订婚前财产协议，以保障自身的利益安全。 通过婚前财产协议，如果碰到离婚，富豪就不需要经历痛苦的财产分割，也不用 让离婚律师们从中狠狠捞一笔钱。 这就是在西方富裕国家，人们通过理性的方式，按照规则进行利益关系交往，并且形成相应的实际利益分配。 与之相对比，在贫穷落后的国家，或者富裕国家的贫困阶层，在相互之间的关系过程中，物质利益导向更显著。 人们为了利益，可以随意打破相互之间的关系。 从细微的方面，人们可以为了较少的利益而导致亲属关系、父母子女关系、甚至夫妻关系破裂；在激烈的时候，人们可以进行暴力措施、或者相互消灭。 在21世纪初，微软公司「如日中天」，比尔盖茨蝉联世界首富十几年。 这时候，正为苹果公司生存而挣扎乔布斯、以及Oracle软件公司的CEO埃里森说起微软和比尔盖茨，都是嗤之以鼻的态度。 因为，他们和微软之间都有竞争关系，而且竞争金额涉及到每年几十亿、上百亿美元。 他们认为，微软不配作为市场中的「霸主」，因此对微软的利润和比尔盖茨的财富表现出不屑的样子。 同时，美国的毒品泛滥，而毒品销售基本由黑帮所控制。 而黑帮在销售毒品的时候，则不能容忍竞争关系。 所以，黑帮人员为了独占某个的地盘，控制每年几十万或者上百万美元的销售额，相互开枪火拼，进行「你死我活」的争斗。 社会财富的多少，关键在于思维起点，进而影响人们的能力。 耶稣基督说：「一个人不能事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玛门（Money，金钱、财利）。」 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耶稣基督给人们提供两个选择：一个是遵照上帝的教导，以「爱人如己」为导向；一个是为了钱而不顾其它。 比如，在街头贩毒的黑帮底层为了钱，不顾其它。即使几百、几千美元的生意被抢，也可能会导致他们杀人。 对于这些毒贩，只有钱才是最重要的。 而他们在遇到竞争对手的时候，随时准备拔枪，试图消灭对方，或者防止被对方所消灭。 反过来，对于比尔盖茨、乔布斯、埃里森这些人，他们相互之间的竞争，涉及到企业每年几十亿、上百亿美元的利润，也涉及到个人数十亿、上百亿美元的市值利益。 而且，虽然乔布斯对比尔盖茨获得财富的方式不屑，他和比尔盖茨仍然保持着亦敌亦友的关系。 反过来，比尔盖茨对乔布斯和埃里森的态度友好，还邀请他们到微软交流讲话。 从财富的角度，比尔盖茨、乔布斯和埃里森这些人属于世界财富的金字塔尖，即使几十亿美元的竞争，对他们来说也只是态度是上的差异，不影响各自的生活状况；而在街头贩毒的黑帮成员则属于社会财富的底层，即使几万美元的竞争，也可能导致有一些人丧命。 如果用金钱衡量，乔布斯为了个人享受而定制的游艇价格上亿美元，够很多黑帮为此付出性命代价。 为什么比尔盖茨和乔布斯等人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很安全的环境下，获得上百亿、甚至数百亿美元的财富；而街头的黑帮成员，即使随时冒着坐牢、或者生命危险，也难以获得财富？ 两者的关键差异在于，金字塔尖的人们从「做事」的角度出发，关注着世界和社会发展变化，并且根据未来的潮流趋势「做事」，并且创造出独特的价值；而底层的人们则缺乏对于世界和社会的思考和认识，只能看到眼前的利益，个人缺乏做事和创造价值的能力，因此关注点主要在「整人」。「整人」的意思是，因为个人缺乏独特的「做事」能力，所以为了保护个人利益而伤害他人。 <---段分割线（kksk.org）--->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3-12-25 12:45 「做事」和「整人」之间的差异，基础在于个人利益诉求和「做事」能力之间的差异。比如，乔布斯第一次领导苹果创造辉煌，然后领导皮克斯创造辉煌，在皮克斯被迪士尼收购后，成为迪斯尼公司最大的个人股东，第二次领导苹果创造更大的辉煌。 尤其是乔布斯第二次领导苹果公司的时候，业界都不看好苹果。戴尔电脑创始人迈克尔戴尔甚至建议解散苹果公司，以保护苹果公司股东的利益。不过，苹果公司持续推出imac，ibook，ipod，iphone，ipad等产品，进行全球市场扩张。 乔布斯去世后的2012财年，苹果公司的年利润超过400亿美元。 人们普遍认为，苹果公司能够「起死回生」，推出一系列独特的产品，赚取超额利润，只有在乔布斯的领导下才能做得到。 所以，人们公认乔布斯具有出众的「做事」能力，普遍赞誉乔布斯的成就。 或者说，「做事」能力出众之后，金钱、名誉、地位等等利益自然随之而来。 同时，很多人则对比尔盖茨评价比较低，因为他们认为比尔盖茨缺乏技术创新能力，也就是「做事」能力弱；而主要是通过抄袭对手、以「价格战」和捆绑垄断打击竞争对手获得发展，也就是部分通过关注「整人」而获得财富。 不过，不论比尔盖茨还是乔布斯，从小就生活在IT技术文化氛围中，天天接触IT的相关信息，从小就开始培养在相关领域做事的能力。 而比尔 盖茨自己还是技术人员，以超前的意识和努力，几乎以「一己之力」建立起电脑软件的国际版权法律系统，让大量软件人员因此而受益。 在市场竞争中，他们通过事业的冒险、持续的努力，和世界上IT领域最聪明的人们进行竞争，最后从和平竞争中「脱颖而出」。对于美国街头的黑帮底层成员，他们缺乏「做事」能力。或者说，这些毒贩从小缺乏比尔盖茨和乔布斯这样的家庭教育环境（父母勤奋敬业）、社会文化环境氛围培养、学校教育支持、个人的不懈努力。他们的智力和思维得不到成长、缺乏「做事」的知识和技能，也就是整体习惯了懒惰，而不能适应持续竞争的环境。 同时，他们渴望赚很多钱，而不是通过勤劳刻苦做事而生活。 所以，他们只能通过「整人」，也就是通过「杀人」，同时随时可能「被杀」，垄断某个地方的毒品生意，通过「垄断」而不是和平竞争而赚钱。 在世界历史上，「做事」的获利机会并不大。 利益竞争就像「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大多数「做事」的人也想着创造财富，他们想的是像比尔盖茨、乔布斯这些「富人」一样，通过自己企业进行发明创造，获得财富利益和社会地位。 但是，在世界历史中，通过做事而「发财致富」的人并不多，主要出现在基督教文化的社会中，尤其是工业革命之后的欧美国家。 在更多的时候和世界上的多数地区，主要是「整人」的人们获得主要的财富。 大致上，「整人」的人通过「整人」的方式，把「做事」的人创造的价值弄到自己的手里，自己也就能够致富。 比如，「整人」的人们看到比尔盖茨和乔布斯这些富人很有钱，可以通过「整」这些富人致富。 比如，绑架他们的一个孩子，要求支付10亿美元的赎金；或者，可以通过盗版微软的软件，以低价进行销售获利。 比如，微软软件的年利润为150亿美元，他们通过销售盗版软件的方式，获得15亿美元的年利润也很可观。打个比方，「做事」的人就像在种果树，经过长时间的培育，最后结出果实。 这个过程很漫长，而且很辛苦，然后才能享受果实的好处。 「整人」的人们则不用这样辛苦，整人的人们想的是，等这些果树结了果实之后，将果实弄到自己手里，享受果实的好处。 而且，「做事」的人们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事情」上，在「为人处世」上往往能力比较差，因此很容易让「整人」的人钻空子。 尤其从思维出发点上，「做事者」更多地考虑与人进行「利益合作」，因为一个人能力再强，也不能自己把一件事完全做好。 因此，「做事者」考虑的是诚信、忍让、勤奋敬业等因素，希望人们能够共同把事情做好。 这种思维模式可以说是「爱邻如己」的思维；也可以从经济角度出发，叫做「工业思维」。 而「整人者」则有时间动脑筋，抓住「做事者」的思维特点，通过「坑蒙拐骗偷」或者「威逼利诱」的方式，把利益从「做事」的人弄到自己手里。 因为，诚信的人和骗子在一起，总是骗子占便宜，诚信的人吃亏。 骗子骗过之后，只需要离开，到新的地方行骗，就可以骗其他诚信的人。 简言之，「整人者」比「做事者」更关注利益，不考虑维护相互的合作关系，所以更清楚如何从「做事者」身上弄到好处，也就是在利益上获得优势。 不同的人适合不同的社会，也由不同的社会所塑造。 在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可以分为利益对等关系和奴役关系。 不同的利益关系形成人们不同的利益思维，也决定人们的不同选择，进而决定社会中的主流思想，再变成各种显性的文化成果。 在利益对等社会中，人们的利益关系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网络。 在这个网络中，关于个人的信息可以获得较为充分的流动。 比如，当某个「整人者」在某地「坑蒙拐骗偷」之后，搬到其它地方，试图进行新的行为。 这时候，如果新的地方因为利益对等关系的特点，对新来者保持警惕的状态，「整人者」就很难获取人们的信任，也难以进行「坑蒙拐骗偷」的行为。 在这样的背景下，「做事者」则更有利益前景。 因为，在利益对等文化环境中，人们必须「自食其力」，或者说「不劳动者不得食」。因此，人们必须通过「做事」，以自身能力和价值贡献来获得相应的财富。 在这样的环境下，「整人者」因为自身做事、创造价值的能力弱，因此难以接触到高利益阶层，因此难以获得高额利益。 如果利益对等社会的信息非常发达，发现这个「整人者」过去的劣迹，没人和这个「整人者」合作，他就会在生活上陷入困境。 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少「整人者」成为贩毒黑帮的底层成员，只能在黑暗中生存，风险巨大，但收益并不很高。 比如在美国，虽然枪支泛滥，但是很少有「富人」的子女遭到绑架，黑帮也很少通过盗版赚钱。 为什么黑帮不采取「绑票」和盗版这些「无本万利」的方式，而选择贩毒这样辛苦危险的方式赚钱？ 原因很简单，从治安的角度，美国社会具有完善的利益对等型武力保障体系，或者叫做「暴力对等」机制。 首先，普通美国民众的手里有枪。还有强大的社会自助系统，以及强大的国家机器。 即使在严厉审查枪支的民主党州，富人也可以比较容易地获得枪支。 而且，「做事者」由于其做事的特点，因此在练习射击的时候也保障射击质量。 再加上「做事者」很容易组织起来，形成精干高效的民兵队伍。 通过「暴力」对等，社会民众和黑帮之间形成关系对等的状态，或者说「做事者」和「整人者」形成对等。 <---段分割线（kksk.org）--->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3-12-25 12:46 在「暴力对等」的环境下，社会保持利益关系对等的基础格局。 从整体利益的角度，黑帮必须遵从社会的普遍规则，与普通的社会民众进行自愿的利益交往。 所谓「自愿」的意思是，黑帮不得强迫普通民众与自己进行利益交往，也就是不主动与社会普通民众进行利益关系；对于愿意和自己进行接触的民众，也保持「诚信、忍让」的利益关系。 比如，黑帮很少对住宅或者个人进行抢劫、绑架等行为，只卖毒品给自愿购买的人，而不强卖毒品。另外，不在学校附近向孩子推销毒品等等。 如果普通民众吸毒、买毒品，黑帮也明码标价，不随意乱涨价。 通过这样的方式，黑帮和社会民众保持平行关系，双方互不干涉。 打击毒品犯罪是政府的行为，民众并不积极参与；同时，对于黑帮之间争夺地盘，进行的自相残杀的行为，社会民众也采取默认的态度。 人们只是避免到黑帮火拼发生频率高的地区，避免自己被误伤。 另外，黑帮火拼的残杀事件很少破案，因为警察虽然知道参与者，但是并不努力去诉诸法律。 黑帮不无故扰民、与社会进行「自愿交易」的原则，符合自身的利益。 比如，在枪支管理宽松的地区，如果有的小偷入室偷盗，经常会碰到居民正好在家、或者邻居发现盗窃的情况。 居民或者邻居可以开枪，进行防卫行动。 这种居民自助和互助的状况，属于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所说的「组织良好的民兵」的行动范围。 如果黑帮为了利益而无故扰民、随意打乱普通民众的生活，威胁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持枪的民众就会组织起来，主动清除这些黑帮。 黑帮考虑到自己的利益，考虑到让自己能够生存下去，也就尽可能「低调」。在共产主义中国，当政府需要强行征地，就会雇佣数十个黑帮人员，拿着刀棍等器具，将拒绝被强拆的居民赶走。这种情况不可能在美国出现，因为一个训练有素的家庭，就可以使用家里的多件武器，全部消灭这数十个黑帮。 所以，黑帮们老老实实地在街头卖毒品，而不是到处扰民。 当然，如果某些黑帮敢对富人绑票要钱，富人就会雇佣退役的精英部队成员组成一个小型军队，进行残酷的报复。 所以，有组织的黑帮基本只在内部进行「整人」的措施，同时和外部社会进行平等交易。 在利益对等社会中，尤其防范「流民」。 即使在「整人者」的人群中，「整人」的思维角度和程度也不同。 其中，大多数「整人者」缺乏直接整人和杀人的胆量，所以主要的行为表现在「坑蒙拐骗偷」；而少数人则极为冷酷无情，为了自己的利益，亲自进行杀人；而更少数的人则随意杀人，甚至「六亲不认」。 在「整人者」中，敢于亲自杀人的人组织起黑帮，以暴力对待他人，获取自己的利益。 而「六亲不认」的人则往往属于「流民」，这些人无牵无挂、无家无业。 他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因此随时可能为了利益，打破任何社会的底线。 比如，在美国社会中，人们总在强调孩子无罪，致力于保护孩子。 如果绑票的人胆敢绑架孩子要钱，更会成为整个社会的公敌。 不仅社会上的普通民众会积极行动起来，黑帮也会行动起来，共同帮助寻找孩子。在这样的情况下，绑票者会完全处于孤立状态，很容易被发现踪迹。因为，如果黑帮参与绑架孩子，就意味着自己也成为社会公敌，会被社会所消灭。 出于自身的利益，黑帮可能首先动手，让这些绑孩子的组织成员死的很惨。 而且，美国的黑帮成员也是社会中的固定居民，自己也有家庭和孩子。 不论这些黑帮相互之间如何争夺地盘，都以个人为主，而尽量不涉及家庭和孩子。 所以，这些人即使从事黑社会活动，也都遵循基本的行为底线。 比如在电影《教父》中，人们强调的「business is business」，就是黑帮们互相提醒的底线，不要涉及到私人感情。 但是，「流民」或者「独狼」式的人，则对这些底线毫无顾忌。 他们自己没有被要挟的东西，因此可以随意对他人进行要挟。 因此，黑帮也非常警惕和排斥「流民」或者「独狼」式的匪徒，防止让这些人发展做大，威胁到整个黑帮的环境。 因此，「六亲不认」的人最多做杀手，即使能够杀人，也只是个体作案，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有限，动摇不了社会的根基。 而且，社会上还有一些人在专门分析和追踪这些「独狼」式的罪犯，随时准备逮捕或者消灭这罪犯。 所以，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整人」的人们发展空间较小，而「六亲不认」的「罪犯」的发展空间更小，也就是收益更低、风险更大。 所以，在利益对等社会中，社会表现出高知识化、个人武力化等特点，这些特点和「做事」的人获得利益相辅相成， 不过，「整人者」也在挖空心思。 对于「整人者」，能够眼看着「做事者」赚大钱，自己却冒着很大风险才赚小钱吗？ 但是，又不能直接威胁「做事者」的利益，以免导致「做事者」的反击。 这时候，「整人者」怎么办？ 方法很简单，就是投靠世界上被普遍认可的强大黑帮，黑帮的名字叫做「国家」。 当然，由于「国家」的正规组织和相关的法律条文，因此不能完全叫做「黑帮」，而应该叫做「帮派」。 进入19世纪之后，随着德国军国主义的兴起，现代国家的概念基本被固定下来；而且，在二战之后，随着欧亚非殖民地脱离欧洲宗主国，各国的版图基本被固定下来。 人们按照地域的划分，从属于不同的国家。 比如，父母都是美国人、或者出生在美国境内的人，都可以成为美国人。 「美国人」的概念是，个人从属于世界上经济和军事最强大的帮派「美国」。 根据「美国」的指令，美国人可以进入一些国家，或者不可以与某些国家打交道。 在最初建立的时候，「美利坚合众国」的意思是，美国虽然作为一个国家整体，各州（邦国）拥有更强的自主权。 因为，美国开国先贤们在设计的时候，就试图防止国家的权力大于各州的权力。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USA作为国家，已经在权力上远远大于各州的权力，也就是「州」的力量在持续被侵蚀。更重要的是，在美国建国初期，虽然当时美国社会以基督教的组织形式为主，但是美国采取「政教分离」的运营模式，也就是「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逐渐走向「政教合一」的模式。 这种「政教合一」并不是基督教的首领也是美国国家首领，而是国家开始自己创造新的宗教模式。 这个宗教模式可以叫做「多元文化」，宣扬「普世价值」，比如「公平正义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等概念。 「国家」不用生产产品，但是可以通过收税、借债和印钞，获得最大的利益收入；国家制定各种规章制度，国家自己可以不执行，但是民众必须执行，否则国家可以用暴力对民众采取措施；国家可以给民众各种承诺，同时可以随时收回这些承诺，或者直接忽视这些承诺；当国家犯错，为自己的错误付钱的时候，买单的并不是国家，而是国家中的民众。 当国家足够强大之后，已经不用和社会民众继续保持对等关系，而是可以「高高在上」，享受着民众的纳税钱，反过来压制民众的力量。 国家这种不需要「做事」、不需要生产产品、不需要遵守承诺的「优势」，成为各种「整人者」最好的发展平台。 <---段分割线（kksk.org）--->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3-12-26 13:56 每个国家都把自己装扮成「正义」的化身，要把社会变得「更好」。 国家就要采取各种措施，表现出自己的「政绩」，让国民为加入自己这个「帮派」而自豪。 比如，苏联、中国、朝鲜、越南、缅甸等国家，都是致力于建设「人间天堂」，也就是具有最美好的理想。 而且，这些国家还扮演着「最正义」的形象，比如中国对内部民众宣传，要准备着解放世界上「四分之三」在资本主义国家「水深火热」之中受苦的民众。 同时，欧美等社会主义国家则强调「正义、公正、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等「普世价值」。 但是在1971年，美国支持共产主义中国进入联合国，并且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时候，这些价值似乎都被放到一边。 更重要的是，如果将「普世价值」应用在社会中，就会发现美国社会的关键问题。 比如，比尔 盖茨和乔布斯等等人们都获得巨额的财富，这些「富人」和他们的孩子拥有的私人飞机、豪华游艇、豪宅、女人等等各种利益好处。 同时，在街头贩毒的黑帮底层成员只有在街头卖命才获得可怜的收入，也就是只能做「穷人」。 或者说，「穷人」和「富人」形成尖锐的对立：这些「富人」企业家们在安全的环境中，轻松地就能赚大钱；而底层毒贩的「穷人」即使冒着生命危险，也赚不到多少钱。 难道每个人不是平等的吗？生命的价值不是同等的吗？难道「做事」能力高的人就应该获得很高的利益，同时这些只会「整人」的黑帮底层就应该生活在底层吗？ 为什么有的人可以轻松赚大钱，有的人每天冒着生命危险才能赚点小钱？ 更重要的是，美国的「传统白人男性」（以盎格鲁撒克逊人为代表，美国「做事」人群的主力）掌控着社会中的主要财富，生活也更优越。 这种情况难道不是违反「普世价值」、不是种族歧视的主要表现吗？ 尤其在美国，公司CEO和普通员工的收入差异越来越大，这种明显违反了「平等、公平、正义」等「普世价值」。 因此，国家就要通过各种宣传号召，让社会反对「富人」。 或者说，强调「富人」在竞争中的「不道德」行为，也就是富人们的「坏」。 因为，只有让社会认为，「富人」们是坏的，「穷人」是被压迫的，就可以凸显国家为「穷人」服务，站在「穷人」的一边，为「穷人」伸张正义。 通过操控国家，「整人者」有效地打破利益对等模式。 在共产主义国家，国家强调社会的残酷和「富人」的坏，并且鼓励「穷人」们行动起来，消灭「富人」。而在欧美国家，「消灭富人」的社会条件还不成熟，因此国家则采取更「温和」的手段，比如对富人收更多的税。 当然，在国家收税的时候，并不是真的对「富人」收税，而更多的是对「做事」的民众收税。 因为，真的富人拥有法律顾问和财务顾问，可以合法避开很多税收。 同时，专注于「做事」的中产阶级，没有时间、金钱和手段去考虑逃税的问题，因此只能交越来越多的税。 当税收交到国家的时候，国家又可以花更多的钱，把钱交给支持自己的大企业、大金融机构、以及「穷人」等等。 另外，法律界、经济界、新闻界、教育界、医疗界（包括所谓的心理治疗）、工会等等行业或者组织都支持国家的发展壮大，并且从国家的利益支持中分「一杯羹」。 比如，不论美国的政府机构，还是大学和医疗机构等「非营利组织」，在过去数十年都获得空前的发展。 德鲁克曾经预测，因为「知识经济」的发展，传统的大学将纷纷消失。 但是，他没有想到，美国国家的发展壮大，让这些大学得到了空前发展。 在美国，「做事」的中小企业、中小金融机构、和勤奋工作的民众越来越少，美国勤奋敬业的文化快速消退；同时，上述「整人」的行业和人群持续发展壮大，超前消费、奢侈享受的文化遍布整个社会。 比如，在美国的国家贷款政策支持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通过「学生贷款」，承担高额负债，进入大学学习。 因为学生的钱「多」了，所以各大学可以大幅提高学费。 一个「终身教授」一周上几节课，就可以每年赚一二十万美元的年薪。 而且，大多数「终身教授」教授的并不是「做事」的知识，而是「整人」的知识。 在二战前后，美国最聪明的学生学习理学（science）和工程（engineering）等学科；到了21世纪初，美国最聪明的理工科学生则纷纷涌向金融行业，尤其是「金融工程（financial engineering）」。 这种「金融工程」实际上等于概念嫁接，以「做事」的方式「整人」，让「整人」的事业更高效。 同时，美国大量从亚洲和前苏联东欧国家「进口」工程技术人员，支持美国「做事」行业的运转。 而美国的精英群体从理工科的「做事」为主导，向金融的「整人」为主导的转变，反映出整个社会文化的巨大转变。 从价值的角度，大学自身并不创造财富，而只是依赖「做事」的企业和民众而生存。 而「做事」的企业和民众并不需要大规模的大学，而需要多层次的教育系统。 因此，这些机构自然会支持「国家」，通过为「国家」服务而获得发展。 比如，像马萨诸塞州（又称麻省）这样高校密集的州，包括哈佛和麻省理工两所世界知名高校，属于强烈支持「大政府」的民主党州。 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信息，2001-2009年，麻省的私营雇员数减少了4.9%，而高科技产业的雇员数则减少了14.8%，反映出「做事」的产业在减少。 同时，麻省的大学经济还在持续增长，也就是不再通过支持私营经济发展，而是在国家的支持下，通过金融、大学本身、医疗等「服务业」的发展。 这种发展不是真正的社会发展，不是创造性的发展，而是通过消耗社会财富、阻碍社会的未来发展而实现。 <---段分割线（kksk.org）--->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3-12-26 13:57 随着国家力量的日益强大，社会内部开始形成尖锐的利益对立。在号称「自由民主」的美国，联邦政府代表的国家利益集团，国家利益集团主要由联邦政府、美联储、大型金融机构、大跨国公司等经济体组成；同时，各州和郡县则代表地方社会利益集团，同时包括中小企业、中小金融机构等等。 随着国家利益集团的日益强大，国家力量与地方社会力量开始形成尖锐的利益对立。 「经济」作为利益的集中体现，表现出利益的对立特点。 从国家的角度，「经济」以GDP为代表，也就是以钞票为衡量手段；而从地方经济的角度，「经济」则意味着地方民众的生活水平，包括物价、就业和工资水平。 在国家的支持下，GDP增长为导向的「经济」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概念。 尤其在奥巴马上台之后，国家公布就业数字的时候，故意混淆full-time和part-time之间的区别，让整体的数字显得好看。 而且，在奥巴马竞选连任的时候，政府公布的就业数字还进行造假。 另外，在GDP增长的背后，是美国政府负债、房屋贷款、学生教育贷款、医疗费用和债务等各种负债大规模增加。 同时，在扣除真实通胀数字之后，实际国民工资水平持续下降。 为了「刺激经济」，美国还容忍、甚至支持更多的非法移民进入美国，并且通过大赦让这些非法移民获得美国的身份。 因为，对于国家来说，人口越多意味着经济规模越大，GDP数字越好看，能够获得的税收也越高。 不过，对于地区的民众来说，大量非法移民争抢各种工作机会、争夺各种资源，导致社会资源更加紧缺，也就是民众平均生活水平持续下降。 或者说，国家将美国社会创造的资源贱卖给大量非法移民，以此获得「经济增长」。 而从社会的角度，美国政府成为美国社会的「内奸」，通过损害美国民众的利益而实现「国家」的利益。 当然，依附「国家」的关键利益集团，包括大企业集团、金融集团、新闻媒体、各个大学，都从「国家」的角度出发，来支持国家决策。 在两大集团的利益对立中，美国的主要大学都站在国家一边。 在美国公立中小学禁止「宗教」进入学校后，实际上也就是隔断美国的基督教传统后，公立中小学教育质量持续下降，也就是迅速垃圾化。 与此同时，美国的大学也在世俗化，也就举起反基督教的大旗。 同时，各主要大学的「社会科学」教授们，持续给学生灌输「大政府」的思想，让学生们对「富人」充满敌视。 从经济学课程安排上，美国大学的经济学课程的主要内容是「凯恩斯主义」，同时基本忽略「奥地利学派」。 凯恩斯主义强调国家对于社会的控制，通过国家规划和印钞来掌控国家经济，而凯恩斯主义也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的主要政策工具。 与之相对吧，「奥地利学派」的根本是反对国家控制社会、反对大政府、尤其反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尖锐地指出「走向奴役之路」的各种问题。 而各个大学奉行凯恩斯主义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支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奴役制度，对于大学具有直接的利益好处。 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这种好处表现的更加明显。 国际金融危机后，大量企业倒闭或者「瘦身」，而受到最显著冲击的是高学历、高职位、高收入阶层。 这些人收入高、消费高、负债高，失去工作的结果是生活直接陷入困境。 而这些人是大学的主要支持者，其消费和捐款决定大学的生存状况。 另外，金融危机的结果是，绝大多数大学毕业生都找不到工作，反映出大学教育的关键缺陷。 而且，各大学有很多投资基金，金融危机让这些大学的投资损失惨重。 三者两者相加意味着，很多大学都要倒闭；剩下不倒闭的大学，也只能断臂求生。 因此，各大学支持救市，支持大规模的qe印钞。 更重要的是，国家以学生贷款的方式支持年轻人上大学。 而在贷款支持下，大学也就敢于持续提高学费，让大学生们在上大学的时候就背负巨额债务。 而各大学对学生收取高昂学费之后，给学生们进行洗脑，引导学生们支持国家。 这样的结果是，在近年毕业的美国大学生中，「社会学」类的学生们很难找到工作。 因为，这些学生本身缺乏「做事」的技能，又满脑子「普世价值」的观念，想着自己能够改变世界。 当这些学生毕业后，如果无法进入政府、大企业和大金融机构，就很难找到其它工作。 而这些借了大量学生贷款、找不到正经工作的学生们，只能成为社会中的「失败者（losers）」。 而且，当他们找不到工作的时候，已经失去对于社会的思考能力，认为「富人」阶层导致自己的困境，对「富人」更加愤恨，更希望「国家」出面，解决自己的问题。 21世纪美国大学的做法，其实是20世纪中国无神论大学场景的重演。 在文化传播上，无神论大学和新闻媒体是支持「国家主义」及其「大政府」的主力，引导整个国家走向「奴役之路」。 美国大学以「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为口号，支持国家力量、支持「大政府」的行为，以此获得自身的利益，丝毫不新鲜。 而美国大学的各种口号和手段，在中国的将近1个世纪之前，早已经进行过表演。在美国大学中，无神论知识分子们以「高人一等」的姿态，以「拯救」社会的口号，推动美国社会「走向奴役之路」，也是中国历史的翻版。 在奥巴马连任之后，美国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尤其是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 其中，民主党最为骄傲的是，美国主要的大学集中在民主党州。 而且，大学越集中、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民主党的力量越强大。 例如，不论麻省还是加州，都是名校云集和经济发达的州，也是民主党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州。 根据学历的高低，民主党州嘲笑共和党州，认为共和党都是教育落后的州、由学历低下的人群组成。 不过，如果从另外一个指标进行衡量，就会发现另外一个特点。 在社会互助和慈善指数上，麻省作为高学历、高收入的州，是美国最冷漠、慈善互助最差的州之一。 与之相对比，中部的基督教/共和党保守州，是慈善互助指数最高的州。 如果将高知识、高学历（往往也意味着高智商）与自私冷漠相结合，会形成什么样的结果？ 很简单，这些高知识人群可以为了自己的个人私利，危害到整个社会的整体利益。 当这些人进入大企业管理层、金融机构以及政府领导层之后，可以毫不犹豫地采取相应的危害整个社会的行动。 另外，这些大学为了金钱，还加强「国际业务」的拓展。 其中，哈佛大学在21世纪初已经成为中共高官子女的半公开培训基地，为中共统治培养下一代接班人。 哈佛还为中共现任官员提供学习班，支持这些官员提高统治技巧，也就是更强有力地控制中国社会。 而薄瓜瓜在英国期间生活奢靡，也在牛津大学的本科学习过程中，因为成绩差而被牛津大学勒令休学，进而被劝退。 但是，薄瓜瓜很快被哈佛大学肯尼迪公共管理学院录取为硕士，并且顺利毕业。 不论薄瓜瓜的录取还是毕业问题，哈佛大学都强调，他们在培养未来的「精英领袖」。在2013年7月，薄瓜瓜被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录取。 而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薄瓜瓜希望自己生活在清末，要乱世出英豪。 可以说，当美国的大学系统为了利益而腐化败坏之后，美国自然也在走向「奴役之路」。 而美国知名大学的这些行为，只不过是走将近1个世纪之前的中国无神论大学的老路。 <---段分割线（kksk.org）--->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3-12-26 13:58 在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无神论知识分子（更确切应该叫「文人」）开始以社会「拯救者」自居，决定「拯救」整个中国。 无神论知识分子们从西方人对中国的评价、以及日本明治维新的过程受到启发，开始对中国的国民性进行批判。 梁启超从福泽渝吉对日本国民性批判进行总结，「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特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斯实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也。」 而胡适则强调：「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梁启超和胡适代表了当时的「知识分子」阶层，看到社会民众素质低下，希望迫切改变中国国民性的「积弊」问题。 除了留日学生创办的报刊外，《新青年》成为这种思想潮流的代表刊物。 《新青年》（最初为《青年杂志》）在1915年创刊，由陈独秀开始并主编。 在陈独秀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后，《新青年》也在北京编辑，受到多位富有影响的知识分子的支持投稿，成为具有影响力的「中央刊物」。 《新青年》强调民主（「德先生」，Democracy）和科学（「赛先生」，Science），致力于推动中国的进步。 随后，知识分子们又将汉语文字看作弊端，支持中国的「皇帝」传统。 于是，众多知识分子倡导「白话文」运动，并且设想从「白话文」过渡到类似于西方字母文字的语言系统。 在胡适提出《文学改良刍议》之后，陈独秀又发表《文学革命论》进行回应，胡适再回应《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推动废止旧文学（死文学）、提倡新文学（活文学），废除文言文、推动白话文。 从文字开始的「新文化运动」，逐渐进入思想领域，开始了新的方向。 「新文化」运动的关键起点在于，知识分子们「高人一等」的态度。 知识分子们自认为自己有知识、更有智慧，而民众则愚昧无知，所以要进行「开启民智」的工作。 1935年12月，蔡元培、鲁迅、郭沫若、茅盾等688人提出《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指出：「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我们必须教育大众，组织起来解决困难。但这教育大众的工作，开始就遇着一个绝大难关。这个难关就是方块汉字，方块汉字难认、难识、难学……」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中国知识分子们认为自己掌握了正确方向，因此自己理所当然地作为社会「领袖」，对民众进行「教育」和「组织」。 只不过，因为文字的问题，民众的智力无法得到提升。 其中，蔡元培作为北大校长，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学方针，让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思想发起地。 在大学里，老师和学生思想活跃，以「高人一等」的思维起点，「俯视」着还在愚昧落后之中的中国民众。 另外，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以「尊尊教诲」的方式，引导青年的思想。 从「高人一等」的角度出发，知识分子们通过「新文化运动」试图达到两个目的：一是「改造民众思想」，二是教育「青年」。 问题在于，知识分子们自己也弄不清楚，到底应该朝着哪个方向「改造」民众思想。 于是，这些知识分子开始分成两派：一派是全面学习西方思想文化，按照西方思想改造中国社会，胡适是其中的主要代表；另一派是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学习苏联的经验，推动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其中，李大钊号称是中国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 1918年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5卷5号上发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和《庶民的胜利》两篇文章，赞扬十月革命。1919年5月，李大钊再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在中国第一次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 到从1920年开始，《新青年》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公开出版的机关刊物。 《新青年》的立场转变，标志着共产主义开始在中国「登台亮相」，并且引发中国文化的大规模转型。 如果从「做事」与「整人」的对比角度，就可以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 从1915年「新文化运动」开始，到1935年《推行新文字的意见》，其中经历了20年。 而根据《意见》的措辞反映，「新文化运动」在民众中并没有推行开来，而是基本失败。 或者说，虽然知识分子们在大学里非常活跃，但是并没有真正影响到民众，更没有达到「改造民众思想」的目的。 也就是说，大学的知识分子们实际上跟社会脱节，主要在「自娱自乐」。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原因很简单，知识分子们的思维模式都是「整人」，而不是「做事」。 「高人一等」的姿态本身就是想用「空对空」的思想来「教育」别人，而不是分析实际问题、解决实际问题。 这些知识分子在大学里，每月赚着200、300块大洋的高薪，让他们「屈尊俯就」到民众中进行实际调查、并且解决问题，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而民众则想着「做事」，希望真正「做事」的人到自己中间，引导自己更好地做事，让自己的生活好起来。 所以，民众在没有看到知识分子真正「做事」之前，不接受知识分子们对自己的「思想改造」。 不过，从另外一个方面，这些知识分子对于「教育青年」起到了重大作用。 青年人出于对这些大学和「大师」的崇拜，满腔热情地接受「大师」们的各种言论。 在知识分子们的引导下，青年们对现存的问题和弊端充满反感，对于未来的美好前景充满热诚，因此他们希望自己能够贡献一份力量，改变中国的现状，让中国成为强国。1919年，胡适刊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专门强调解决具体问题进行，也就是「做事」。 但是，青年的特点就是更喜欢谈主义，更喜欢「空对空」的概念，所以胡适的言论并没有起到明显的作用。 而胡适自己「研究问题」的时候，也没有明确引导学生们的研究方向。 与之相对比，在「教育学生」的问题上，共产主义具有更敏锐的洞察力。 因为，共产主义从第一天开始，就不是研究如何「做事」，而是研究如何「整人」。 随着共产主义开始在大学中传播，得到青年学生们的强烈反响和共鸣。 而且，由于北京作为中国文化中心的作用，共产主义得以在全国传播，引起全国青年的热切向往。 可以说，在「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宗旨下，北京大学成为共产主义统治中国的文化「孵化器」。 一个推崇「自由」的学府，孕育了极权奴隶制的文化基础。 <---段分割线（kksk.org）--->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3-12-26 13:58 另外，北大同样「造就」了毛泽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历史。 如果研究毛泽东的历史，就会发现毛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希望自己能够「出人头地」。 当一个人对自己期望很高的时候，就会变得非常「自负」。 但是，当毛从湖南小山村到北京首都后，他的实际境遇又让他充满「自卑」。 因为他既没有拿得出手的学识，也没有英俊的相貌，甚至说话都让别人难懂，也就是让别人感觉到「一无是处」。 当一个人对于未来的「自负」，与基于现实的「自卑」结合起来，就形成极为敏感和极端的性格。 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打杂的时候，北大应该以宽容的文化态度对待毛，让他能够逐渐减少「自卑」，更踏实地做事和学习，同时也就减少「自负」，能够更踏实地学习和做事。 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受到这样的人文关怀，而是实实在在受到了虐待。 毛泽东在延安的时候，对《西行漫记》的作者斯诺说他当时的情况：「由于我的职位低下，（北大）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 不过在这里，毛泽东没有说北大的人们怎么没有把毛「当人看待」。 而根据相关记载，这里有一个让毛觉得屈辱到无法说出口的事情：一次他把傅斯年要借的一本书搞错了，两个人因此口角起来，傅随后打了毛一个耳光。 从后来周围人的叙述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的时候，做事不认真、写字潦草难认、说话别人听不懂，所以人们不愿与之交往。 不过，北大既倡导「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又强调「民主和科学」。 兼容并包的意思是，起码从文化上，应该包容像毛泽东这样从小地方来的人；即使不包容，起码人们在态度也应该相对温和，而不是像毛泽东说的「大多数不把我当人看待」。 另外，在北大学生领袖中，傅斯年扇毛泽东耳光，李大钊介绍张国焘和毛泽东认识时，张国焘对毛泽东的不屑，都与北大倡导「民主」和「自由」格格不入。 可以说，北大的师生们不是把这些概念当做真正的信条，约束自己的言行，而是便于自己用来「整人」，获得自己在社会中的优势。 而北大师生对毛泽东的态度，在心理上对毛形成极大的打击。 本来，毛希望在北大这个「圣地」，能够认识更多的人，思想和能力得到发展。 但实际上，毛得到的是屈辱，也加剧了毛偏激的性格，并且让毛对知识分子产生「刻骨仇恨」。 后来，毛泽东拿着章士钊给的两万块大洋，支持中国共产党的起家，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 <---段分割线（kksk.org）--->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3-12-27 14:15 在民国时期，无神论知识分子普遍以权钱为导向，而「捷径」就是通过整人而获得。 如果从「做事」的角度，基本找不出来这些知识分子有什么成就。 在当时的社会中，与无神论知识分子差异显著的，有两种知识分子：一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旧时代」的知识分子，他们在经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民国的大规模变化之后，时刻关注当时的时局动向，也一直在思考和探讨中国的未来方向。 虽然他们不知道什么方向更好，但是明确什么更坏。 而梁启超看到北伐战争对地方社会经济文化的摧毁作用后，对孙中山提出尖锐的据实批判。 按道理，梁启超作为旧时代知识分子，应该在民国时期的文化中具有显著的一席之地。 二是基督徒知识分子中，包括当时世界一流的教会大学、各地的教会学校、各教区的传教士，另外还有像晏阳初这样的社会教育推广者，在各个地区推广教育，实实在在推动社会发展。 与这两类知识分子相对比，民国时期的无神论知识分子，除了嫖娼和写一些不咸不淡的文章，对社会的实际作用很小。 而他们「做事」不行，就把精力放在「整人」上。 一方面，他们拿着北洋军阀和民国政府给的钱，相互之间吹捧，塑造对社会毫无意义的「民主和自由」等概念。同时在私生活中，言传身教引导学生赌博嫖娼。 在对于社会的方向上，他们在社会中支持共产主义，同时反对北洋政府和民国政府。 他们为什么这样做？ 从利益的角度，很简单。 他们既然没有真才实学、没有帮助社会实现发展的「做事」能力；那么就要进行整人「折腾」，在折腾中争夺话语权，以此强化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 具体地说，就是「号召」社会民众，而自己在「号召」中实现「领导地位」。当他们掌控社会「话语权」之后，一方面强化自己的优势地位，一方面打压其他知识分子群体。 例如，梁启超一直是这些知识分子的「眼中钉」，但是碍于梁启超是「本土」文人，而且根据确凿的证据发表言论，无神论知识分子们哑口无言。 因此，知识分子们刻意淡化梁启超在民国文化史中的地位，就当梁启超不存在，逐渐让年轻人忘记梁启超。 对于基督教学校、教士和社会教育者，无神论知识分子以「国家和民族」为口号，采取反对基督教，反对基督教学校，引导基督教学校的学生反对基督教等方式，削弱基督教的文化影响，强化自己对于社会的影响能力。 「整人」的主要目的是，在自己没有贡献的情况下，能够让自己获得更大的利益。无神论知识分子读书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探寻真理，而是要赚到钱。 这种情况，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儒家强调的「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翻版。 但是，知识分子们没有自我获得利益的能力，只能依靠其他人给自己利益。 在这样的情况下，谁对知识分子们的利益承诺最大，知识分子们就更支持谁。 北洋军阀时期，各军阀对于知识分子都给予大量的金钱支持。而在北伐结束后，蒋中正对知识分子们很尊重、给知识分子们大量的金钱。 但是，知识分子不论对北洋军阀、还是对蒋中正，都采取敌视的态度，想方设法搞垮北洋军阀和蒋中正。为什么会这样？ 很简单，北洋军阀和蒋中正都基本不用大学里的知识分子做事，让知识分子们在学校里教好学生，也就是让知识分子自己折腾。 而这些知识分子无法获得社会权力，也就无法做「清知府」这样的官员，因此难以获得「十万雪花银」的利益。 而这些知识分子本身又有「远大的抱负」，希望自己能够在社会中获得权力。 在这个时候，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看到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推崇」，尤其是各种高官厚禄的许诺，因此纷纷投靠共产党。 知识分子们不知道共产党进行残忍屠杀，并且完全极权？ 这些人都不是傻瓜，很清楚共产党怎么回事，知道共产党做了什么。 但是，因为共产党许诺他们更大的利益，所以他们支持共产党。 当胡适说服蒋中正派专机接北京的各知名知识分子到台湾时，吴晗则动员知识分子留下来，等待迎接共产党。 而两方争夺的结果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相应了吴晗的号召。 而吴晗动员自己老师胡适的时候，已经不是以师生的态度说话，而是说「我们」共产党要优待胡适，给胡适北京图书馆馆长的职位，希望胡适留下来。 这种为了利益，可以随时割断师生关系的态度，反映出当时知识分子阶层的思维状况。 而胡适作为所谓的「教育家」，教育的结果是：儿子胡思杜为了利益留在北京，然后发表声明批判自己；得意门生吴晗为了利益早早投靠共产党，结果与自己决裂。 这时候关键问题出现了，胡适作为当时北大教师的领袖、后来的北大校长，到底取得了什么样的教育成果？ 如果从利益角度挖掘真相，事情就会变得非常丑陋。 在中共的历史上，有「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说，陈独秀和李大钊是中国建立的两个主要人物。 其中，陈独秀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人、早期的共产党总书记。 而实际上，李大钊的地位更加重要，权力也相对更大。 在国民党一大上，李大钊就公开承认，自己是「第三国际（共产国际）的共产党员」，而且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理人。 实际上，共产国际是苏联的间谍情报机构，所以李大钊代表苏联共产主义的利益，在中国进行间谍活动。 张作霖在袭击苏联大使馆，查抄苏联文件后，翻译编成《苏联阴谋文证汇编》。 因为查抄后不久，张作霖即被炸死，翻译人员少，时间有限，因此主要翻译了 「军事秘密之侦探」和「苏俄在华所用经费」两项。 其中包括：「（一）苏俄政府寄驻华武官训令：兹特附送国际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全体大会通过之关于中国问题议决案，并将根据该项议决案所拟定之训令寄发，仰卽遵照办理可也 ……⑤必须设定一切方法，激动国民群众，排斥外国人。为达到此种目的起见，必须设法获得各国对于国民群众之适用武力战斗。为引起各国之干涉，应贯彻到底，不惜任何方法，甚至抢掠及多数惨杀，亦可实行。遇有与欧洲军队冲突事件发生时，更应利用此种机会，实行激动。（二）苏俄在华密探之组织：…… 各分机关部，彼此均不得知其机关部之所在地及工作人员。各分机关部除得消息后，各自报告北京总机关部，由北京转达莫斯科。在中国之各分机关部，得藏设于使领馆等机关内，以托庇护，有时亦得暗设于市上饭店商号之中。现为节省经费工作便利起见，宜正式藏匿于大使馆或商务代表处等机关，因吾俄人颇不易与华人发生关系故也。 （三）苏俄在华使用之经费：据北京警察厅公布搜获文件中，有关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至一九二六年四月一日苏俄在华军政费半年度之预算，计：（甲）对于中国全国之普通经费共美金93,853元，其中中国共产党中央党部军事指导人员经费五50,000元；（乙）冯玉祥军队经费共美金148,830元；（丙）国民二、三军（按卽胡景翼、孙岳所部）经费共美金140,240元；（丁）广东经费，因缺乏相当报告，未拟定预算。 总计除广东外，半年卽需耗美金383,933元，约合中国大洋一百万元。以民国十四、五年间物价之低，苏俄所用在华军政及培植共党经费如此之巨，其用心叵测，不难窥知。（《国闻周报》四卷十五期：懒泉着《俄使馆党案始末记》及同期《大事述评》；《革命文献》第九辑，田鹏：《从俄使馆案至国民党清共》）」 <---段分割线（kksk.org）--->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3-12-27 14:16 教授的光环很容易让人们忽略真实。 从真实的角度，李大钊为了更多的钱，可以将自己出卖给苏俄，帮助苏俄危害中国，也就是「汉奸卖国贼」。 其中包括李大钊策动的1926年「3.18」惨案。 「3.18」的起因是冯玉祥的国民军在大沽口攻打日本兵舰，引发日本联合英美等八国的联合抗议，要求中国军队撤出大沽口。 当时，段祺瑞临时政府未能妥善处理八国公使团的「最后通牒」，未能平衡于冯玉祥直系军阀和张作霖奉系军阀的利益关系。 这时候，李大钊在北京发动民众表示支持冯玉祥（苏联人的支持对象），游行队伍到达东城铁狮子府段执政所在地，与军警发生冲突。这些游行示威民众冲击国民政府，包括两名便衣警察、一名卫兵在内的47人死亡，遂酿成一场惨案。鲁迅的学生刘和珍也被打死，于是鲁迅写文《纪念刘和珍君》，并且说这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在这场冲击国民政府而导致惨案中，人们不追究发起者的责任、参与事件者不自己进行反思自己的非法行为，而是将所有矛盾都指向北洋政府。 而在逮捕李大钊、并对李大钊审讯的过程中，李大钊对策动游行、激发惨案的主要事实供认不讳。 但是，由于李大钊北大教授的光环，甚至连张作霖也举棋不定。张作霖在逮捕李大钊后，各方都为李大钊说情，包括北洋前高官、知识分子和北大校长。 如果一个普通民众个人或者官员「通敌卖国」的时候，人们会毫不犹豫地说「杀」。 但是，当这个人戴上「北大教授」的光环时，再为了钱而「通敌卖国」，似乎法律就不再管用了。在这个时候，鲁迅也不写文章谴责李大钊，而是采取沉默的态度，也就是继续让北洋政府「背黑锅」。 这种态度表明，知识分子普遍认为，自己高于法律、高于社会利益。 在这样的压力下，张作霖私下询问自己的主要作战将领，这些将领都认为应该杀掉李大钊。 据说蒋中正也秘密回电，主张杀掉李大钊。 在杀掉李大钊后，张作霖还用高级棺木厚葬，表示礼遇。 而北大教授、其他知识分子和社会人士则为李大钊纷纷捐款，包括汪兆铭捐款1000元。 共产党的地下党则利用李大钊葬礼，变成一次政治示威。 送葬队伍最前面是用白纸黑字写的一副巨大挽联，上联是「为革命而奋斗，为革命而牺牲，死固无恨」，下联是「在压迫下生活，在压迫下呻吟，生者何堪」，横批是「李大钊先烈精神不死」！ 在李大钊被逮捕之后，大量中国人开始认识到苏联对中国的潜在危害，掀起一股反苏浪潮。 但是，知识分子们则为了「私交」，或者说私利，而罔顾李大钊对中国公共安全的危害。 而且，学生们听从共产党的号召，将通敌叛国的李大钊描述成「革命者」，「为革命而牺牲」，以此来混淆事实。 另外，陈独秀成立中国共产党，则是另外一个起因。 1919年3月26日，北京的报纸刊登了陈独秀在八大胡同「因争风抓伤某妓女下部」的新闻。 当晚，在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后历任中华民国教育部次长、总长，内务部总长、财政部总长等职。）家里，蔡元培与汤尔和及另外两个北大教员商量，讨论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的去留问题。 4月8日，蔡元培召集文理科教授会议，通过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文理科统由教授会领导，教授会主任由文理科主要教授轮流担任，马寅初被推为第一任主任（教务长）。也就是说，蔡元培以「教务长代替学长」，废除了北大的学长制。陈独秀的文科学长职务由此自然取消，继任教授、由校方给假一年。本来，这次体制变更早有计划，已经定于改年暑假过后实行。 不过，突然提前的意思也比较明显，蔡元培给陈独秀一个台阶下，让陈独秀体面离开北大。 之后，陈独秀离开北京，到达上海，开始拿共产国际给的钱，建立中国共产党，并且将《新青年》变成宣传共产主义的舆论阵地。 后来，在胡适与汤尔和的书信来往中，胡适埋怨汤尔和以个人威望对蔡元培施压，导致陈独秀离开北大。 胡适认为，当时蔡元培希望「公私分开」，也就是教授的公务和私德两者分开，陈独秀嫖妓闹事不应该与北大学长、教授的工作相混淆。 但是，汤尔和认为学长教授应该「为人师表」，虽然汤尔和向蔡元培推荐陈独秀到北大，同样也希望蔡元培让陈独秀离开。汤尔和回忆「三？二六会议」时的情景：「发何议论，全不省记。惟当时所以反对某君（按指陈独秀）之理由，以其与北大诸生同昵一妓，因而吃醋，某君将妓之下体挖伤泄愤，一时争传其事，以为此种行为如何作大学师表，至如何说法，则完全忘却矣。（1935年12月28日，《胡适来往书信选》）。」胡适则认为，本来陈独秀在北大可以受到影响熏陶，不至于导致「国中思想左倾，《新青年》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汤尔和则认为陈独秀是「不羁之才」，不会在教授位置上长待，思想的左倾也难以避免。 陈独秀和李大钊只是两个代表，反映出当时知识分子受到苏联共产主义操控而「整人」的状况。 而当知识分子们为了利益而「折腾」的时候，典型的一个行为是，中国文化界在苏联共产主义的操控和推动下，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反基督教运动」。1922年４月４日，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十一届大会在北京清华大学召开。会议的一项重要议题是，基督徒反对世界上「强凌弱、大残小」的侵略行为。大会订立并且通过决议「我们有绝对责任，就是尽我们一切力量为取消战争根源而战，为取消利用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而战」。而这个以和平为宗旨的大会，成为中国大规模非基督教运动的导火索。 一群上海布尔什维克学生组织《非基督教学生同盟》，通电全国，反对大会在中国召开，并且提出「现代基督教及教会，是我们的死敌，非决一死战不可！」 李石曾、陈独秀、李大钊、汪精卫、蔡元培、戴季陶、吴稚晖等７７名学者联名发《北京各学校非宗教同人霰电》支持学生，宣称「我们自誓要为人类扫除宗教种种毒害，深恶痛绝宗教流毒于人类社会十倍于洪水猛兽……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而且，国民党领袖汪兆铭发表《力斥耶教三大谬》文章。而 4月4日，共产党人李大钊、邓中夏等12人在《晨报》发表《非宗教宣言》更加激烈声援学生。4月9日，在北大举行了反宗教大会，会上宣读蔡元培的演说词，要求宗教和教育分离。 随后，各地纷纷成立《反教大同盟》，广州、长沙、武汉、南京、杭州、南昌、宁波等地学生和知识分子发表宣言，激烈声讨基督教。 1924年8月，中华全国学联举行第六次代表大会，号召关闭所有教会学校，很快得到全国响应。相当部分的教会学校停办，外籍教师撤离中国。1925年，在国共两党的合作下，将青岛日资企业的工潮，逐渐转变成为上海公共租界的游行示威，并且引发「五卅惨案」。 「五卅惨案」之后，全国学生联合会第七次会议召开，号召青年学生起来反教反帝。在社会主义青年团促进下，各地传教学校学生集体罢课、退学，抗议宗教教育校规。整个社会将矛头直接对准基督教与教会，凡外国传教士不分皂白成了帝国主义分子或形象代理人，不少传教士被迫离境。各地传来教堂被占、教士被打、教会学校驱赶外国教师的事件。偏远地区如云南、贵州等地，教徒被人逮着，挂上汉奸、洋人走狗的牌子示众。到1926年，教育部下文规定：中小学不得设立宗教教育。国民党在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也通过了「在国民政府势力范围内尤应积极收回教育权」的决定。收回教育权，禁止宗教教育。 在当时，中国社会民众的教育主要依靠基督教的教育系统，帮助民众读书识字、掌握农业生产技术和相关技能等。 而无神论知识分子则在基督教的教育系统建立起来之后，通过「反帝」等口号进行「整人」，而抢夺过来这些系统，扩大自己的「地盘」。 <---段分割线（kksk.org）--->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3-12-27 14:17 而在「反基督教运动」的背后，是苏俄和中国代理人的推动。 苏联看到，由于基督教的快速发展，导致中国青年中的亲美情绪日益强烈，对于中国的共产主义发展极为不利。 因此，由共产国际远东局直接领导，国民党和共产党一起合作，共同推动反基督教运动。 如同《苏联阴谋文证汇编》所显示，国共两党想方设法激化矛盾，制造「惨案」。 并且通过「惨案」，将矛头指向北洋政府和外国人，并且进一步指向基督教。 通过这种方式，激发中国青年的民族主义情绪，削弱西方对中国的影响，以便为国民党「北伐」和共产主义占领中国提供便利条件。 1926年北伐开始，北伐军占领之后，共产党组织工会或者农会占领或者破坏教堂、教会学校和教会医院。 在1927年3月的「南京事件」后，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发出电报：「此次南京抢劫事件为第2军、第6军、第40军（鲁涤平、程潜、贺耀组）中的党代表、基层的共产党派遣军官及南京地区中国共产党党员合谋设计的组织行为。袭击时有当地的共产党党员专为向导，执行对象与场所都有事先规划。前者只限外国人；后者则选定领事馆、教会、学校等洋人集中处」。 其中，金陵大学副校长文怀恩（Dr. J. E. Williams，美国人）和震旦大学预科校长（意大利人）遇害，两所大学都是教会大学。 在张作霖查抄苏联使馆、蒋中正「清共」后，反基督教运动立即偃旗息鼓。 不过，通过「反基督教运动」，「反帝」思想已经深入中国青年学生的思想中，这些青年人成为支持后来共产主义占领中国大陆的主要力量。 反基督教运动与国民党北伐紧密相关。 从另一个角度，社会文化包括武力与文化两个部分，两个部分相互支持。 国民党北伐对「军阀割据」的胜利，不仅仅意味着孙中山「党国-军政」的武力思想的胜利；更是支持孙中山的苏俄共产主义思想对于基督教的胜利。 不论国民党北伐还是共产主义思想的胜利，都是「流民」思维的胜利，也是「整人者」的胜利。 从个人身份上，孙中山和他的主要追随者，还有大多数北京大学的教授们，都属于无牵无挂、无依无靠的」流民」。 而在赶走陈炯明之后的很短时间内，孙中山将广东当地经济弄得一塌糊涂，甚至激发民变。 如果进行民选、或者在「联省自治」下进行各省竞争，孙中山必然没有生存空间。 所以，孙中山自然选择武装统一，让自己成为「国父」-也就是占领国家，才能够保障自己的利益。 或者说，他们自身缺乏「做事」能力，无法在社会中依靠「做事」而立足。 因此，这些人就需要通过「革命」和「改造」别人，而加强自己的地位。 所以，孙中山只考虑自己的独裁地位-以及相应的利益，并且希望通过武力统一中国，强化自己的独裁地位，而不考虑到自己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这种只考虑自己、只考虑自己利益、而不考虑其他人利益的思维，就是典型的「流民」思维。 从思维上，追随孙中山的青年人同样也是「流民」思维。 比如，在北伐的过程中，共产党利用流民掀起工潮和农潮，导致地方遭受严重的经济和社会损失。 以何健为代表的北伐将士，自己在前方打仗，自己家在后方被抄、家人被整。 所以，何健成为国民党「清共」中的一个著名人物，也就是反过来针对流民。 但实际上，何健自身不是呆在当地，为当地的安全和发展做贡献，而是流窜到别人的家园打仗，破坏别人的家园。 这样的结果是，自己的家乡内部空虚，被共产党组织起来的流民所破坏。 所以，北伐总结起来就是，少数流民建立武装，以漂亮的口号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变成「流民」。 而这些人变成流民之后，被其他的流民「包抄」。 从模式的角度，国民党北伐和李自成的流寇作乱的战争模式非常类似，唯一的差异是国民党北伐是苏联指挥和支持下的行为，也成为共产主义在中国发展和占领中国的模式。 <---段分割线（kksk.org）--->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3-12-28 12:41 以北大为代表的中国无神论知识分子作为典型的「流民」，只看到自己的眼前利益，而丝毫不关心他人。从人生的角度，并不是经过留洋、或者会写几首诗就不是「流民」。 而是，要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否能够安定下来、专心「做事」，另一方面能否在某地扎根，支持和帮助其他人，帮助社会变得更好。从社会的角度，如果一个普通人考虑到周围的人，都会注意自己的言行，注意自己对其他人的影响。 「考虑周围的人」包括和他人交往的时候，对他人保持基本的礼貌；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具有起码的宽容；当自己做错事情的时候，对被伤害的人道歉，并且进行自我改正。 或者说，这种「考虑」不是以自我为中心，而是更多考虑环境，以及个人与环境进行互动。 但是，「流民」不考虑环境，只考虑自己的的利益，只要自己能够「过得好」。而陈独秀代表了一个行为上的倾向，就是「吃喝嫖赌」俱全。陈独秀因为嫖妓和学生争风，最后弄伤妓女。 陈独秀的行为很简单，自己跟学生打不过，就去欺负比自己更弱的妓女。 意思是，我得不到，那就谁都得不到。 而蔡元培之所以考虑容忍陈独秀，是因为陈独秀嫖妓并非个例，而是在北大普遍的行为。 周策纵在《五四运动史》中援引蔡元培的话：「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狭妓为韵事（以纳妾为韵事的有辜鸿铭，刘半农等，咏妓的有陈独秀，黄侃等，后来又有吴虞。陈尤喜涉花柳）。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胡适师从美国著名哲学家和教育家杜威，作为留美博士回国后，同样吃喝嫖赌，而且胡适还拉上同事去嫖。 徐志摩作为「纯情」的诗人，在给妻子陆小曼的信中，主动坦白胡适拉他去妓院。 徐志摩不无得意地表示，当时虽然自己不愿意这么做，但是抵受不住诱惑，也跟着一起嫖妓。 1926年，胡适在上海遇到外国友人加纳特，与加纳特相谈甚欢。一天晚上，胡适竟带这位友人去妓院，想让好友开开眼界，让「国际友人」也分享自己的嫖妓爱好。 而好友加纳特则深为担忧，回国后立即给胡适写了封信。 信里深情地劝胡适，不要把精力浪费在无用的嬉戏里。 在胡适当北大校长之后，其对老师的标准进一步「放宽」，纵容和支持老师对自己的学生下手。 沈从文作为老师，疯狂的追求大一新生张兆和。 张兆和不同意，沈从文号称要自杀。 张兆和非常害怕，拿着情书去找当时已经做了北大校长的胡适，寻求解决办法：「你看沈先生，一个老师，他给我写信，我现在正念书，不是谈这种事的时候。」没想到，校长告诉她：「这也好，他文章写得挺好，你们可以通通信嘛。」 在胡适的压力和撮合下，张兆和在嫁给又老又丑又穷的沈从文。 张兆和本来是大小姐出身，嫁给沈从文后日子过得很苦。 一方面，张兆和给人做仆妇工作，以贴补家用；另一方面，沈从文偷张兆和的嫁妆，供自己消费，然后还出轨偷情。 最后，张兆和实在无法容忍，只能与沈从文离婚。 从北大教师的行为可以看出，这些人只要有利益，不论给钱的人让自己做多么邪恶的事情，这些人都积极去做。 当「流民」成为知名大学的教授时，结果是毒害整个学校、乃至整个社会的年轻人。 根据1915年时的信息，当时很多青年学生沾上了嫖赌恶习。 据当时一位医生统计报告，北京大约一百名学生中，就有九十人受染花柳病。 可以说，这些学生的嫖妓和赌博，与老师的恶习有着直接的关系。知名的北大教授们公然纳妾、嫖妓、赌博，不考虑自己的行为后果，更不考虑自己对学生的影响。 其中，最恶劣的属李大钊为了自己的利益，宣传蛊惑年轻人，并且带着信任自己的年轻人一起通敌卖国。 而胡适似乎名望很高，在后来开始钻研问题，并且通过努力，取得了成就，被大量国外知名大学授予名誉教授。 但是，胡适不考虑自己「为人师表」，不仅自己吃喝嫖赌、带着其他教师去嫖，还纵容品行恶劣的老师侵害学生。而且，这些嫖赌记录在案的还都是民国有名的知识分子，也就是1990年代后大陆重新推崇的「大师」。 还有一部分人，这拿着冒充的留洋文凭在国内大学混事。 在《围城》中说的方鸿渐，留洋混了几年，拿着假文凭回国，混上不错的差事，也反映当时相当普遍的状况。 可以说，在大学中，教授们基本也属于「流民」身份，也具有「流民」思维。 因为，大学教授一般不需要通过「做事」来验证真伪，教授的学生都是「流水的兵」，所以人们都按照「流民」的思维生活。而蔡元培则给这些教授们丰厚的收入，让教授们享受着「教授」头衔带来的各种好处，但是任由教授们以「流民」的模式生活。 所以，李大钊这样的通敌叛国者可以打着北大教授的旗号，为了苏俄给的金钱而通敌卖国，而北大却不做任何谴责。 老师可以纳妾、嫖妓、赌博、追女学生，校长可以忽略，甚至鼓励这样的行为。 但是，在关于基督教的态度上，这些人则开始「大声疾呼」，要求阻断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 因为，基督教是典型的地方性教育模式，随着基督教逐渐建立起地区性的教育系统，北大师生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基督教是最大的敌人，让他们的「流民」模式难以发挥作用。 国民党北伐能够胜利，得到了无神论知识分子的大力支持。 任何大规模的暴力行为，必须有相应的文化做支持。 而孙中山占据广东，以及后来的国民党北伐都属于典型的「流民战争」。 而北伐能够成功，与中国文化界的宣传具有直接的关系。 如果文化界反对「流民」、反对共产，能够通过强有力的舆论教育导向，揭露孙中山和苏联的联系，宣传孙中山的行为对中国可能造成的危害；孙中山就无法纠集很多的年轻人，也自然难以组成有效的武装。 而且，即使孙中山能够组织少数人，也难以获得社会的支持，也就很快被各路军阀打败。 但是，北京大学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发源地，通过强化「流民文化」，支持国民党北伐的「流民战争」。 北大教授们自身作为「流民」，致力于「改造民众思想」，大量宣传共产主义，蛊惑年轻人。不论李大钊还是陈独秀，都代表了教授们与孙中山作为「流民」的共同之处，就是只要有人给钱，就会为其服务。 同时，其他教授也在起着类似的作用，虽然没有直接为苏联卖命。 在无神论知识分子的推动下，孙中山的「武力统一」得到了充分的理论支持。 在苏联的操控下，知识分子鼓吹共产主义，国民党进行大规模北伐，共产党策动工潮和弄潮，形成完整的系统势力。 从此之后，无神论知识分子持续支持共产主义，拿着国民政府给的钱支持共产党。 为什么知识分子会这样？ 道理也很简单。 流民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在利益面前不会满足，也就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 1949年共产主义占领和统治中国后，大多数大学教授留在大陆。 他们留在大陆，不是真的为了所谓的「民主、科学、自由」，而是为共产主义唱赞歌。 他们希望，通过给共产党唱赞歌，能够得到更多的利益。 但是，共产党定出了框框，不能给所有人厚禄，只能有一部分人最衷心的人能够得到利益。 于是，他们开始在共产党面前争宠，实施内部之间的相互攻击。 也就是让毛泽东这个学历最低的人将他们玩弄于鼓掌，让知识分子们在自己相互攻击的过程中，自己承受「斯文扫地」的结果。 <---段分割线（kksk.org）--->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3-12-28 12:45 问题在于，在当时的环境中，人们不了解大学教授和学生的「流民」本质。 当时，人们觉得认识字、甚至会外文，就已经是「读书人」，因此对大学教授和大学生非常崇拜。 而且不仅普通民众崇拜大学教授和大学生，就连军阀和蒋中正等人也很尊崇大学教授。 1919年「五四运动」，北京的大学生砸开曹汝霖家大门，没有找到曹汝霖，就有人拿石头砸曹汝霖年迈的父亲，而且放火烧曹汝霖的宅邸，被称为「火烧赵家楼」。 当时，到曹汝霖家串门的外交官员章宗祥被学生看到，有学生拿起铁棍朝章宗祥后脑砸过去，章立即昏倒。章的日本朋友中江丑介护住章宗祥，对学生们说：「我是他的朋友！你们要动手的话、就冲我来！」喊着「反日」口号的学生们在直接面对日本「敌人」的时候，竟然没有人敢动手。章宗祥住院后，医生告诉曹汝霖：「章宗祥的身体，大大小小的伤，一共有五十六处。而且还有脑震荡。」 在整个过程中，军警不敢拦这些大学生，有的甚至跪地求学生们不要再闹了。 而在学生闹事后，北大著名学生领袖张国焘被捕，警察在舆论压力线很快释放张国焘。 但是，张国焘还拒绝出狱，要求警察道歉，才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狱。 1926年，中共策划的「3.18惨案」发生后，曹汝霖得知情况后说：「一世清名，毁于一旦！」 他到了现场之后，对着死者长跪不起谢罪。 随后处罚了凶手，颁布了对死难者家属的抚恤令。 他辞职以承担全部的责任，并且终身吃素以表示忏悔。 到1936年，段琪瑞患上胃病，身体十分虚弱，家里人劝他吃些肉补身体，他说就是死了也不能开荤。同年11月2日在上海病逝。 1928年11月，安徽大学爆发学潮。蒋中正以国民政府首脑身份亲临安庆，专门召见相关人员，称学潮是「安徽教育界之大耻」。 蒋中正要求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把闹学潮的学生领袖名单拿出来。 刘仅仅称蒋中正为「先生」，而不是「主席」，而且说：「我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 蒋中正当即说刘文典：「你是学阀！」刘文典则说：「你是新军阀！」蒋中正立即上前，给了刘文典两耳光；刘文典则一脚踹到蒋中正的下身，蒋疼痛难忍。 蒋的随从将刘文典制服，以「治学不严」的罪名将刘关进监狱，不久之后获释，刘文典因此还出名。 「9.18」之后，北京和南京的大学生以「要求抗日」为名，冲击外交部，冲进外交部长办公室，打了外交部长两个耳光；然后，这些学生冲到国民党中央党部，看见人就打、看见东西就砸，而且还抢了卫兵的枪。 国民党官兵不忍镇压学生，于是蔡元培和陈真如（上将、书法家、诗人）出去劝解。 结果这些学生竟然将陈真如打倒在地，并且对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实施暴行，根据当地报纸描述：「蔡年事已高，右臂为学生所强执，推行半里，头部亦受击颇重」。 后蒋中正专门面见学生，提出组织学生义勇军、配备优良装备，准备上前线打日本人的建议。 结果，学生们纷纷散去，没有一个人报名参军。 上述这些细节只是冰山之角，反映出当时的总体特点：知识分子和学生不是维护当时的自由的文化环境，而是利用自身的光环、利用自由做「暴民」，反映出这些人的恶劣特点。 可以说，这些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后来的知识分子）是摧毁中国自由、支持暴政的关键文化力量。 蔡元培开始以「兼容并包」的方式鼓励这种风气，然后自己也因为这种风气而被打。 反过来，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与「军阀割据」形成较为紧密的合作关系。 军阀割据的主要特点是，在北洋政府时期，各个地方的军阀大多数具有亲日的倾向。 在中日甲午战争（日清战争）之后，日本开始成批接受中国留学生。 其中，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接受的中国留学生，成为对中国时局影响最大的学校。 从1898年第一批留日士官生赴日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后计有二十九期、一千六百余人。 在这些学员中，后来成为中国军政要员的有蔡锷，蒋百里，张孝淮，徐树铮、许崇智，孙传芳，阎锡山，尹昌衡，刘毓祺，蒋作宾，何应钦，汤恩伯，朱绍良，程潜等等。 蒋中正则是其预备学校东京振武学校毕业，后蒋与陆军士官学校都宣称蒋为其学员。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教学严谨科学，并非人人都可以顺利毕业，其军事教育普及在各个方面，教授的课程繁多而且复杂，想要毕业，首先要通过的课程： 戦术学（战术学）、戦史（战争史）、军制学（编制学）、兵器学（武器学）、射撃学（射击学）、航空学、筑城学（工程学）、交通学、测図学（绘图学）、马学、卫生学、教育学、军队教育、一般教育、外国语等。 从这些课程设置可以看出，学校不仅培养打仗的军官，更注重军官整体素质的培养。 而这些学员学成归国后，不仅成为中国军事力量的主要领导层，而且显著推动当地社会的发展。 以阎锡山为例，经营山西及周边地区38年，经历中原大战、抗日战争和内战。 阎锡山经营山西的能力出众，军队装备相对较好（与阎锡山发展地方经济有直接关系），但是对外战争能力相对较弱。 在中原大战中，阎锡山的军队出了山西，缺乏足够的省内依托，很快在战争中失利；在抗日战争中，日军深知阎锡山的特点，所以集中精锐部队进攻山西，导致阎锡山的军事实力导致严重损失；到了内战，阎锡山的力量已经非常削弱，因此基本以防守为主。 而在北洋政府中，整个军队和政府系统，大多由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掌控。 在国民革命军北伐之后，北洋政府各个军阀与北伐军交战的结果，也和阎锡山的表现类似。 而从学校的课程设计就可以看出，陆军士官学校主要培养学生的均衡能力、统筹能力，而对培养专门能力、凶狠搏杀的气质则明显欠缺。 对于日本人，因为其环境因素和武士道传统，不需要特意培养凶狠搏杀的气质。 但是，对于中国学生，缺乏凶狠搏杀的训练则意味着，培养的更像是政治和综合管理人才，而不是军事人才。 所以，在与以黄埔系为骨干的国民党北伐军的战斗中，北洋军阀的人数超出北伐军数倍，但是被轻易被北伐军打垮。 这些学员回到中国后，对于中国的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虽然中国学生主要在士官学校的「中华队」，和日本本国学生不完全相溶，但是日本文化同样影响这些学生。 在日本文化中，认真做事、勤奋敬业、为民族牺牲被认为是理所当然。 所以，当这些学生也学到这样的文化，并且以这样的文化指导自己的行为。 他们回到中国后，一部分人在北洋政府和军队任职，而大部分人则回到自己的当地，比如阎锡山回到山西。 这些人回到地方后，有的在政府或者军队任职，有的则在当地的「讲武堂」做教官。 而且，士官学校毕业生后来成为黄埔军校和保定军校中教官的重要部分。 在东三省，张作霖也在依靠从日本留学的归国人员，充实到自己的中层，逐渐发展壮大。 在这些军阀的推动下，山西、北京、上海南京、九江武汉等地区的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民族工业开始出现，中国进入高速社会和经济发展期。 更重要的是，由于大量的日本留学生归国，形成北洋政府明显的亲日倾向。 因为，他们与日本人毫无沟通障碍，支持日本人中的亲中派，所以能够通过谈判解决大部分问题。 比如，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英法美等国家将德国在中国青岛的权益转给日本，而中国作为战胜国，虽然表示抗议，但是这些国家对中国的抗议置若罔闻。北京政府本来准备签约，但是被外界得知。北京学生们开始组织游行，并且冲击当时交通部长曹汝霖家宅，殴打当他去曹宅串门的驻日公使章宗祥，而且烧了曹宅，也就是「火烧赵家楼」，史称「五四运动」。 后来，在各界的压力下，北京政府拒绝在合约上签字，并且和日本协商收回青岛。 可以说，如果没有北京政府与日本之间的友好往来，中国不会顺利收回在山东的多项主权。 这就是双方处于信任的基础，对于具体利益的争端相对缓和。 所以，不论是收复山东、张作霖对日本人赖账、还是「南京事件」，日本人都考虑到双方的友好关系，采取容忍的态度。 因为，日本商业也依靠中国大陆市场，只要双方保持友好关系，互利互惠，领土争端反而处于次要位置。 与之相对比，当北伐军完全推翻北京政府后，日本人的态度发生关键的转变。 因为，对于日本人来说，国民党代表苏联共产主义，将北洋政府所有亲日的势力打垮，也等于威胁到日本在中国的利益。 <---段分割线（kksk.org）--->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3-12-29 13:14 当北洋国民政府和地方军阀致力于地方发展的时候，自然与基督教展开互利互惠的关系。 中国的现代教育基础，基本是北洋时期，由国民政府和基督教合作完成。 在基督教影响越深入的地区，大学、中小学和民众的文化教育也越发达。 而基督教传教士到中国之后，只有少数人在发达地区的教会大学进行管理和授课，大多数人则分散到各地建立教会，并且建立附属的教会中小学校、教会医院和孤儿院等等设施，针对普通民众进行教育活动。 在具体传教过程中，传教士不仅仅讲授教义和进行相对正规的青少年教育。 而且，传教士还教当地成年民众识字、给民众传授实用的生产和生活知识。 另外，传教士打破中国传统文化「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成立女子学校，教女性读书识字。 例如，晏阳初是四川巴中人，13岁的时候进入内地会传教士开办的天道学堂读书，当时的校长是英国传教士姚明哲牧师（Rev William II Aldis）。 1920年，晏阳初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回到中国。 最初，晏阳初在长沙开展平民教育活动，大规模提高民众的基础文化科学知识。毛泽东作为义务教员，参加了这个项目。 在长沙的项目获得成功后，晏阳初组织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简称「平教会」），决定更深入农村开始平民教育。 1926年在河北定县，晏阳初从农民的切实需求出发，推行更加系统的教育计划和多方面的内容。 比如，平教会指导农民修建井盖与围圈，适时消毒灭菌，减少饮用水的疾病传染；对于免疫接种、妇产、保健、公共卫生等医疗卫生方面，对有一定知识和经验的学生和接生婆进行培训，提升民众中的医学和卫生保健知识与行为；引入良种棉花和蛋鸡，提高农民的产量和收入；组织成立平民学校同学会，建立村民自治组织；改组县乡议会，改造县乡政府。 实际上，在这些措施中，除了最后的社会与政治组织培养部分，其它措施都是传教士在中国传教过程中，采取的常用做法。 而晏阳初则将这些措施规模化和系统化，加速地方文化教育水平的提升。 大致上，不论是教会的传教士，还是晏阳初这样的基督徒社会文化教育推广者，都「扎根」于当地社会民众，以实际的「做事」知识传播，促进当地发展，提高当地民众的身体素质和实际技能。 对于地方军阀，基督教的传教活动对于地区和自身具有显著的利益。 因为，传教士能够提高当地民众的健康条件，经济条件和知识条件，也就支持了地方的发展。 而不论从经济还是从军事上，地方的发展都支持了军阀，让军阀能够具有更强的地方实力，或者进行自我防卫，或者进行军事扩张。 不过，从社会的角度，国民党北伐的成功反映出中国基督教传教过程中的关键缺陷。 从基督教义的角度，每个人与生俱来都有罪，而罪的代价就是死亡。 从历史的角度，每个人都必须强烈抵制罪恶，如果不强烈抵制罪恶、或者顺从罪恶，也就是罪恶的奴仆，结果也走向死亡。 加尔文进一步阐述罪，每个人都是完全的堕落和败坏。 而人的罪恶无底线，可以做出任何邪恶的行为。 遏制邪恶行为的方法，只能是「从最坏处」出发进行思考，决不能抱有天真的想法。 所以，传教士的一个关键部分，应该是引导民众抵御邪恶。 抵御邪恶不仅仅是抵御个人自身内在的恶，还必须防范外来「流民」-尤其是北伐这样高度军事化的「流民」-对于本地的入侵。 所以，传教士应该做两个关键工作：一方面培养民众的防范意识，警惕外来的、有组织的邪恶力量对本地区的冲击；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要培养民众抵抗邪恶组织的能力。 只有这样，当邪恶组织准备压迫民众的时候，民众才能有效抵抗邪恶、消灭关键的施恶者。 因此，传教士应该不仅仅局限于引导民众信上帝、提高知识水平和做事能力；还应该与当地的武力机构合作，提高警惕意识，并且提高抵御暴力压迫的自卫能力。而在「军阀割据」时期，地方的武力机构不仅仅有地方军阀的军队，还有各地的讲武堂。 根据「军阀混战」的状况可以看出，即使是军阀的军队官兵，也将武力对抗当做「儿戏」。 这种状况一方面与中国长期奴隶制环境下，社会民众的身体状况差、思想知识水平差的「双重积弱」基础有关；另一方面，与军阀和讲武堂本身也缺乏正规军意识，以「散兵游勇」的方式对待战争有关。 所以，「军阀混战」10年之久，军队实力都没有明显提高。 而且，军阀混战引发民众开始自发组织起来进行自卫，有的地区民众已经开始形成初级武装能力。 而传教士和教会组织既有知识水平，也有组织能力。 本来，应该依靠自己的能力，将地方军阀、讲武堂和地方民众组织起来（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的内容），显著提高地区的自我防卫能力。 这样的组织既能够支持地方军阀的实力增长，也约束地方军阀的行为。 例如，国民党北伐之所以轻易成功，关键在于黄埔军校的成立。 黄埔军校对黄埔生进行正规训练，而黄埔学生当上军官后，再对士兵进行训练，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正规军」。 所以，邪恶组织的「正规军」对阵军阀和讲武堂的「散兵游勇」，战争结果一目了然。 如果传教士能够进行更多组织工作，也有利于有效抵抗北伐的侵扰，尤其是共产党组织的流氓「工潮」和「农潮」。但是，基督教传教士们主要的注意力焦点只是一般的文化教育和做事能力，没有与当地民众的武力提高联系起来。 所以，教区民众的自我防卫能力弱，也就无法抵御「流民」等邪恶力量对地区的冲击。 基督教在中国传教模式的缺陷，本身也是「文化」问题。 新教领袖加尔文为日内瓦共和国写的组织规则（宪法），支持了日内瓦民众自发组织，提高抵抗外敌入侵的能力。 遗憾的是，传教士在中国没有做这方面的工作，而且是在这个问题上反复失败。 1900年，义和团在直隶、山东和山西等地进行大屠杀，导致大量教堂、医院和孤儿院等机构被毁掉，已经成为沉重的教训。在苏联的操控下，各大学教授和共产党鼓动和组织各地学生，以「反帝」为借口进行「反基督教运动」的时候，众多基督徒应该挺身而出，与这些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势力进行辩论、抗衡。 另外，北洋政府和地方军阀缺乏思考能力，而传教士就应该肩负起对他们的说服教育工作，一方面顶住大学教授和共产党的舆论攻势，另一方面有效组织社会民众增强自我防卫能力。 而且，由于基督教郊区民众的知识水平更高、做事能力更强、经济相对发达，所以组织发展的潜力也更大。 但是，教士们似乎不接受这个教训，仍然延续过去的方式，任由这些人侵害自己的利益空间。 因此，当北伐、共产「工潮」和「农潮」、共产党流寇作案、农村黑社会组织建立后，很多传教士的成果被毁掉。 比如，彭湃在广东进行海陆丰暴动，建立共产主义政权，并且开始在地区内进行大屠杀。在彭湃带领暴民进行屠杀的时候，全面摧毁教堂和寺庙，并且屠杀基督徒。 但是，当地民众除了被屠杀、逃难和忍受之外，基本没有抵抗能力。 或者说，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过于考虑具体地「做事」，而缺乏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和应对。 虽然教区民众在知识和能力上获得提高，但是基本的「小农思维」模式并没有得到改变，也就是基督教核心的部分并没有得到传播。 当然，由于当时的环境所限，不能过于苛责当时还很弱小的教会，但是传教士的思维缺陷显而易见。 反过来，因为基督教传教忽视对民众的自我组织和防卫能力的培养、缺乏对军阀的说服教育工作，所以无法抵御以「毁灭」为导向的孙中山北伐和共产主义。 可以说，基督教传教士没有起到足够的社会作用，所以基督教影响在中国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打断，其知识传播和能力培养也被废弃，也算是基督教发展在中国受挫的一个关键原因。 <---段分割线（kksk.org）--->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3-12-29 13:15 在外交上，中国和日本的友好文化关系被阻断，直接导致双方的对抗，以及之后的日本侵华和中国「抗日战争」。 在日本内部，一直存在着亲中派和反中派的斗争。 从国际政治的层面，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日本军事实力相对更加强大。 而由于北洋政府和各地军阀拥有大量的士官学校毕业生，因此随时可以与日本内阁和军队进行全面的外交沟通。 所以，日本反而处处忍让，让北洋政府通过和平外交手段占了很多便宜。 在亲日的北洋政府被推翻后，中日之间的友好协作机制完全断裂。 引发日本亲中的「北进（联中抗苏）派」受到压制，而「南进（对中强硬派）」占了上风，中国和日本开始进入战争轨道。 从此，日本开始了一系列行动，包括1928年发生「济南事件」、1931年「9.18」日军占领东三省、1932年「1.28」事件日军进攻上海、1932年7月日本关东军进攻热河等等。 在这个时候，再也没有北洋政府和日本谈判，和平从日本收回中国主权的能力，也没有像张作霖这样耍赖保持领土的能力。 蒋中正成为中国名义领袖后，直接面临日本压力、苏联压力和共产党内乱的「三面受敌」的状况。在日本人「蚕食」中国的过程中，国民党北伐的气势已经完全没有了。 蒋中正在「剿共」的同时、加强修筑军事工事，并且强调「攘外必先安内」。因为蒋知道自己的实力远远不如日本，所以只能以时间换空间。 当学生们再次发动示威游行，蒋中正也只能规劝学生们「戒急用忍」，也就是忍气吞声。 这时候，学生们再也不像「五四运动」那样高喊「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了。 因为，他们除了殴打、砸烧容忍他们的北洋军阀官员之外，毫无真正做事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在真正的战争到来的时候，他们表明自己一无是处。 在历史上有一个说法，从军事实力上，日军全面侵华（中国的抗日战争）对于日本是「晚了三年」，而对于蒋中正领导的国民政府则是「早了三年」。 如果「早三年」日本能够轻易打垮中国，而因为日本内部的亲中派仍然对中国抱有幻想，促使日本采取忍让和观望的态度，导致日本在军事上「晚了三年」。 而且，即使在日军全面侵华期间，日本内部仍然举棋不定、争吵不休，而不是全力出击。李宗仁在回忆录里《八年抗战敌我优劣之检讨》部分谈到，如果日本人全力侵华，中国早就投降了。 而且，李宗仁还说到，他如何日本内部的北进派进行沟通，遏制南进派，减缓对中国的侵略。 但是，李宗仁的沟通只是局部、低级层面，与北洋政府和日本人全面的沟通合作完全不同。如果再晚三年，中国的工业实力成长起来、军队得到训练，也能够靠自身的力量与日本形成抗衡力量（而不需要打的如此惨烈和美国援助）。 但是，另外，日本看到蒋中正的敌日态度，开始加紧侵华，在国军成长起来之前，压制国军的力量。或者说，在真正严峻的形式面前，国民党和学生们「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内在特点表露无遗。 而中日战争给了共产党喘息的机会，并且为共产主义占领中国提供了重大机会。 随着地方军阀和基督教的地方势力被压制，「流民」开始控制整个社会。 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的首脑群体，还是北京大学教授等知识分子群体，「流民」特征极为明显。 虽然在北伐统一后，国民党重新分裂为地方军阀集团，各地开始自己的建设，但是整个国家政权已经进入「流民思维」所主导的状态。 而共产党更是在各地到处「逃窜」，后来号称「二万五千里长征」。 同时，以北大教授为代表的知识分子集团，则以「流民」思维引导青年人，让青年人只会愤怒、抗议、游行，以表现自己的「正义、爱国」。 但实际上，这些教授和学生在重要的历史时刻，或者为了利益，或者为了保命，都表现出极端精明式的自私。 当北洋军阀高度尊重这些知识分子的时候，这些知识分子可以随意闹事；当蒋中正容忍知识分子的时候，知识分子则纷纷指责蒋中正；当共产党到来之后，这些知识分子纷纷赞扬共产党。 在这些知识分子占有主要话语权的新闻媒体，也表现出同样的姿态。 除了李大钊带领学生、陈独秀用《新青年》为苏联侵华卖命之外，梅思平成为汪兆铭的骨干，在日军全面侵华之后，看到日本的实力强大，因此投靠日本人，做了「汉奸」。 而梅思平是被中国共产党歌颂的「五四运动」中，参与袭击曹宅、火烧赵家楼的学生之一。 反过来，当日本人占领北平之后，希望曹汝霖复出任职，曹汝霖则直接拒绝。 而北洋军阀的主要领导者，包括徐世昌、段祺瑞、曹锟、吴佩孚都没有和日本人合作。徐世昌闭门不出，宣布和给日本人当说客的门生断绝师生关系；曹锟、吴佩孚可能都死于日本人的「谋杀」；而段祺瑞南下沪宁，1936年在清贫中死去，生前召集记者会，公开谴责日本。 但是，由于宣传作用，年轻人不了解这些教授和北洋军阀之间的差异。 对未来充满热情、希望能够改变现状的年轻人-尤其是外地年轻人以为，这些教授写的内容漂亮，就反映其真实的生活和内心，尤其不了解这些教授为了一些钱，可以随意投敌卖国。 这些大学教授和共产主义都清楚一点：谁掌握了青年，谁就掌握了未来。 而且，青年缺乏洞察真相、明白是非的能力。 所以，大量年轻人被教授们的宣传所蛊惑，走向共产主义道路。 随着「新鲜血液」源源不断注入共产党，共产主义的胜利也顺理成章。 <---段分割线（kksk.org）--->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3-12-29 13:17 耶稣基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truth），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在这里，自由的来源是对于真理的探索和依靠，而自由则代表着「生」。 当国家政权宣传「普世价值」的时候，往往会强调「自由」，也就是人们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说自己想说的话。 如果进行对比，两者之间的「自由」的概念具有明显的差异。 比如，北大师生有嫖妓、赌博、随意发表言论的自由，但这种「自由」不是源于对真理进行探索而来的自由。 北大师生所表现的「自由」是走向「死」（或者说「毁灭」）的道路，而从真理而来的自由则是走向「生」的道路。 吴晗曾经是胡适的学生，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放弃清华的教授职位，潜入解放区，等待共产党统治中国后，出任中共的高官。 在1949年共产党攻打平津的时候，吴晗代表「我们中国共产党」，专门指派嫡系找胡适密谈，让胡适留在北大，不要无事找事地跟着国民党乱跑找死。不过，胡适只是回了一句话：「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 还有人告诉胡适，解放区的电台专门说到胡适，如果胡适留在大陆，可以让胡适做北大校长兼图书馆馆长。 但是，胡适去意已决，准备带家眷离开。 而胡适的小儿子胡思杜希望留在大陆，迎接共产党。 胡适对胡思杜（一说是对吴晗说）说；「苏俄来了，有面包没有自由；美国人来了，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 但是，胡思杜不听胡适之说，执意留在大陆，父子两人分道扬镳，生死两隔。 1954年，在台北《自由中国》社的茶话会上，胡适对众人谈起自己1926年的社会主义信仰：「那时候我与这位朋友所讲的那些人有同样的错误。现在我引述一句。在民国十五年六月的讲词中，我说：『十八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当时讲了许多话申述这个主张。现在想起，应该有个公开忏悔。不过我今天对诸位忏悔的，是我在那时与许多知识分子所同犯的错误；在当时，一班知识分子总以为社会主义整个潮流当然是将来的一个趋势。我自己现在引述自己的证据来做忏悔。（《从《到奴役之路》说起》）」 不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胡适，这个忏悔来的有点太迟了。 胡适作为当时北大教授的领袖，其言论不仅推动无数中国年轻人踊跃做共产主义的「炮灰」，也导致了自己的儿子胡思杜的死亡。 俗话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这句话的另外一个意思是，命是命，钱是钱。 但是，不论国民党北伐还是大学教授等知识分子们的鼓吹，都将利益问题变成「你死我活」的问题，支持「自我毁灭」型文化的深入。 在军阀混战时期，虽然军阀为了争夺地盘而相互战争，但是除了部分增加民众的经济负担之外，对民众的实际生活影响有限，这时候是「经济利益」之争。 在政治军事层面的北伐战争和共产党相应的「工潮农潮」，将少数人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有限战争，开始变成社会中「你死我活」的全面社会战争。 而在文化层面上，共产主义传播和反基督教运动，在文化上号召「你死我活」的斗争，动员和支持「流民」作乱，支持了北伐和「工潮农潮」的成功。 在国内，国民党北伐、共产主义作乱、知识分子「反基督教运动」，直接变成社会大动荡，影响民众生活和生存；在国际上，这种「你死我活」的斗争变成中国与日本的对立，导致日本军政界中对华强硬派得势，引发日本的系列侵华行动，最终变成中国的全面「抗日战争」。 而且，从「中原大战」开始，「你死我活」的斗争蔓延到中下级官兵，也就是军阀战争中从未有过的大规模官兵死伤。 一场中原大战就导致30多万官兵死伤，不仅远远超过北伐导致的官兵伤亡规模，更可能超过军阀混战10年导致官兵伤亡的数倍到十倍的数字。 等发展到共产主义来说，利益争夺已经不是金钱的问题，而是全面「你死我活」的问题。 而且，共产主义「你死我活」已经不局限于底层官兵，更是涉及到高级官员和军官。从1927年蒋中正「清党」开始，「蒋校长」爱才惜才，尽量说服感化反对或者背叛国民党的黄埔将领；但是到了「毛委员」，直接仿效苏联和彭湃的做法，通过大规模肉体消灭的方式清除异己。 而持续积累的事实都在表明，投靠共产主义、相信共产主义、或者对共产主义缺乏足够警惕的人们，都被卷入「共产主义绞肉机」，大规模走向「自我灭亡」。 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们通过宣扬「主义」，推动青年人同情或者投靠共产主义，集体走向自我灭亡。 即使胡适这样相对温和的「自由主义者」，在一定程度上反对左倾（共产主义），但是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奉行「社会主义」，没有起到警醒年轻人的作用，反而推动年轻人，对无数年轻人送死和共产主义统治中国也负有责任。 <---段分割线（kksk.org）--->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3-12-30 11:46 第五节 中共的发展历程 （特别说明：下述内容基本都是国内媒体或者网站已经出现的内容综合编辑和分析论述，没有任何明显违规的内容） 1927-1949年，「共产主义绞肉机」开始飞速转动，将中国拖入第一阶段的「自我毁灭」过程。 在这个时期，由于共产主义致力于「全世界」，因此并没有真正的「中国共产党」。 在1943年之前，「中共」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确切地说是共产国际「中国支部」。 而共产国际由苏联斯大林操控，用于输出共产主义到其它国家。 「中国支部」在局部建立中国里的「独立王国」，也叫做「苏维埃共和国」，直接接受共产国际的命令，按照共产国际的指令进行组织行为，并且致力于保卫「苏联」。 在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后，斯大林开始直接介入操控「中国支部」。 尤其在二战之后的中国内战中，斯大林直接决策共产党方面的主要战略方针、指挥主要战争、指使毛泽东进行宣传活动。 这种直接指挥一直延续到朝鲜战争，中共军队成为斯大林战略决策的「炮灰」。 中共军队在朝鲜战争中的损失惨重，也只能硬撑，缓解斯大林在东欧的压力，支持斯大林在东欧巩固共产主义势力。 当斯大林死掉后，早已经撑不住的中共急于撤军，答应联合国（主要是美国）的所有条件，并且放弃自己在朝鲜一切可能的利益。 因此，在本文中，任何关于这个时期的「中共」，只是对「共产国际中国支部」的指代，方便表达而已。 所以，这个时期的「中共」是直接和完全受苏联指挥的群体，目的是建立苏联的附属国。 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通过推动「站队文化」和「炮灰文化」而脱颖而出，登上世界共产主义的舞台。 可以说，在共产主义扩张的过程中，列宁排名第一，列宁的接班人斯大林排名第二，而斯大林的「儿皇帝」毛泽东排名第三。 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在最初的野心并不大，但是被共产主义大潮卷入之后，通过个人的持续「学习」，成为中共发展过程中的「集大成者」，走上了自己在最初也没想到的道路。 在早期，毛泽东做过北京大学的图书管理员，写过文章响应「联省自治」，做过晏阳初湖南长沙教育项目的义务教育员。 从共产党的角度，毛给共产党筹措大笔资金、并且因此成为「一大」的候补委员，在广州国民党政府里做宣传部长并反对北伐。 从早期的经历可以看出，毛泽东勤于学习和思考、紧跟潮流、积极做事。 而且，毛泽东一次次地参与各种活动，希望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 如果社会文化环境宽松的话，毛泽东可能会在北大留下来、或者在湖南的地方教育项目上任职。 如果国民党不北伐，毛也可能通过自己的学习思考，以及擅长的宣传鼓动（市场营销）和融资能力（给共产党筹资），在广东混个不错的职位，过上「好日子」。 不过，既然孙中山组团的国民党是「流民」组织，无法在当地扎根，也就必须通过流民式的北伐获得生存空间。 随着北伐的进程，大批的「流民式」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组织扩张开来，人性内在的罪也通过邪恶组织的方式，以失控的方式释放出来。 在这样的环境中，毛泽东发挥了两个主要特点：1、绝对服从苏联「党中央」的各种政策，并且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执行苏联的各种「杀人」决策；2、持续学习中国历史，总结国民党北伐胜利的经验，并且按照斯大林的具体指示，在日本和美国的支持下，打垮国民政府，占领中国大陆。 在整个过程中，毛泽东的主要「事迹」可以简化为：中央苏区、长征、陕北、从东北开始的内战。 共产主义不是一个人的「事业」，而是中国历史和国际共产主义实践的结合，并由千千万万个共产党人共同建立的。共产主义的主要工作是杀人，贯彻马克思的「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共产党宣言》）」的思想。在早期的中国共产党，涌现出多个标志性人物，构成了共产党胜利的基石。 这些人中，彭湃、张国焘和「留苏派」（以「二十八个半标准布尔什维克」为代表）等人给共产党提供了经验借鉴，而周恩来和毛泽东等人则一直对共产党起到重大的作用。 从社会文化方面，大学教授等知识分子对共产主义的宣传鼓吹，另外南方孙中山「联俄容共」和北伐对社会文化的影响，都给共产主义创造了社会与文化土壤，为共产党提供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 从不利条件方面，随着张作霖搜查俄国使馆、以及国民党「清党」，导致共产党遭到惨重的损失，迫使共产党重新寻找「出路」进行生存。 在这样的情况下，共产党内不同的派系都在进行生存挣扎，并且形成自身的风格和定位。 总的来说，「杀人」成为共产党成功的关键。 杀人更快、更准、更狠的人最后活下来。 需要说明的是，被屠杀的人包括三种，一种是对共产主义缺乏坚决抵抗意愿和能力的人们，第二种是被被共产主义所吸引，支持共产党的人们，第三种是成为共产党的一部分，成为共产主义的「牺牲品」或者「炮灰」的人们。而按照杀人的风格，共产党主要分成两大派，第一大派是共产国际派，第二大派是本土派。从身份上，对于共产党发展具有影响的人们，主要的特点是「流民」。共产国际派和本土派又可以总结为「国际流民」和「本土流民」。 而这些「流民」的主要特点是，以杀人为基本手段、杀人不眨眼，双手沾满了鲜血。 而在本土派中，有两派因为不主张杀人、或者杀人不够狠，而很快被淘汰，成为「炮灰」。 这两小派包括：1、以陈独秀、瞿秋白等中国「文人」为代表，他们是早期中国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但是有自己的想法、不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的指挥，也只是「动笔杆子」，他们不提倡或者不善于「动枪杆子」。 后来，陈独秀被清除出党，瞿秋白被「借刀杀人」。 2、共产党「当地干部」为主导的部分，主要针对「土豪劣绅」，希望实施「相对」温和的「革命」。 这些「本地干部」在肃反「AB团」、「社会民主党」等运动中，被大规模屠杀。 <---段分割线（kksk.org）--->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3-12-30 11:47 而在共产党发展具有影响力的派别，是敢于进行屠杀的派别。 而以「杀人」为主导的派系中，每个派系都有自己的特点。 其中，第一大派为苏联派，或者叫做共产国际派。 共产国际派是斯大林安插在中共内部，用于领导和控制中共的派系。 在共产国际派中，又分为周恩来和「留苏派」两小派。 第一小派是周恩来掌控的「中共特科」系统，也就是特务情报系统，一直到1976年周恩来死亡，都牢牢掌控着中共的关键部门。周恩来的「特科」是训练有素的一小部分人，在小范围内针对关键敌对人物进行捕杀，需要的时候进行「灭门」式捕杀，并且对小范围内的其他人形成震撼心理。另一小派主要以「留苏派」为主，以王明、博古等「二十八个半半标准布尔什维克」为代表。 这些「共产国际流民」依赖苏联赋予的权力，在早期作为中国的最高指挥者，反复强调「革命」。 这些人的突出特点是，从「革命队伍」内部找「敌人」，也就是从军队内部进行「肃反」和打「AB团」，对军队进行大规模的残酷屠杀。 这些人进行的大屠杀直到「反围剿」失败，中国军队开始逃跑，也就是「二万五千里长征」。 在「延安整风运动」，毛泽东将这些人的影响最终消除。 与之相对应的第二派是「本土派」，其成分相对复杂。从对于共产党的影响上，彭湃和张国焘两个模式最具有特征，而毛泽东整合吸收了两个人的杀人模式。 彭湃模式作为「中国农民大王」，发动本地的无地农民和地痞，针对地主富农等「阶级敌人」进行大规模屠杀和残酷虐杀；不过由于彭湃的过度杀戮，导致自己和家人的惨死。 毛泽东模式则吸取了彭湃的经验教训，更切合实际。 张国焘则采取宣传鼓动和屠杀相结合的模式，让大多数民众认为张国焘杀的人都该杀。 毛泽东后来同样学习张国焘的模式，消灭一个个对手。 另外，毛泽东既对苏联的指示言听计从，又善于根据中国形势进行「群众工作」。 而毛泽东作为「本土流民」，对于个人的嫡系（支持自己的核心利益团体）极为照顾，对于个人的利益威胁者和潜在利益威胁者，往往采取「先发制人」的措施，置对手于死地，而「土改」和其它群众运动主要是维护自己利益，打击利益对手的方式。 经过1927-1949年的长期「淘汰赛」，最后毛泽东和周恩来胜出。毛泽东主要进行战略形势思考、外部宣传和群众运动；周恩来则进行内部组织操控和军队控制。 而在剩下的本土派中，绝大多数是中共军队的军官，受党的指挥，作为上层的「工具」和「炮灰」。 而不论是被淘汰的「留苏派」和彭湃，还是最后生存下来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系统，都可以归结为杀人。 尤其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了让自己生存下来，他们坚决杀掉「敌人」。 不论明面上的敌人，还是朋友中的「敌人」，都绝不手软。 另外，中国是共产主义的「集大成」。 共产主义占领中国的过程，和苏联的成立相比，时间漫长、过程曲折，因此经验极为丰富。 1917年2月，俄国爆发了第二次民主革命，彼得格勒的工人因为长期的战争、饥饿而走上街头，派去镇压的军队当场哗变。在短短的几天时间内，沙皇尼古拉二世失去了对军队和国家的控制。沙皇被迫退位。在彼得格勒成立了一个临时政府，暂时维持整个社会秩序。 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布尔什维克武装力量，在俄国工人的支持下，向临时政府所在地圣彼得堡冬宫发起总攻，推翻临时政府，建立苏维埃政权。 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出，列宁建立苏联的速度很快，没有废太多的时间，就把权力掌控到自己手里。 而共产主义占领中国的过程，则可以说经过了20多年。 当国民党开始「清共」时，共产党也希望寄托于这样的武装暴动，在工人和农民的支持下，通过自己的武装攻占城市，并且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也就是苏联的「子共和国」。 在斯大林的直接指示下，共产党进行了「三大暴动」：南昌暴动、湖南和湖北的秋收暴动、和广州暴动。 同时，瞿秋白筹划了相对更小规模的「暴动」，包括江苏宜兴和无锡、湖北的武汉、河北的南口和天津。 在南昌暴动失败后，彭湃和一部分败军逃到广东，领导了海陆丰暴动，并且取得一定的进展。 但是，一方面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反扑，另一方面由于大多数工人和农民已经与共产党脱离，因此这些暴动都遭到惨败。 在国民党军队的追击下，暴动失败的军队逃窜到「老少边穷」的军阀「三不管」农村山区，建立起各地的「苏维埃共和国」，包括赣西和闽东的中央苏区（长征出发地）、陕甘宁苏区（长征结束地），鄂豫皖苏区、川陕苏区、湘鄂川黔苏区、湘鄂赣苏区等等。 经过一系列失败后，苏联才开始逐渐认识到中国的形势。 而且，由于中国与苏联环境的巨大不同，苏联的直接代表（王明、博古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为代表）无法「照本宣科」地进行「革命」，逐渐被本土的毛泽东所取代。 毛泽东经过持续的斗争和整肃，终于坐稳中国共产党领袖的宝座。 可以说，在共产主义占领中国的整个过程中，除了德国纳粹的现代宣传技术还没有系统传入中国之外，其发展过程集中了所有的共产主义经验。 从理论的角度，「凝聚力」是传销金字塔的核心组织原则。 在组织上，传销金字塔结构必须具有「独一性」，而且每个人都必须维护这个「独一性」，两者结合就形成「凝聚力」。 任何一个传销金字塔都必须保持「凝聚力」，否则金字塔会被割裂，并且随时可能倒塌。 在北伐过程中，国民党分裂就是失去「凝聚力」的结果。 从传销的机理上，共产党吸取国民党的教训，主要做到两点：1、一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进行构建，绝不能出现「多头领导」。 当然，共产党更不可能像美国那样「轮流坐庄」。由于中国共产党涉及到一个庞大的系统，包括苏联「党中央」派驻的人员、当地军事机构、党组织机构、「特科」间谍机构等多个机构。 所以，内部随时在进行斗争争夺权力，也随时可能出现分裂。 而且，在内部权力斗争的时候，还涉及到军队指挥，同样涉及到共产党与社会的互动，因此必须进行「快刀斩乱麻」的斗争。 只有这样，才能够明确一个中心，并且围绕这个中心进行构建。只有一个人把其他不服从自己的人完全消灭，才能够保障整个传销系统的生存。 而在内斗过程中，因为涉及的利益过于巨大，结果是速度极快「你死我活」，我将之称为「共产主义绞肉机」。 2、下层对上层绝对服从：上层对下层实施最严格的「梯级管理」，并且随时进行严厉控制，整个传销系统才能够进行下去。 这种服从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思想上绝对服从，共产主义必须宣称自己是绝对真理，如果组织成员在思想上不跟随上层路线，组织就要对成员进行「思想改造」； 另一方面是组织行为上绝对服从，即使组织的决策再荒谬，下层也认为上层是「英明决策」，进而坚决执行。 在「绞肉机」的过程中，会出现两种情况： 1、上级对下级：如果下级不够服从、上级认为下级不够服从、或者下级服从、但是上级认为下级有可能出现不服从，上级就会直接而快速地对下级进行「清洗」； 2、同级之间：共产党内也经常会出现同级之间的斗争，比如张国焘与毛泽东的斗争。 当一方失败后，比如张国焘失败后，下层的人也要被「清洗」。 当然，这里说的「清洗」是漂白的说法，确切地说是「血洗」，也就是经过系统地屠杀。 即使经过「血洗」没有死掉，侥幸能够活下来的，也只能在组织里「靠边站」。 <---段分割线（kksk.org）--->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3-12-30 11:49 共产党是具有「远大理想」的高级传销组织，聚焦于杀人。 前面论述过，我将传销分为低级的产品传销，中级的「商业模式」传销，高级的「理想」传销。 在低级传销中，传销组织的人们还考虑卖「产品」，通过卖产品获得收入，也就是还在鼓励人们「做事」。 到了高级的「理想」传销，已经不需要考虑「做事」，而是完全到了「玩人（整人）」的程度。 在「玩人（整人）」中，还有高低两个层次：低层次属于「玩人（整人）」层次，以理想为主，以杀人为辅，包括孙中山的「党国-军政」模式和社会主义模式，都试图通过少杀人或者不杀人的方式，实现奴役制度，获得自己的「寄生虫」利益；而高层次则属于「杀人」层次，对于组织内部的人员，则大开杀戒、随意杀人。 比如，很多人加入国民党后，还可以宣布自己脱离国民党，基本上来去自由。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加入或者离开任何一个党，也都按照个人意愿。 但是，对于中国共产党，当一个人决定加入共产党，就意味着完全属于共产党，就要随时准备为共产党的利益「牺牲」自己。 对于脱离共产党的人，就会被党认为是「叛徒」、「内奸」，在党需要的时候随时进行铲除。如果做产品的传销组织发现加入者思想或者行为上开始「分裂」组织，就会采取「说服教育」，或者将这个人开除出去；而共产党则直接进行肉体消灭，免除后患。所以，即使是共产党的内部斗争，也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从「三湾改编」，毛泽东制定了「党指挥枪」的关键原则开始，「你死我活」的斗争不仅仅涉及到核心人员，而且是派系与派系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 之后，共产党通过一次次「你死我活」的斗争和屠杀，逐步消灭不符合「凝聚力」的军官和部队，建立起具有 「绝对忠诚」、「绝对执行」、「绝对战斗力」的组织系统。 在内战中，共产党在斯大林的直接援助、授意和指挥下，打垮了已经成为「一盘散沙」的国民党，最终占领中国大陆。 周恩来是共产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主要基石」。 周恩来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特务情报系统，就像人体中的神经系统，监控和操纵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运行。1924年，26岁的周恩来作为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心腹，从法国途经莫斯科到达广州后，很快就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代理主任并很快转正，兼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中将军衔。 有分析认为，周恩来在加入共产党后于德国滞留2年，期间受到共产国际著名特务头子季米特洛夫的训练。 在广州和北伐期间，周利用国民党和苏联给的经费，在发展国民党「调查科」的同时，开始着手建立更加秘密的共产党特务间谍组织，当时称为「中共特科」，其发展模式的组织严密、数量之多、级别之高、速度之快、隐藏之深，超乎国民党的想象。 周恩来掌控的组织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渗透在国民党之中，二是掌控军队中指挥官和政治系统。 作为特务和政治机构的核心人物，周恩来一方面搜集情报，另一方面负责杀人。 在蒋中正「清共」开始后，共产党的一个重要情报员顾顺章叛变，潜伏在国民党内的钱壮飞快速通知周恩来。 周恩来立即动手，撤出共党在上海的情报机构，并且决定对顾顺章家全家人灭口。 周亲自带领人到顾家，将顾顺章的岳父母、妻子和孩子、小姨子和佣人等12个人全部用绳子勒死，只留下一个12岁的男孩而不会走路的女孩。 另外，当时在顾家的其他人也都被灭口，被深挖埋在花园里。 其中，一个黄埔学生斯励在顾家打麻将，他是国民党二十六军第二师的师长斯烈之弟。蒋中正「四一二」清党后，周恩来被第二师扣押，随时可能被处死，而二十六军党代表赵舒和斯烈共同徇私（据说斯励也参与其中），放走了周恩来。 而周恩来为了防止消息走漏，也将自己的救命恩人斯励灭口。 根据国民党著名特务头子徐恩曾的回忆录，当时直接负责执行周恩来暗杀任务的王竹友交代：凡是违反「党中央」或是周恩来的命令的共产党党员，都会遭受这样处置，不是这样严厉的话，就无法维持地下活动的纪律。 在上海，中共这样的残暴案件案件发生多起，引发当时社会的广泛谴责。 到后来，甚至共产国际都都发表文章，「谴责」这样的残暴行为，说「世界革命的成功，不能依靠残酷的报复手段」。 在苏区建立后，周恩来的「特科」系统开始牢牢控制中共系统。 「特科」控制中共系统的方式不仅在于控制民国政府控制区的中共地下党，更重要的是控制中共苏区的军队和党务系统。 「特科」的特点是，为了控制中共系统，周恩来采取多样的杀人的方式。 在徐恩曾看来，向忠发的检举人拿了赏金后很快消失，以及检举向忠发对于中共的影响，因此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向忠发被检举落网，是当时共产党「借刀杀人」的手段。 另外，瞿秋白因为不完全顺从苏联而被撤职后，在条件很好的上海养病。 本来，瞿秋白在租界的生活非常舒适，但是考虑到对瞿秋白的控制，命令瞿秋白到连吃盐都困难的中央苏区，让瞿秋白过着非常困难的生活。 当苏区失败、军队逃跑（长征）时，军队带走了大量的物资，连沉重的印刷机都拆卸带走。 在这样的情况下，周恩来亲自通知瞿秋白留下来，也就是拒绝带上瞿秋白。 国军对留下来的人进行伏击，逮捕并且处死瞿秋白，也属于周恩来「借刀杀人」的手段。 更重要的是，「特科」系统在苏区已经不是简单的情报和针对少数人的特务机关，而是形成强大的「秘密警察」队伍。 这个「秘密警察」队伍从邓发到闽西苏区负责开始，到周恩来亲自到苏区，通过操控博古而进行实际的领导。 利用各个苏区的「肃反大清洗」的机会，开始对军队形成相对完整的控制系统。 周恩来的秘密警察系统基于毛泽东的「党指挥枪」的党务系统，也就是毛确立了中共军队中，党代表控制军官的模式。 随着「肃反」的开始和扩大，「保卫局」等秘密警察机构的权力急剧扩大，对党务系统进行控制，周恩来实际上牢牢控制着对军队中高级领导人的生杀大权。 尤其在中共长征后，除掉了势力极大的张国焘，秘密警察系统从延安开始形成对于军队的整体控制。 而周恩来一方面通过「保卫局」实施「肃反」屠杀，另一方面在屠杀「过头」后出来对当事人进行「批评」，以「公正」的形象收拾残局。 在中央苏区无法维持下去的时候，中共开始向西北逃跑，逃到苏联的势力范围内，也就是中共后来所说的「长征」。 为了不暴露长征行踪，中共在出发前杀了上万名被怀疑不可靠或者受伤无法自己行走的士兵和下级军官，这就是闻名中外的「万人坑」事件。 而周是当时主要领导人之一，负责安排内部事务的具体执行。 <---段分割线（kksk.org）--->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3-12-31 12:22 在1949年中共统治大陆之后，周仍然牢牢控制着共产党内的「秘密警察」系统。从全局形势的角度，中共已经从延安时期以军队为主的模式，转变为中共统治整个大陆的民众宣传控制、官僚系统和军队系统等三大系统「并行」的模式。或者说，随着中共从「共匪」变成统治大陆的主导者，中共的势力遍及整个中国大陆，尤其是三大系统开始明显分割，导致秘密警察的控制能力严重下降。 因为，周恩来的秘密警察系统主要掌控范围在于军队，但是军队只不过是被动保障中国统治的力量。 在「大跃进」和大饥荒后，不论中共内部还是社会控制方面，关注点都在如何解决吃饭问题上，军队只能加剧粮食和吃饭问题，所以秘密警察「闲置下来」。 所以，周恩来的权力控制范围不仅达不到民众，甚至难以控制官僚系统。 而且，毛为了防止军队政变，严厉限制军队的行动，连级以上的部队调动都要经过中央军委批准，导致周的「秘密警察」系统更难以发挥作用。 另外，周能够控制秘密警察系统，长期的靠山在于苏联，而不是中共内部。 而当中苏交恶后，周失去了苏联「靠山」，导致自身地位「岌岌可危」。 由于周恩来的「特科」出身，导致毛泽东对周恩来也非常警惕。 在1949年后，毛泽东派贴身警卫员汪东兴指挥中央警卫师一团（后来著名的8341部队），负责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和林彪等人的「安全保卫」。 这只部队实际上由毛直接领导，而且毛经常与这只部队互动，因此周面临因为「用进废退」而完全失去权力的危险。 不过，毛发动的「大跃进」直接导致中国数千万人饿死，因此在中共内部受到孤立，也面临被废黜的危险。 1966年，毛在「孤家寡人」的情况下开始「发动群众」，也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提出砸烂「公检法」，与以「彭罗陆杨」案和刘少奇案为代表的官僚系统开始进行对抗。 这时候，周开始全力支持毛，利用自己出身和长期积累的政治手腕和秘密警察经验，力图保住毛的地位，也维护自己的地位。 虽然毛和周相互敌视和警惕，但是在关键时刻为了保障自己的地位，通过外部「发动群众」和内部「秘密警察」系统共同夹击官僚系统。 周担任中共政治局秘密成立的「中央专案组」组长，替代「公检法」的功能，成为毛的主要「打手」。周恩来指挥的秘密警察作为「中央专案组」的主要执行者，如同明朝时期的锦衣卫和东西厂，成为支持毛的秘密执行力量。 而在「中央专案组」中，江青等人也仅仅是副组长。 周恩来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其行为特点。 由于周掌控的组织特点，周在中共的官方上一直没有明显的职务和功能，但是长期占据着显要的位置。 而如果深挖历史，则能够看到周恩来在早期塑造中共、以及后期（尤其1966年以后）影响中共的作用。 从整体特点上，周恩来指挥的系统虽然血腥变态和令人恐怖，但是自身难以独立，更不敢对外「曝光」。 从1966年开始，「中央专案组」虽然存在了十三年，但是从来没有公开的官方信息披露； 这种做法与1930年代中共进行「肃反」时，中共的秘密执行机构的行为模式完全一样。 在21世纪中国网络发达后，网上流传着一个关于周恩来的段子：「文革期间，每当有名人被红卫兵打死之后，他就会匆匆而来，非常痛苦地对其家人说：对不起，我来晚了。 但是后来发现，所有这些抓捕或者处死名人的命令都由周恩来签署。」 这个段子总结了周恩来的真实历史，也反映周恩来掌控的秘密警察机构，周恩来的个性和做事方式。 从1966年「阴谋反党集团」事件中的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到刘邓、陶铸、贺龙等人。毛泽东要打倒谁，周就进行相应支持，对其进行甄别式的处理。 需要说明的是，周不仅从组织系统上支持毛，而且还在具体事件上「事必躬亲 」。 周任职「中央专案组」组长的同时，还兼任「刘少奇专案组」、「贺龙专案」等关键人物的专案组组长。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针对关键人物的审查都必须经过周的批示，实际上是1930年代「肃反」的翻版，而且周的控制更严格。 另外，周还根据毛的意思组织相应的「反革命」材料，而且周亲自给刘少奇和贺龙等人下具体的定语，也就是当时意义上的「判决书」，供毛进行签字决策。 而且，周还亲自指示红卫兵将彭德怀从四川「揪回」北京，后来彭德怀在长期批斗和虐待过程中患病死亡。 等这些人的「反革命」案件定性后，由周签字负责执行杀人行动。 例如，周主持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1968年夏天，狱中的刘少奇一度因肺炎并发症生命危在旦夕，上面指令必须保证让他活着，那怕还有一口气。 刘少奇长期被固定捆绑在床上，一动也不能动，颈部、背部、臀部、脚后跟都是流脓水的褥疮。由于他疼起来时一旦抓住衣物或他人手臂就不撒手，人们干脆就在他每只手中塞一个硬塑料瓶子。到他临去世时，两个硬塑料瓶子都被握成了葫芦形。1968年10月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举手表决，以133人赞成，一人反对的结果，通过了开除刘少奇出党的决定。11月24四日是刘少奇70岁生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特意嘱咐汪东兴给刘少奇捎去一个生日礼物——收音机。 从收音机里传出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刘少奇把收音机狠狠摔在地上，到死都没有再说一句话。 周恩来为了支持毛的各个重大决策，经常抛弃掉盟友、朋友和亲人。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周的养女孙维世的惨死。 孙维世的父亲孙炳文是周恩来的「铁杆」部下，在德国和周恩来一起接受特务训练，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教官，在北伐中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 1927年蒋中正「清党」，孙炳文被逮捕。 国民党反复规劝，而且允诺高官厚禄，被孙炳文拒绝，最后国民党将之处决。虽然孙炳文将女儿孙维世托付给周，但是周一直没管，孙维世从儿童开始就过着流浪的生活。 在这种情况下，孙维世还帮助母亲给共产党送过情报。 16岁的时候，孙维世找周恩来，周恩来才故作吃惊地「知道」她是孙炳文之女。 孙维世见到周恩来，立即扑到周恩来怀里痛哭，随后周恩来将孙维世收为干女儿。 后来，孙维世的侄女孙冰说，周和孙自然地产生了感情，已经超出了父女之情。 在延安时期，孙维世一休息就到周恩来的窑洞里去。由于孙维世长相好、活泼、富表演才能，还被毛泽东和林彪所追求，也被他们称为「红色公主」。 在毛带领代表团访苏时，周又让孙世维做毛的翻译。 归国后，江青问孙维世有关毛的情况，孙拒绝回答。 据说因此激怒江青，导致孙后来在「文革」期间的惨死。孙维世在狱中有将近7个半月的时间，在牢房里也带着镣铐，而且牢房里只有一堆干草。 后来，孙维世受尽酷刑（「蹂躏」），死时带着镣铐、浑身赤裸，而且头上被钉入长钉而死。 在人们看来，周在文革中为了自保，不顾周围人的死活，任由江青对孙维世进行迫害。 但实际上，周恩来以「通敌叛国」罪签署命令，逮捕孙维世，促成孙的死亡。 另外，成元功原是周恩来的卫士长，从1945年19岁时就开始为周恩来工作直到1968年，历任周的警卫秘书、卫士长。文革爆发后的1968年3月被整接受「改造」，而正是成元功称为「大姐」的邓颖超要求逮捕他。李志绥在《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中写道：「周的老婆邓颖超代表周告诉汪：『一定要逮捕成元功，说明我们没有私心。』汪东兴仍未同意。后来汪同我说：『成元功跟他们一辈子了。他们为了保自己，可以将成元功抛出去。』」 <---段分割线（kksk.org）--->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3-12-31 12:23 从内部控制和斗争的上，周恩来可以说是中共的灵魂人物。 在中共最初的主要领导人中，只有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活到1976年。 其中，朱德由于年龄较大，早已经退出中共的内部权力斗争。 而毛泽东和周恩来以各自的方式，坚持到斗争的最后。 其中，毛泽东属于站在「前台」的人物，随着毛泽东消灭的竞争对手越多，其本身的力量也逐渐耗尽。 到了毛泽东最后的时日，最后只有少数几个家人亲信在自己床前。 毛泽东本来希望华国锋将位置传给江青，毛远新等子侄掌控大权，自己能够保持「伟大英明」的形象。 没想到，自己刚死不久，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等人开始行动，抓捕江青与毛远新等人，让毛泽东最后的期望落空。 不久之后，中共开始「拨乱反正」、清算「文革」，人们也对毛的做法产生了一定的了解。 与此同时，周恩来则在暗中支持毛，但是表面上又在「尽力保护老干部」，让人们认为周恩来是「鞠躬尽瘁的好总理」。 而且，随着「文革」的进程，周恩来的「保护」姿态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认可。 当人们看到刘少奇和林彪等「接班人」被毛泽东整死后，在心理上也明显倾向周恩来。 因此，当1976年周恩来病死之后，全国各地的无数军人、工人和学生自发组织起来，在4月5日清明节纪念「周总理」，并且引发「4.5天安门事件」。 这个事件是对「文革」的致命一击，毛感觉自己已经无法掌控局面。 而且，在这种「民意」表达的情况下，推动了毛死后的很快「变天」。 当然，虽然周恩来在外部拥有很好的名声，但是仍然对于事实真相具有极大的恐惧。 据李锐（曾任高岗、陈云的秘书和毛泽东兼职秘书）说，在邓小平掌权后，邓颖超找杨尚昆，说周有些（文革的）文件不能留，要求销毁。杨尚昆说要请示邓小平，邓颖超说那现在就请示，她不走了，就在这里等。杨尚昆当场电话请示，邓小平同意销毁。销毁时李锐等人在场。 但是，真相很难掩盖得住，随着时间的推移，周恩来的实际状况也逐渐为越来越多的人了解。 可以说，如果毛泽东是在「阳光下」作恶的话，周恩来则一直在暗中作恶。 周恩来都在黑暗的角落里、做着黑暗的事情，而且害怕别人知道。 而这个黑暗中的力量，成为中共生存、壮大、统治大陆和维护统治的一个内在的基础力量。 从外部组织角度，澎湃、张国焘、王明等人都对中共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而毛泽东是这些人的「集大成者」，也就是充分学习和借鉴他们的思路和经验，经过一次次「血雨腥风」，最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象征。其中，彭湃被毛泽东称为「农民运动大王」，可以说是「中国特色」共产主义的起点，2009年还被中共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彭湃出身于地主，在日本留学期间开始信奉马列主义，成为共产主义者。 从日本回国后，彭湃在众人面前，将自家祖传田契烧毁，把自家农田分给农民无偿耕作，还帮助佃农解决债务和土地纠纷等，而得到了无地农民的广泛支持。 彭湃这种六亲不认、不考虑家族利益的模式，受到家族的反对。 彭湃自己说过：「除了三兄五弟不加可否外，其余男女老幼都是恨我入骨，我的大哥差不多要杀我而甘心。」 方志敏也像彭湃这样，向自家人「开刀」的模式。 方志敏在家乡成立农会，组织农民要求减租减息。 方志敏的五叔、地主方雨田站出来反对，对方志敏说：「我是你亲叔，你该不会六亲不认吧？」方志敏则对其他农民说：「你们不要以为方雨田是我五叔，我就循情看面子。他既是地主，又和我们对抗，咱们就跟他斗争到底！」 虽然方志敏的祖母和父亲都求情，但是方志敏还是下令处死了方雨田。 彭湃领导成立了海丰县总农会，并任会长。 之后，彭湃加入共产党，在广东省农会成立后，被推选为广东省农会执行长。 在陈炯明取缔农会后，彭湃投靠孙中山，在农民运动讲习所演讲，煽动农民革命，后来汇集成《海丰农民运动》，成为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蓝本。1927年8月，彭湃参与领导南昌暴动，失败后南下广东，10月发动陆海丰暴动，11月21日成立海陆丰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号称「小莫斯科」，并且修了「红场」，不过在1928年2月被剿灭。 在这2个多月的时间内，彭湃贯彻瞿秋白组织三次暴动的「红色恐怖」方针。 彭湃信奉列宁「不讲法律、反动的就杀」思想，并且告诉手下：「准群众自由杀人。杀人是暴动顶重要的工作，宁可杀错，不要使其漏网」、「将这批豪绅地主剖腹割头，无论任何反动分子，都毫不客气的就地杀戮，直无丝毫的情感」，他甚至提出要对「土豪劣绅」「大杀特杀，杀到他干干净净」，杀到海港的水「都成赤色各人的衫裤都给反动派的血溅的通红」。在彭湃领导的共产海陆丰暴动中说到：「凡暴动胜利后，各级农会及武装组织，皆应布告准予革命民众自由杀戮反革命，以资鼓励……设法在敌人范围内随时杀戮人民，使人民人人自危，而含恨敌人不分皂白乱杀，而图报复……各种书店，及图书馆或人家所藏书籍，纯系养成反革命之知识分子者，应即尽量焚烧之。」 彭湃领导的大屠杀给共产主义树立的榜样。 在国民党北伐期间，共产党就开始批斗地主，到后来开始杀地主。 著名的共产党劳工领袖李立三的父亲是地主，虽然李立三写信保证其父不会反对农会，但还是被他家乡醴陵县的农民协会处死。 彭湃则更进一步，仿效明末张献忠的「七杀令」，颁布了「20杀」，并要求参加海丰县工农兵代表大会的代表每人负责杀 20人。一些赤卫队员（大多是青年农民和无业游民）从最初的对于杀人的胆怯，后来变得杀人不眨眼，甚至觉得杀人是福利。 随着杀人的进程，人们想出了越来越多的杀人新花样。 在费正清主编的亲共《剑桥中华民国史》中也说到：「到两星期过了以后，苏维埃政府也无需给行刑者以报酬：赤卫队员（大多是青年农民）非常乐于执行这种令人羡慕的光荣任务。对一个反革命来说，没有受拷问就被杀死是一种恩典。比那些被砍下一肢，亲眼看到他人被煮熟吃掉，然后被杀死的人是幸运的。有些人被大卸四块，另一些人（例如捷胜地区的一个地方官）被关在一个板箱里，被慢条斯理地锯成一块块，而行刑者们还不时停下来喝茶休息，以延长其痛苦。」后来，还出现很多人吃人的情况，包括「革命群众」吃「反革命」，在活着的「反革命」身上割下肉，让「反革命」家属吃肉，并且让「反革命」看着。 彭湃指挥攻打海风捷胜城、陆风碣石城、普宁葵潭城、惠来县城，每攻下一城之后，都要屠杀数千民众，而且完全烧毁房屋，被当地百姓称为「杀人党」。当时海陆丰地区40万人，跑到广州、香港逃难的超过5万人。 到后来，不仅仅是农民对地主和富农进行屠杀，更引发宗族之间的屠杀，一个人如果到了对立姓氏宗族控制的地盘上，也可能随时被杀掉。 这种屠杀不仅形成当地的恐怖和疯狂状态，更引发长期的仇恨。 彭湃的「农民运动」模式可以反映为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的流民作乱，尤其以元末朱元璋和明末李自成和张献忠为代表。 在初期，组织当地的地痞流氓形成共党的主要支持者，并且以「均田免粮」的方式吸引大多数农民，建立地方统治；然后，组织当地民众，以「均田免粮」的口号，开始对外进行战争扩张。 在扩张过程中，对于拥护自己的地区，主要杀掉地主官僚，并且劫掠财物；对于抵抗的地区，则进行全面的烧杀。 而且，使用各种酷刑折磨「敌人」，并且鼓励属下吃人肉，也是朱元璋的手段，也被李自成和张献忠所使用。 在之后发展中，共产党（尤其是毛泽东）一方面仿效彭湃的做法，高度重视农村地区的「农民运动」，并且利用「红色恐怖」的效果；另一方面，不像彭湃这样，将屠杀过于扩大化，防止因为屠杀的速度过快而导致「自我毁灭」的情况。 <---段分割线（kksk.org）--->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4-01-01 12:23 从彭湃开始，「毁灭」和仇恨开始成为社会的主题。 在军阀割据时期，地主和乡绅虽然和佃农存在很多矛盾，但是都属于从属的利益矛盾。虽然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利益冲突虽然很多，但是因为地主普遍比农民能力强，因此农民对地主存在天然的敬畏。 另外，中国农村的特点是人多地少，因此佃农为了获得更好的租用土地，对地主和乡绅表现的非常温顺。 更重要的是，农村的矛盾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地方政府（军阀）与民众的矛盾，因为军阀之间的战争消耗过大，尤其需要购买昂贵的军火，因此需要对民众征收各种捐税。 在这样的情况下，地主（往往也是乡绅）带领农民，进行抗捐抗税活动，抵御政府（军阀）对于地方民众的过度盘剥，保障自身和农民的利益；二是宗族矛盾，不同宗族之间为了利益进行纷争，比如关于灌溉水源问题，经常引起大规模的宗族之间械斗。 不论民众与政府矛盾，还是宗族械斗，都是当地地主和乡绅将农民组织起来，共同与外部进行利益斗争。 在这个时候，利益斗争主要限于利益范畴，即使大规模械斗，死人的情况也比较少。 或者说，在军阀割据时期，人们主要考虑「做事」，人们通过「做事」来获得自己的利益。 虽然政府与民众、宗族与宗族、地主乡绅与农民之间存在各种矛盾，但是都是围绕「事情」而起。 当「事情」被解决，矛盾也变得相对缓和。 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处于时而紧张，时而缓和的状态，但是大都因为「对事不对人」，因此人们的心态总体较为温和。 而从北伐开始，国民党/共产党开始将矛盾转移到「人」身上，「整人」开始笼罩社会，大规模的「仇恨」开始孕育和传播。 从澎湃开始，仇恨迅速开始转变成为「世仇」。国民党北伐后，共产「农潮」通过农村地痞流民，对地主进行批斗、甚至处死地主，消除农民对地主和乡绅的敬畏心理。 而且，共产党通过引导农民批斗地主、分地主的土地，让农民改变「温顺」的状态，「挺起腰杆」和地主乡绅进行「斗争」。 从这个时候开始，关于「事情」的利益问题，完全变成「整人」的你死我活。 因为北伐的军官和官员大部分出身于地主、乡绅和富农家庭，当他们的家人被批斗、甚至被整死后比如，自然开始进行疯狂的报复。 而像何健这样地主出身的军官，则调动整个军队对共产党的家人进行报复，包括毛泽东和彭德怀家的祖坟都被刨掉。 这样的结果是，人们从利益矛盾变成人与人之间的仇恨，而且「流民」们因为完全没有了「根」，而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到了彭湃控制的地区，社会民众之间已经完全变成暴力屠杀，胜利者对于失败者进行随意、全面和残忍屠杀。 从整个社会的角度，主要矛盾从地主乡绅带领农民抵抗军阀（政府），变成军阀带领农民屠杀地主、乡绅和富农，也就是变成大规模的「杀人」。 在屠杀过程中，很多地主和富农的家庭整体被屠杀，也就无法进行反抗。 但是，澎湃领导的屠杀在扩大之后，就演变成宗族的屠杀。 而宗族因为规模大，因此很难被杀光。 这些被屠杀者的宗族对屠杀者充满刻骨的仇恨，随时准备进行全面报复。 这时候「仇恨」已经变成全社会的普遍现象，而且变成大规模的「世仇」，而仇恨导致的报复只需要等待时机。 仇恨的程度越深，报复的延续性越强、规模越大。 利益之争属于短期效应，人们没有记忆得少，往往很快就会忘记；但是「杀人」的结果是仇恨，人们的记忆时间长，很难忘记。 「杀人」的规模越大，人们之间的仇恨也越强。 当被杀的人们的亲友为被杀之人报仇的生活，报复的时候行为往往也越狠。 在彭湃被抓、并被处死后，似乎一切都已经结束。 但是，到了将近40年后的「文革」时期，这种「世仇」终于借助「造反」的方式发泄出来。1966年6月19日，在几个中共海丰县委常委的支持下，华南农学院党委委员、水稻生态研究所副主任兼党支部书记、彭湃之子彭洪，从华农校园被拉回海丰批斗，9月1日被活活打死。 彭湃96岁的彭母被称为 「地主婆」、「慈禧太后」，日夜挨批斗，后来周恩来赶快组织人保护起来。 而身为海丰县委书记的彭洪被被某小学老师出身的「造反派」头头率人追杀，躲进深山后终于被搜出，当场就被砍掉了脑袋。为了宣泄仇恨，造反派们还将彭洪的人头裹起，让时任海丰县委副书记的彭洪妻子背着游街示众。彭洪妻回家打开后看到是丈夫的人头，精神崩溃，从此成了疯子。1967年8月26日，「反彭」进入高潮，5000多人携带机枪、冲锋枪、步枪进入海城镇，对彭湃的亲属、当年的战友及家属展开血腥镇压和长达半月的围剿，100多人被杀，800多人被打成残废或重伤，3000多人被打伤。8月29日下午，彭湃侄儿彭科逃到郊外的将军帽山，一个姓洪的中年男人，听到彭科的名字，大声喊道："我要报仇！"举着篾刀，砍下彭科的头颅，挂在城东门的电线杆上，示众三天；彭湃的堂弟彭劲、彭湃的堂侄彭株等彭家亲属也相继被杀。文革结束后，习仲勋给彭湃「平反」，托辞是「林彪四人帮」针对周恩来和叶剑英等人的「反革命事件」。 不过，彭家后人并未要求严惩凶手，反倒一致认为要向前看，不应怨怨相报。 但是，由于被屠杀者家属人数过多，而且因为陆海丰当地宗族关系，人们的记忆力很持久，因此未来是否还会出现报复行动，仍然很难说。 <---段分割线（kksk.org）--->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4-01-01 12:38 与澎湃放任手下屠杀的方式相比，毛泽东则采取了更加「正规」的方式。从总体方式上，毛泽东继承了彭湃的做法，不过进行了更具有针对性的「正规化」改编。毛泽东改编的方式「党指挥枪」，等于将当时「乌合之众」的共产党进行有效地「重组」。 这种重组的结果是，中共的军队开始形成一个整体。 从人体的角度，中共的军队模式开始成形。 虽然周恩来利用「特科」掌控了中共军队的「神经系统」，但是毛泽东因为对整个系统的了解，最后能够获得中共的主导权。 在具体方式上，毛泽东并不滥杀，而是通过「正规化」的方式，在明确目的指导下进行杀人，因此没有像彭湃那样快速灭亡。 1929年9月9日，毛泽东在湘东赣西领导「秋收暴动」。 由于大多数是拼凑起来的土匪部队，在国民党军队的攻击下，遭遇很大损失-尤其是逃兵损失。 毛指挥的军队人数从开始的5000多人，快速减少到不足1000人。 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没有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攻打长沙，而是向农村地区撤退。 9月29日-10月3日，毛进行「三湾改编」，对剩下的人进行缩编，由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缩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 在缩编过程中，确立以「党指挥枪」、「支部建连上（党对军队的深入控制）」和「官兵平等（士兵可以直接对军官提意见，军官权力很小）」三大原则为代表一系列共产党对军队的系统控制措施，比国民党北伐军的苏式政治部建制更进一步。而且，通过军队中的党员士兵对军队的严密监控，将军队牢牢掌控在党的手中。 在「党指挥枪」的模式建立之后，毛泽东指挥的军队从即将解体的情况下，重新组织起来。 从军队的传统上，士兵们都听军队「长官」的命令。 而毛泽东则通过「三大原则」，将军队军官的权力削弱，并且通过「党」牢牢控制住整个军队。 通过这样的方式，毛泽东将已经动摇的第一师师长余洒渡的权力被架空，并且取消了其原有的军官队。 随后，又阻止了第1团团长陈浩、团副韩庄剑、参谋长徐庶和第一营营长黄子吉等军队主要军官的逃跑行为。 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上述「三大原则」的确立，可能就不是毛泽东架空师长、处决这些逃跑军官，而是这些军官捉着毛泽东去找国民党邀功请赏。 可以说，通过这样的措施，中共的军队形成军官领导士兵、士兵监视军官、党组织掌控军队的严密组织格局，任何一个人都难以有效调动军队。 如果军队长官不按照党的意图作战，也随时可能会被党罢免。由于毛泽东创建根据地，以及毛泽东建立的「党指挥枪」的模式，让当时攻打城市而惨败、几乎绝望的共产国际看到一线希望。 所以，在朱德和毛泽东会师后，当毛泽东代表的「党」和德高望重的资深军人朱德代表的「军队」发生矛盾的时候，共产国际让朱德服从毛泽东的领导。 虽然在「毛朱会师」时，朱德带领的军队比毛泽东的小股逃兵大得多、强得多，但是朱德只好委曲求全，全军按照毛泽东的指挥办事。 而且，随着主要苏区的规模扩大，毛泽东的「党指挥枪」的模式得到复制和扩大。 军队的作用是杀人，通过杀人的手段达到相应的目的。 「党指挥枪」的意思是，党决定军队的方向，也就是决定杀什么人、如何进行杀人。 从这个角度，毛泽东和澎湃的关键差异在于，对「杀人」的掌控程度不同。 澎湃鼓励和放纵手下杀人，进行毫无目的的滥杀；而毛泽东的「党指挥枪」则将杀人正规化，或者说系统化、组织化和纪律化。 对于在军队中，不愿意执行「党」命令的人，「党指挥枪」可以有效对这些人进行清除。 杀人「正规化」意味着准确、高效、低成本（尤其是报复成本）地杀人。 滥杀和杀人正规化之间的差异，决定了澎湃很快自取灭亡、后来整个家族被复仇；而毛泽东则逐步发展壮大，最后成为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代表，统治中国将近30年。 「站队文化」通过「党指挥枪」的方式建立起来。 通过三大原则，军队内部形成相互影响、相互监督、忠于党的领导的模式。从具体形式上，党最终反映到某个人身上。 比如，毛泽东在「三湾改编」后，开始领导和控制红一军，而红一军也主要听毛的领导。 或者说，毛开始建立自己的嫡系部队，让毛能够在军队里站稳脚跟。 因此，毛格外照顾自己的嫡系，尽可能提拔嫡系部下。 在第一团里，一直跟随毛泽东的特务连党代表（营级）罗荣桓后来成为十大元帅之一，代表军队中的政治力量，也就是毛的亲信力量；毛在第一团亲自发展的第一批党员、战士陈士榘后来成为上将。 根据陈士榘的回忆，他们入党宣誓面对北墙，上面两张纸，上面一张写着「CCP」，底下一张则写着两行字：「牺牲个人，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全人类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陈士榘个人的感觉，这两行字就是入党誓言。 而毛泽东写的这些语句，也是提醒这些宣誓入党的人，要把组织看得比自己更重要。 如果有人「叛党」，「党」也会对之进行严厉的惩罚，也主要的方式就是死亡。 当然，不论「党」有多么神圣，都是由人组成，通过人来掌控。 在实际生活中，「党」的最高领导者代表党，并且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内容。 而作为党员，就需要按照这些内容执行，而不能对这些内容质疑。 对于内容的质疑本身并不是问题，关键在于这个质疑会影响其他人。 因为，在个人与「党」的关系中，还有「三大原则」进行约束，也就是人们都被紧紧地捆到一起。 一方面，个人受周围的人们监督，另一方面也在监督他人。 如果一个人质疑，并且说出自己的想法，就会影响到周围的人；如果这样的质疑有理有据，更会影响他人的想法，变成一部分人、甚至大部分人的质疑，甚至变成抵制党的决策的行动。 所以，质疑（尤其是有理有据）党的内容就等于质疑领导人，也就等于质疑「党」。 质疑「党」的话，就等于是「叛党」。 在这样的情况下，党员和「党」就形成了「站队」的关系：无条件服从党的指挥，就是「跟党走」，站在党的队伍中；如果对党产生质疑、甚至与党的指挥相反，就是「脱党」甚至「叛党」。 所以，如果一个人如果想呆在「党」内，就得停止自己的思考，否则会随时「叛党」，这就是从个人意义上的「站队」问题。 <---段分割线（kksk.org）--->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4-01-01 12:43 「站队文化」意味着，贯穿在「党」的整个发展过程中，人们持续进行「站队」的状况。 从整个组织的角度，总在面对内部的派系斗争。 从理论上，「党」的最高领导者代表「党」，背叛最高领导者就意味着「叛党」。 所以，人们都应该顺从最高领导者，也就是保持自己的「党性」。 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认为，尤其是内部实力强劲的人物，或者叫做「实力派」。 如果「实力派」对于最高领导者的决策或者个人不满，想违抗最高领导者的决策内容，他应该怎么办？ 很简单，他不会很傻地去完全针对决策内容本身，因为那样是「叛党」；他要做的是，想法把最高领导者弄下台，自己当上最高领导者，然后再否定前面最高领导者的决策内容。 然后，被打败的前最高领导者则被称为「叛党」，或者叫做走「错误路线」。 而在任何一个时期，党内都有不同的「实力派」，随时准备争夺最高领导者的位置。 在争夺过程中，每个「实力派」都拥有自己的人马，所以竞争者的角逐也就变成不同派别的角逐和斗争。 在「党指挥枪」的情况下，军队按照自己领导者进行划分，因此形成不同「派系」的军队。 不同军队之间为了利益而相互隔离、相互斗争。 大致上，利益矛盾越大，双方的冲突也越激烈。 由于军队有枪，一旦因为「党内」的激烈斗争而形成军队的激烈冲突，就会形成死伤的局面，甚至形成「你死我活」的全面斗争。 所以，在「党指挥枪」的情况下，党内的矛盾成为军队全员的矛盾。 在北洋军阀和中原大战之后形成的国民党「新军阀」，是不同的「实力派」控制自己的军队，军队再控制自己的地盘，形成「军阀割据」的局面。 在这样的局面下，人们如果不喜欢某个军阀，只需要跑到对立的军阀地盘上就行。 而在共产党内部，「派系」斗争必须决出胜负，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所以，人们必须「站队」，参与到双方的斗争中。 这种人们必须「站队」，而且参与到「派系」斗争中的组织特征，我称为「站队文化」。 「站队文化」的关键在于，一个人难以转变立场。 在「站队」过程中，个人无法进行主动选择，而必须进行被动选择。 首先，一个人必须「站队」，否则难以生存下来。 「站队」的情况就像两军对垒，隔着一个开阔地，相互之间进行交火。 而不想「站队」、想当「中间派」的就像处在两军交火的开阔地，随时会被两方杀伤。 所以，一个人必须「站队」选择某一方，然后朝对方「开火」。 而且，一个人选择「站队」后，就基本上无法再进行选择，只能跟着某个人的「派系」一条路走到黑。 因为，党员们对于外来的人非常警觉，不会随意对别人透露组织机密，因为秘密就意味着「生死」。 如果让敌人了解了自己的秘密，就意味着自己的死亡，所以要「严守秘密」。 而由于严守秘密的原因，一个外人或者「其它阵营」的人，很难融入某个派系中。 因此，在「你死我活」和严守秘密的双重作用下，每个人都很难转换立场。 所以，每个人从开始就需要明确，自己应该站在哪一方，或者说提前进行「站队」。 「站队」有三种不同情况和结果： 1、「正确站队」的人，即使能力不强，也可以飞黄腾达，比如当毛泽东掌权后，罗荣桓、宋任穷（「三湾改编」时的连级党代表，1955年上将）和陈士榘因为跟对了人，因此命运完全改变。 2、「错误站队」的人，遭到严重的利益损失，其中又包括两种，一种是被关键人物抛弃，但是性命无忧，比如1团卫生队党代表（营级）何长工有勇有谋，被毛泽东极为倚重，但是因为在长征中倒向张国焘，让毛泽东非常生气，因此在1949年后职位一般。谭政从秋收起义就跟着毛泽东，后来在政治宣传推广中做了很多工作，并且成为罗荣桓的副手，在1955年封为十大将军之一。 但是，1958年谭政支持彭德怀，并且得罪了林彪，后来被降职、撤职、再被软禁。 第二种则惨得多，往往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错误站队的人，基本都成为牺牲品，也就是稀里糊涂就死掉，很多被酷刑折磨而死。 比如，李文林算是毛泽东的救命恩人，但是当他和毛泽东发生直接利益矛盾时，没想到会被毛置于死地。 3、「没机会站队」的，这些人从最初的时候就「错误站队」，比如投靠中共的国民党武装和地方土匪武装，从来不被中共信任，然后在不知道什么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突然被杀掉。这种情况在中央苏区和张国焘肃反中，都表现出来。所以，在中共内部，一个人的命运结果重要的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和聪明才智，而是依靠是否正确「站队」。 这种以「站队」为主导的运作模式，我将之称为「站队文化」。 与「站队文化」相对应的是「炮灰文化」。 「站队」不是主动行为，而是被动行为。 在交锋激烈的时候，不论一个人是否想「站队」，都必须站队。 而一旦「站队」，就意味着必须面对正确或者错误的选择。 而且，由于对于「党」的领导地位的争夺是持续进行的，因此人们必须持续进行站队。 比如，在「站队」的时候，一个人面对正确和错误的几率各是50%，看上去自己还有机会。 但是，当持续「站队」发生时，比如经历4次「站队」，正确的几率就变成4个0.5相乘，也就是0.0625或者说6.25%的正确几率，连「九死一生」的概率都不到。 更重要的是，在站队的时候，人们经常倾向于压大概率的事件，也就是「站」强者一边；但实情是，当强者和弱者进行斗争的时候，往往是「弱者」胜出。 所以，大多数人都「错误站队」，而只有很少人能够「正确站队」，这样更大幅降低人们的正确几率。 比如，正确站队的几率如果变成0.3，那4次站队后的生存几率变成0.0081，也就是连1%的正确几率都不到。 比如，在1919年时，有几个人听说过「共产主义」这个词？谁会想到30年后，共产主义能够占领中国？ 谁能想到当时北大一个不起眼的图书管理员，在30年后成为「人民的大救星」。 而没有预见到「大救星」出现、并且站错队的中国绝大多数有一定知识的人民，结果大部分都被杀掉。 他们被杀掉的方式多样，大多数人死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死、为什么死的。 比如，早期成建制投靠红军的国民党军官，大多数在「肃反」的时候，直接被红军直接杀掉，然后红军的领导者重新将士兵编到自己的队伍中，成为自己的部队。 有的则被「借刀杀人」而死掉、或者为了掩护中共核心部队而打仗当「炮灰」。 而不论「炮灰」以什么方式死掉，结果都是在满怀理想和热情的情况下，突然之间稀里糊涂做了「牺牲品」。 当然，「炮灰」并不是仅仅指失败一方的人，很多时候胜利者会在斗争过程中抛出自己人做「牺牲品」，让这些人成为派系之间妥协的「炮灰」。 所以，一个人必须有思想才能正确「站队」，而「站队文化」又禁止个人有思想，形成思想与现实的矛盾；另外，错误「站队」的结果是当「炮灰」，但是正确「站队」也有可能当「炮灰」，形成目的和结果的矛盾。 这种在持续「站队」的过程中、每个人都可能当「炮灰」的情况，我称之为「炮灰文化」。 而「站队文化」和「炮灰文化」成为共产主义在中国发展扩张的基本动力。 <---段分割线（kksk.org）--->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4-01-02 10:55 关键问题在于失去「自由」，也就意味着死亡。 不论「站队文化」还是「炮灰文化」，都是迫使人们放弃自己的自由，进入死亡之路。 人们总喜欢将一些概念词汇进行「神化」，显得高不可攀，尤其是「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概念。 其实，这些概念都很简单。 从日常生活的角度，「自由」就是个人的选择权。 比如，对于一个事情，我喜欢的时候可以接近，不喜欢的时候可以离开，这种选择权就属于「自由」的范畴。 而加入共产党则不是这样：当人们加入「党」的时候，是自由的行为；但是加入之后，就不能离开，任由「党」进行处置，也就是人们必须随时在「威逼」的情况下生存。 如果一个人想离开，就会被说成「叛党」，逃跑的时候被抓住了，会被处决。 有的人即使逃跑成功，可能也因为了解一些「党」的秘密，因此随时需要躲藏，防止被「党」暗杀掉。 这种「只能进、不能出」的情况，就像吸毒或者死亡。 大多数人在开始吸毒的时候，总是被旁边的人说，吸毒有多么多么好；但是，当吸毒上瘾后，才知道毒瘾的可怕。 其可怕在于，吸毒上瘾后，想再离开毒品很难。尤其是吸食海洛因，很少有人戒毒成功。 死亡更是100%没有选择，人们可以选择死亡，但是死亡之后，没有人能选择再活回来。 所以，「自由」的根本敌人是死亡，死亡让人们完全失去选择权。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归根结底，认识真理的意义在意，一是避开死亡陷阱，二是让人有了战胜死亡的依靠。 在《圣经》里，蛇引诱人犯罪，将人引到死亡的道路上：「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惟有园当中那棵（善恶）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 而人吃善恶果的结果是，必然要死亡。 这时候，人再后悔也没用了，因为善恶果已经吃了，时间无法倒退，人从此成为死亡的奴隶。 每个人都得死，而且时常处于恐惧之中。 人们加入共产党，大多数没有退出的自由，在「站队文化」和「炮灰文化」的威逼之下走向死亡。 「威逼」之前是利诱，让人们入套。 如果人们不吸毒，毒瘾就不会对人们形成「威逼」的效果；而想让人们吸毒，就必须让人们觉得吸毒好，同时隐藏吸毒的危害。 同样道理，共产主义作为高级传销，也必须将自己装扮的非常好。从实际情况上，「站队文化」和「炮灰文化」只能做、不能说。 因为，如果人们都知道了真实情况，知道共产主义内部必须「站队」，而且绝大多数人都当「炮灰」，很少会有人参加共产党。 在这样的情况下，共产主义一方面必须通过美好的理想来诱导人，另一方面还得消灭说真话的人，以防止真实情况被人们知道。 在寓言故事《皇帝的新衣》中，当孩子说出皇帝没穿衣服的时候，人们的注意力焦点是皇帝，讨论皇帝是否穿着衣服。 如果共产主义碰到这种「新衣」的情况，很容易被真话揭穿。 这时候，共产主义怎么办？ 那就是转移注意力：一方面，共产主义会强调美好的理想，让人们觉得，现在的问题是为未来无限美好理想进行的「暂时牺牲」；另一方面，如果有人说出共产主义「没穿衣服」的时候，共产党不是讨论共产主义是否穿着「新衣」，而是反过头来质疑说真话的人，强调说真话人试图诋毁共产主义的「险恶动机」。 然后，共产党和知识分子挑起论战，讨论说真话人的问题，也就会忘了共产主义到底有没有「新衣」。 在黄克诚的回忆录中，说到当时他的见闻：「何笃才原是一军团干部，对一军团和毛泽东有深刻认识。由于在古田会议之前朱、毛之争中支持朱德，从此就不受重用，调到红三军团三师任宣传科长。他曾对我说过，毛泽东这个人很了不起！论本事，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过毛泽东；论政治主张，毛泽东政治主张毫无疑问是最正确的。我问他：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要站在反对毛泽东一边呢？他说，他不反对毛泽东的政治路线，而是反对毛泽东的组织路线。我说：政治路线正确，组织路线上有点偏差关系不大吧？他说：不行，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都不应该有偏差，都是左不得、右不得的。我问他：毛泽东的组织路线究竟有什么问题？他说：毛泽东过于信用顺从自己的人，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不能一视同仁；决心大，手也狠，不及朱老总宽厚坦诚。何还举例说，像李韵九这个人，品质很坏，就是因为会顺从，骗取了信任，因而受到重用，被赋予很大权力。结果，干坏了事也不被追究。像这样的组织路线，何以能服人？」何笃才就像是看到「皇帝新装」的小孩子，看到毛泽东的问题、说出自己的想法。 而他的结果是，毛泽东在肃反的时候，最初放过他，可能要表现自己「大度」，然后再找机会将他杀掉。 「站队文化」和「炮灰文化」从毛泽东的嫡系被捕杀开始显著表现出来。 「三湾改编」后，毛泽东积极吸收地方力量，尤其是土匪武装。 其中，袁文才和王佐作为地方土匪武装，主动接受毛泽东的领导，被毛泽东编为「第1师第2团（后变成红4军第11师第32团）」，毛泽东因此占据了井冈山。 而龙超清是袁文才的入党介绍人，也为袁文才与毛泽东进行牵线搭桥。 何长工曾经按照毛泽东的安排，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将王佐这个井冈山的「山大王」拉入共党组织。 开始毛泽东进入袁文才的地盘茅坪，后来再进入王佐的地盘茨坪，让毛泽东在井冈山能够立足、生存下来。 而这两个人既是毛的救命恩人，也没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完全听从毛的指挥，因此成为毛最为心腹的军事嫡系。在中共「六大」的决议从莫斯科传到井冈山后，毛泽东在宣读文件的过程中，以天气太冷为理由休会。 会后，毛泽东和其他党员开会，专门讨论《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中有关于如何对待「土匪武装」的最新政策。 《决议案》中说：「对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革命暴动之前宜加以利用。暴动成功后，应解除其武装，并严厉镇压……对他们的首领应当做反革命看待，即使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应当杀戮其领袖，争取其群众。让那些首领深入到工农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当中，是异常危险的……」 在当时井冈山地区，「土籍（原住民）」和「客籍（后来搬迁过去的居民）」形成尖锐的矛盾冲突；而中央 的态度又将王怀和龙超清等「革命派」与袁文才和王佐等土匪出身的人进行分界。这种错综复杂的斗争，让调解无效的毛泽东头疼不已。 在党员的秘密会议上，毛泽东念了这段话，让党员们发言。 王怀和龙超清从《决议案》看到机会，首先发言要求按照政策内容消灭袁文才和王佐。 而陈毅和朱德则明确反对，让毛泽东长舒了一口气，把这个事情搁置。 后来，朱昌偕、王怀和龙超清认为袁文才和王佐要叛变，在中央特派员彭清泉的主持下，设下圈套，将宛希先（第1团第1营党代表）、袁文才和王佐及其队伍的主要骨干消灭，袁、王两股部队消失。 毛泽东听到消息后震怒，自己精心培养的嫡系2团整体被消灭，宛希先也被杀掉。 由于袁文才和王佐都是井冈山的大户，因此导致毛泽东的井冈山根据地丧失。 <---段分割线（kksk.org）--->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4-01-02 10:57 失去根据地，让毛泽东的立场急剧改变。从根本上，毛泽东本人无所谓「左倾」或者「右倾」，只要对毛的个人利益有好处，就是「正确路线」。 本来，毛泽东为了保住袁文才和王佐这样土匪出身的嫡系，不惜顶住中央命令的压力，也就是曾经被中央批判的「右倾」；而嫡系被消灭之后，毛泽东又变成「左倾」。 因为，当自己的嫡系被消灭、并失去根据地之后，毛泽东几乎成了「光杆司令」。 尤其在1931年，曾士峨（「三湾改编」时1团特务连连长、营级）以红四军11师师长的身份组织敢死队，而且亲自带队冲锋而阵亡。 因为曾士峨的死，毛泽东对林彪大发雷霆。 对于毛泽东来说，曾士峨之死不仅仅是一个智勇双全的心腹的思维，更是毛泽东失去所有能打仗的直接嫡系。 至此，毛泽东在「三湾改编」后，可以依赖的军事嫡系基本消亡，实际上失去了对军队的直接控制权。 毛泽东的下级嫡系，比如张宗逊（黄埔五期）为连级军官、杨得志为当时11师师部炮兵连连长（由特务连改名），陈士榘和陈伯钧（黄埔六期）当时为排长，黄永胜（毛泽东给改名）当时任班长，后来在1955年授衔为上将。 在这些毛泽东的嫡系军官中，没有一个元帅或者大将，反映出毛泽东在军队中的弱势。 在既没有军队、又没有根据地、还没有中央领导权的情况下，毛泽东就像是共产党内的「流民」。 所以，毛泽东只有利用自己的长项，也就是通过政治手段重新站稳脚跟。 这时候，中共中央的「左倾」屠杀命令，以及毛泽东在军队里的地位，成为毛泽东的主要支持。 毛泽东开始大规模铲除异己，以达到重新站稳脚跟的目的。 在毛泽东有军队、有根据地的时候，做事还相当稳重，遇到重大事件还与朱德等军队领导、李文林等地方领导进行商量沟通。 但是，当毛泽东的这些资本丧失、成为「流民」的时候，毛泽东就开始进行「拼死一战」，也就是通过「打AB团」重新建立势力。 最初，毛泽东还指派自己的部下李韶九等人执行命令，随着斗争的升级，毛泽东开始「赤膊上阵」。 而毛泽东的这个先指使手下、然后「赤膊上阵」的行为模式，在49年后反复使用，包括打倒了高岗、彭德怀和刘少奇，而且还想扳倒周恩来。 肃反「AB团（Anti-Bolshevik -「反布尔什维克」的缩写）」是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的精神，进行「重大创新」的行为。 其「肃反（肃清反革命分子）」早于苏联斯大林在苏联进行的「肃反」，因此可以说是共产主义的创新。 「肃反AB团」以毛的支持者为主，从赣西南苏区开始，逐渐扩大升级。 大致上，毛泽东「打AB团」的原因有两方面：1、公务-政治路线：一是土改政策，赣西南方面主张执行中共六大关于仅仅「没收豪绅地主土地」的决定，反对毛泽东提出的「没收一切土地」的主张；二是军队及地方党机构的归属及人员配置问题，归根结底是也就是李文林掌控的地方权力大、还是毛泽东掌控的军队权力大。 这两个问题的背后，是本地干部和外来干部的矛盾日益尖锐。 最初，江汉波作为「本地干部」代表，因为坚持地方观点，被开除党籍而淡出。 随后，李文林作为赣西南的共党和红军负责人、江西省行委负责人，成为「本地干部」的领导；而毛泽东作为「外来干部」，是红一军总前委负责人，或者说江西地区苏区最高决策人。 毛泽东与李文林具有两个关键路线冲突，这两个问题都涉及到当地共产党的路线，也就是毛泽东（外来干部）或者李文林（当地干部）占主导权的问题。 2、私仇：之前当地共产党员朱昌偕、王怀和龙超清等人屠杀了毛泽东的嫡系部队，对于毛泽东来说是必报之仇。 而且，随着李文林和毛泽东的矛盾加深，随时对毛泽东的性命形成威胁。 实际上，李文林是井冈山以东的东固根据地的开创者，东固根据地又被成为「东井冈」。 在朱德、毛泽东的红四军被国民党「会剿」而失去井冈山后，退到东固进行喘息，等于被李文林所救，后被称为「东固会师」。 随后，红军以东固为根据地，开始扩张，包括攻打战略重地吉安和开拓闽西。 在红军向四周发展的过程中，越来越依赖于本地的经济和兵员。 在1930年，共产国际决定停止向中共在上海的临时中央提供经费之后，当地还筹措资金给中共临时中央，支持其机构经费运转。 在这样的情况下，地方势力等于越来越强，而毛泽东等「外来干部」的地位越来越脆弱。 所以，毛泽东考虑到公务和私仇两个方面，决定通过打「AB团」的方式，消灭地方势力。 打「AB团」成为外来「流民」镇压当地土匪「流民」的典型案例，也成为共产党后来的「传统」做法。1930年5月，赣西南代表李文林赴上海参加了由李立三主持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此次会议要求集中攻打大城市。李文林返回后，于8月上旬主持召开了赣西南特委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部署贯彻李立三的指示，也就是「立三路线」。会上，李文林不指名地指责毛泽东，撤销了刘士奇（毛的连襟、毛政策的执行者）的职务，并建议上海中央开除其党籍。 毛不知道什么是「立三路线」，而且对刘士奇被撤职极为不满。 于是，毛认定「二全会」是「AB团取消派」的会议，开始进行「肃反」。 最初，在毛泽东的幕后支持下，毛泽东的派系开始打「AB团」，并且采取越来越凶狠的政策。 1930年5月，中共赣西南特委开始称一些地区「党内还有AB团分子做支部书记」，因此开始了打「AB团」的斗争。1930年6月25日，赣西南党团特委发出《反改组派AB团宣传大纲》，规定将「豪绅地主反动富农分子」要统统当作AB团加以捕杀。 赣西南苏区开始打「AB团」，规模也持续扩大。 在当时「肃反」中心的于都县，从1930年5月到1930年9月共杀掉「AB团」1000多人。1930年9月24日，中共赣西南特委再次发出文件，《紧急通告第二十号——动员党员群众彻底整肃AB团》。 《通告》提出「非用最残酷拷打，决不肯招供出来」，意味着赣西南苏区打「AB团」开始升级。 1930年10月，红一方面军攻下吉安后，蒋中正下令进行「围剿」。 毛泽东主张「诱敌深入」，也就是不怕根据地被战争所影响；而李文林出于保护本地的考虑，主张北上攻打南昌九江，也就是「御敌于外」。 当毛泽东带领部队向苏区腹地退却时，李文林和手下开始造舆论、贴标语口号反对毛泽东的主张。 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李文林拯救了朱德、毛泽东等军队，但是毛泽东已经将李文林视为「死敌」。 1931年11月底，毛泽东开始亲自上阵，通过宁都肃反委员会扣押李文林。 然后，将龙超清、曾昭汉、刘天岳等人被打为AB团。通过「残酷拷打」，他们又供出江西省行委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等为「AB团」。 然后，毛泽东亲自写信给曾山和陈正人（毛的亲信）、并且命李韶九率部到吉安和二十军（李文林部队）积极破获「AB团」。 通过「AB团」肃反的扩大模式，毛泽东既消灭了「地方干部」的威胁，又报了自己嫡系部队被歼灭之仇。 这个方式等于是毛泽东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随后，「肃反」进入军队，并且迅速扩大。 根据11月底的 《八个大胜利的条件》所述，红一方面军有几十个团长被杀，4400多余名官兵被抓（占军队总人数的十分之一），史称黄陂肃反。 这是毛泽东在赣西南进行第一阶段打「AB团」的结果。 <---段分割线（kksk.org）--->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4-01-02 10:58 肃反引发当地二十军的「富田事变」。 1930年12月7日，李韶九到达富田驻地后，立即抓捕数人进行严刑逼供。 被逼供者并供出一大批「AB团」分子，李抓捕了100多当地重要干部，而且两晚上处决40多人。据《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记载，被抓捕的人「双手吊起来用牛尾竹竿子毒打，用香火或洋油烧身，一批批绑出去杀了」。 而遭到酷刑后，「皆体无完肤，手指折断，满身烧烂行动不得」。12月8日，李白芳、马铭、周冕的妻子来看被拘押中的丈夫，也被当作AB团抓起来，被施以严刑「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随后，李韶九到二十军驻地找军长刘铁超商议，捉拿二十军里被供出的20多个「AB团」成员。 这时候，二十军的主要军官进行突袭，扣押刘铁超（李韶九逃跑），释放被扣押的人员。之后，这些军官在富田广场召开二十军士兵大会，讲述了刑讯逼供的过程。 二十军士兵群情激奋，喊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后被称为「富田事变」。同时，二十军还给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写信伸冤，并且将200斤黄金交付中央收款员，表示自己对共产党的忠诚（《省行委第一次扩大会议议案》，1930年12月18日于永阳区龙江）。 此后，从富田事变到平头寨罹难半年多时间里，红二十军继续作战，并且筹集资金。 而「富田事变」很快传到宁都黄陂总前委驻地，让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红军总部极为震惊。 朱、彭、黄联名发出公开信：「目前决战在即，凡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同志，应站在共产党总前委领导之下，一致团结，坚决消灭敌人。」12月20日，总前委发表了一封答辩信，将「富田事变」定性为「AB团」领导的「叛逆」行为。1931年1月，项英作为苏区中央局的代理书记，对两方面都进行严厉批评，试图以「党内矛盾」的方式，召开双方的主要人员，通过开会解决纠纷。 但在当时，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指示说：「红军应该注意托洛茨基分子和陈独秀分子的新策略，实质上他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同蒋介石及其代理人AB团分子和改组派是一样的（分化瓦解红军），应该坚决断然地制止这类反革命企图。（《共产国际与朱毛红军》）」以王明为首的「二十八个半」掌控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六届四中全会」，形成《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将「富田事变」定性为：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 3月，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全权处理富田事变」的中央代表团已从上海出发，3人绕道福建来到江西宁都县青圹村，传达了政治局的决议。 4月，三人小组否定了项英的意见，撤消了项的代理书记职务，由毛泽东接任。 由于项英被撤职，李文林和毛泽东的势力平衡被打破，权力倒向毛泽东方面。 随后，毛泽东开始进行「秋后算账」，进行第二阶段肃反。 毛泽东亲自指挥，加紧对所谓AB团分子的刑讯逼供。 对犯人普遍采用软硬兼施的方法：「软」就是进行劝诱，「硬」就是严刑拷打。 在用刑的时候，通常将双手吊起，人向悬空，用牛尾竹扫子去打，如仍坚持不供的，则用香火或洋油烧身，甚至有用洋钉将手钉在桌上，用篾片插入手指甲内，并使用当地各县的刑罚，比如炸刑（万泰），打地雷公，坐轿子，坐飞机（各县皆然），坐快活椅子，虾蟆喝水，猴子牵缰，用枪通条烧红通肛门（胜利县）等等上百种。 被审人因经不住酷刑而乱供乱咬，所以「AB团」越打越多；而且，凡打「AB团」不够狠的，都被认为有嫌疑。 肃反机关公开说：宁肯杀错一百，不肯放过一个之谬论。 当时提拔干部、调动工作，大部份人都是啼啼哭哭，不愿意去。 在打AB 团最激烈的时候，两人谈话都可被疑为AB团。 等毛泽东当上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后，开始安排绞杀「当地干部」的政策。 当赣西南地方和二十军刘敌、李白芳、金万邦、丛允中、谢汉昌等主要谈判人员应项英邀请，按照约定到达地点时，并不知道项英已经被撤职，等待他们的是审判大会，以及被处决的命运。与此同时，李文林（江西省行委书记）在万泰县被当作「AB团要犯」处决。此外，还有周冕、王怀、刘经化、龙超清、段起凤、马铭、刘其凡、袁德生等一大批重要干部，亦被当作「AB团分子」处决。 就连与建立 东固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红二十军政委曾炳春，本来与「富田事变」没有关系，在次年也被处决。随后，苏区中央局向在上海的党中央报告：「富田事变已被解决。」 同时，二十军官兵还在永阳，配合广西来的红七军，打了几个胜仗。 等到打完仗后，二十军官兵撤到于都平头寨。 早饭之后，二十军副排长以上军官奉命到谢家祠堂开会，彭德怀、林彪的部队立即将祠堂包围。先是收缴了他们的枪械，然后将这200多军官缴枪、一个连一个捆绑起来，其中包括红二十军军长肖大鹏、政委曾炳春。接着二十军的番号被宣布撤消。不久，又将这些军官全部杀害，仅有两名低级军官侥幸逃脱，余下的2000多士兵被编到其它部队。 总之，这些江西的地方干部为朱毛彭等人提供栖身之所、并提供衣食和资金，让朱毛彭的军队生存下来；也为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筹措大笔资金，让中央能够继续维持；但是，这些地方的干部官兵反过来被朱毛彭和中共中央所杀害。 <---段分割线（kksk.org）--->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4-01-03 12:15 与赣西南肃反相呼应的是闽西肃反。 1930年12月，在赣西南苏区开展肃AB团运动的影响下，闽西苏区借鉴毛泽东的经验，也成立肃反委员会。 1931年初，闽西苏区新红12军召开国际共产运动领袖纪念大会，会议上几个人因为缺乏共产国际的「路线斗争」知识，突然喊起了「拥护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成岁」的口号。 这个口号本来问题不大，但在当时，由于斯大林正在苏俄整肃「社会民主党」。 因此，有人举报这几个年青人是「社会民主党分子」，应该予以处理。 最初，举报给12军100团政委林梅汀，林并没有理睬。举报人又找到闽西苏维埃肃反委员会林一株，向林一株进行举报。 苏区中央局委员、粤闽赣特委书记邓发掌管闽西苏区，毫不犹豫地发达「肃反」。 林一株作为肃反委员会主席，把团政委林海汀等17个人当作社会民主党抓了起来。 在闽西肃反委员会的严刑拷打下，这些人又供出了60多个人，而且大部分是闽西地方和红军的领导干部。 正月初三，在中共闽西特委、闽西苏维埃政府的支持下，林一株同时发出两个通告。第一号通告强调了肃「社民党」的重要性，指出：「各地立即根据闽西政府最近颁布的关于社会民主党的罪恶与事实，严密清查这些暗藏活动的反动派，迅速消灭这些最危险的敌人。」第二号通告着重对下一步的清肃斗争作出布置：「对『社党』的主要首领，应连同其口供押解到闽西苏维埃政府审理，一般成员由各县肃委会处理。对其重要首领，应当严办，一般成员在公布其行为后，令其自首。」通告特别地强调。「千万不能轻易地处理！」 在这个阶段，虽然「肃社党」的声势很大，而是杀了一些干部。 当时，傅柏翠反对「肃社党」的运动，因此阻止了「肃社党」的运动扩大化。 傅柏翠是闽西苏区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当地干部」的代表，具有较强的地方势力。因为傅柏翠对肃反持反对态度，所以「肃社党」最初没有大规模展开。 邓发随即开始第二波大规模的「肃社党」行动。 邓发作为工人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曾经当过工人纠察队队长，熟悉「群众专政」，下手凶狠。 邓发到闽西后，看不惯当地农村的「流氓作风」，也认为当地红十二军的力量软弱是因为有阶级敌人破坏导致。 而且，他还看到苏维埃文化部里竟然有干部抱着两个女人睡觉，因此认为闽西的党和政府已经混进了大量的敌人。 所以，在遭到傅柏翠抵制后，邓发开始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也就是首先拿傅开刀。 最初，傅因在家乡古蛟区实行「共家制度」受到闽西党组织的批评。 然后，傅拒绝出席党的会议，拒不服从工作调动，在1930年10月被党组织指称为「第三党观点」而受到留党察看的处分。邓发担任中共闽粤赣特委书记后，在1931年2月宣布开除傅伯翠的党籍。1931年3月6日，闽西苏维埃政府发布第二十三号通告，宣布傅伯翠为闽西「社民党」首领，古蛟区为「社会民主党巢穴」。 随后，邓发派红军攻打傅的家乡古蛟区，逼使傅伯翠走上拥兵反抗的道路。 4月4日，中国六届四中全会的决策要求，「肃清内部的红军中、政府中、党部中的一切反革命分子，站在阶级立场上用最严厉的手段镇压」。 在这样的政策支持下，邓发推动第二波的大规模「肃社党」运动，而且牵扯面越来越广。 一方面，各地方为执行命令，立刻行动起来，先杀闽西区域内的地主、富农，然后捕杀一部分准备和已逃亡的小商人、小业主、小资本家。另一方面，酷刑逼供被认为是「社党」的干部和官兵，他们招供出6000多名「社党」人，这些人后来都遭到处决（1985年后，中共给被处死的地方干部和军官「平反」人数超过6300人）。 另外，这些人的家属也受到牵连，遭受酷刑或者被杀。 5月，闽西的地方武装发生反叛，救走被扣押的地方干部，此事件被称为「坑口兵变」。 邓发得知消息后，派十二军进行镇压，重新抓捕这些被营救的地方干部和地方武装，然后将他们和「兵变」的人尽数处决。 另外，执行邓发镇压命令的十二军也因为「肃社党」，导致连以上干部的半数遭到杀害，有的连换了四波军官。 随着规模扩大，闽西苏维埃政府35名执行委员中，半数以上遭到杀害。 全县600多的县委、区委、县苏、乡苏干部，435人遭到杀害。 到了后来，发起肃反的林一株也被当成「社党」而遭到处决。到1931年11月中央苏区成立前，闽西肃社党运动使闽西苏区遭受了严重损失。傅柏翠建立山寨，与苏区的红军对抗，当地民众纷纷到傅柏翠的山寨避难，闽西苏区的局面开始失控。 毛泽东肃反和邓发肃反相互对应。 毛泽东肃反和邓发肃反的目的并不完全相同，但是两者形成时间交错、相互支持的状况。 毛和中共中央并没有直接关系，其地位通过「自身奋斗」实现。 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毛用尽一切手段。 而毛在失去自己的嫡系武装之后，肃反「打AB团」的唯一目的是，消灭地方干部和官兵，重新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以在苏区站稳脚跟。 如果从全局的角度，毛泽东其实一直处于劣势中，所以只能调动所有资源、拼尽全力，才能够生存下来。 这种情况就像一个即将溺水的人，一直在用力挣扎，让自己不被淹死。 所以，不论任何「路线」、任何资源，只要是有利于自己的，就要为自己所用。 而正好王明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通过内部斗争上台，给了毛泽东机会，成为毛泽东可以利用的有效资源，并且取代项英、掌管赣西南苏区。 后来，毛泽东强调「统一战线」，也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可以说是毛泽东从其生存模式总结出来。 与之相对比，邓发则是中共中央直接派到闽西苏区，其地位稳固，并且以「高人一等」的态度掌控苏区。 所以，邓发从「改造」苏区的角度，直接将傅柏翠开除出党，并且对苏区大砍大杀。 邓发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做出「业绩」，获得中央的肯定。 不过，虽然两者出发点不同，但是「肃反」的态度和行为相同，而且在时间上相互配合。 最初，毛的「肃反」行动给了邓发启发，所以邓发利用「肃社党」的名义，开始整肃闽西苏区。 在「富田事变」之后，毛和李文林陷入僵局，也就是红一军前委的「外地干部」和二十军的「地方干部」形成僵局，两方对峙长达数月。 这时候，邓发的「肃社党」获得中央的支持，也就是对毛泽东形成支持。 所以，相对温和的项英被撤职，中共中央让毛泽东获得实权。 毛泽东开始「赤膊上阵」，大肆打「AB团」，进行范围更大、更加血腥的肃反运动。 毛通过打「AB团」，表面的权力也达到了巅峰。 随后，毛泽东成为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开始掌控局面已经失控的闽西苏区。毛泽东决定立即停止肃「社党」，并且说：「这样搞，不要敌人打，我们自己就会垮台。」 为了表示苏区共产党的态度，毛泽东给5000多块大洋作为善后费用，安抚当地受害干部和民众。 从毛泽东的反应可以看出，当关乎毛泽东个人利益时、尤其毛面临严重利益威胁时，就会变得极端狠毒，即使对救命恩人也绝不手软，而且是「先发制人」；而当利益关联不大、甚至无关的时候，则表现的相当公正，并且随时纠正别人的「错误」。 <---段分割线（kksk.org）--->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4-01-03 12:18 「中央苏区」成立意味着，「共产国际流民」轻易替代「本土共产流民」。 在各个苏区，根本的斗争是「当地干部」和「外来干部」的斗争。 「当地干部」事实上属于当地的「流氓、土匪」，也就是「当地流民」。不过，这些当地流民因为熟悉本地环境，拥有本地的族裔支持。 除了像彭湃这样进行「滥杀」的之外，「当地流民」往往能够通过自己的「地利人和」优势，进行「占山为王」的活动。从做生意的角度，这些人可以被称为「坐商」，开固定店铺做生意。 另外，我将毛泽东定义为「本土共产流民」，就是从外地到本地的「流民」、没有出过国的「土包子（毛泽东自己的定义）」。 南昌暴动和秋收暴动后，流窜到江西的暴动军队余部，组成「红一方面军」，就属于「本土流民」部队。毛泽东到井冈山，依靠袁文才、王佐等「当地干部」而立足，本来也想在本地扎根，然后伺机发展。 从商业的角度，就是将井冈山打造成「直营店」，然后再向外开「加盟连锁店」。 如果这个设想成功，毛泽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进行「农村共产主义」模式的发展。 但是，袁文才和王佐死后，毛泽东又成为「外来流民」。 在与李文林和二十军等「本地干部」的斗争中，毛泽东也是依靠红一方面军前委（外来流民军队）的力量。 但是，由于红一方面军内部大多数人并不愿意屠杀本地干部，因此毛泽东等于失去了其他「本土流民」的支持。 这时候，来自上海临时中央的支持，让毛泽东这个「本土流民」在对决「当地流民」的斗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 而上海临时中央的主要人员，都是苏联共产国际外派到中国的「嫡系」，包括王明、博古、周恩来等等。 这些人依靠苏联的力量，在中国到处「流窜」，因此可以称为「共产国际流民」。 而毛泽东通过多次生死斗争的成果，被周恩来代表的中共中央轻易获得，就属于「共产国际流民」替代「本土共产流民」的模式。 「共产国际流民」更加凶狠、无情。 在中共中央内部，也进行着一轮轮「清洗」。最初，陈独秀作为中共第一任书记，强调以和平的方式实现共产主义，并且反对苏联对于中共的全面操控。 1927年蒋中正「清共」后，陈独秀在4月27日的「中共五大」上反对共产国际的「暴动」路线，与共产国际发生分裂。 7月12日，共产国际发出训令，组成（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对陈独秀进行清算，决定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暴动。 在7月15日，汪兆铭要求共产党主动离开后，中共在8月7日在汉口举行紧急会议，撤掉陈独秀总书记职务，瞿秋白接任，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主张。 瞿秋白上任后，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组织多地的武装暴动。 1928年苏联举行 「六大」，周恩来和王若飞亲访陈独秀，邀请陈独秀参加。 陈独秀反问「中国问题为什么要到外国去讨论？」，并且拒绝出席。 在「六大」上，由向忠发代替瞿秋白，成为中共总书记。 而向忠发只是傀儡，中共路线主要由李立三实际操控，被称为「立三路线」；周恩来作为组织部长，负责内部组织和军事。 「立三路线」要求全国各地工会组织统一进行暴动，发起工人消灭资产阶级；并且要求各农村根据地的武装攻打城市，共同推翻国民党，实现「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目标。 可以说，李立三的方式比瞿秋白更加暴力，不过也因为城市工人暴动和攻打城市，暴露共产党的组织，而遭到重大损失。1931年，中国六届四中全会，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一手策划王明（陈绍禹）等人上台。 王明在批判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后，采取更加「左」的路线，也就是更加暴力、血腥的路线。 周恩来在暗中支持毛泽东和邓发「肃反」后，明面上严厉批评所谓的「肃反扩大化」。 但在「中央苏区」成立后，周恩来将邓发改派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也就是周恩来「特科」的扩大版，负责全国的「特科」活动。 周恩来的其他「特科」心腹李克农、洪水、潘汉年等归邓发领导，也就是邓发实际权力更大。在斯诺的《西行漫记》里，还专门提到过：「邓发是中国共产党秘密警察的头子，而且还有悬赏5万元要他的首级。」 从周恩来对邓发的任命可以看出，邓发只是周恩来的「前台」，执行周恩来决策的打手。 而且，周恩来从来没有停止过「肃反」，只是大多数时候范围较小、行动更加隐蔽，目标是杀掉关键的潜在敌人，符合周恩来「特科」组织的行为模式。 从相应的政策上，「共产国际流民」更加强硬、血腥、冷酷。 1932年，在周恩来的指挥下，开始对毛泽东进行排斥。 年初，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提出「进攻路线」，以攻取中心城市为主要目标。 由于进攻失利，导致军队损失惨重。 毛泽东面对损失，提出「打游击」和向山区农村发展的思路。 周恩来多次主持会议，猛烈批评毛泽东「狭隘的经验主义」、「百分之百右倾机会主义」，还迫使毛泽东认错。 1933年，博古、张闻天和陈云到达中央苏区，成立新的中央局。 将采纳毛泽东「游击战争」思想的罗明打成右倾悲观、「退却逃跑」，随后对一批干部以「罗明路线」的名义「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为了弥补「进攻路线」带来的损失，苏区号召「猛烈地扩大红军」，大量征召青年入伍。 另外，针对地方的苏维埃政权，要求清除阶级异己分子和官僚腐化以及一切消极怠工等现象，提出干部「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化」。 不论是打击「罗明路线」，还是地方干部的「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化」，实际都在持续进行着肃反，肃反并没有停止。 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在苏区主政期间，虽然「打土豪、分田地」，但是还给地主和富农基本活路，而且根据实际的土地状况进行较为合理的粮食税收，支持了红军能够在当地立足。 而周恩来和博古等人则批判毛泽东是「富农政策」，进行更加严厉的农民和土地政策。 地主和富农遭到更严厉的压制，比如以前的地主无田耕种，富农分差田，生活更加艰难。 在巨大的军事消耗、征兵消耗、和农民政策下，苏区的形势迅速恶化。 当蒋中正进行第五次「围剿」时，共产国际派李德进行「中央苏区」的整体军事指挥，红军很快溃散，开始逃跑（也就是后来的「长征」）。 另外，虽然名义上停止「肃反」，但是周恩来掌权后，下令杀掉一直关押的李文林等人，反映出周恩来的实际肃反态度。 在后续的肃反中，周恩来还下令处死数千红军官兵，并且囚禁率领国民党26军反叛、挽救中共性命的季振同。 当中共从「中央苏区」逃跑时，周恩来下令处死季振同等人。并且为了隐藏逃跑路线，据说杀掉11000多名无法逃离的红军伤兵。据相关人员回忆，长征前在武阳就一次性集体枪杀了3000多人。 <---段分割线（kksk.org）--->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4-01-03 13:16 （这段处于今天三段的中间，前面被删，修改mingan词后重新贴出来） 在毛泽东开始实现表面辉煌的时候，「大人物」终于出场。 1931年11月，各地苏区在江西瑞金召开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 赣西南苏区和闽西苏区连接起来，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因此也被称为「中央苏区」。毛泽东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 接着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由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统一领导各苏区红军作战。中革军委下设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和总经理部，由叶剑英任总参谋长，王稼祥任总政治部主任，范树德（后叛变）任总经理部长。这个中革军委的架构，成为后来中国军队的主要架构模式，只是总经理部改名总后勤部。 中革军委成立之后，红一方面军领导机构奉命撤销，原红一方面军所属各部队直接归中革军委领导指挥。在鼎盛时期，「中央苏区」主要由赣西南苏区和闽西苏区连接而成（另外有广东的一个县），赣西南苏区占领江西13个县，闽西苏在高峰时占领20个县。 从表面上，毛泽东在离开湖南后十几年，在挣扎中进行艰难的发展，终于取得了一个最高的职位。 不过，1931年12月，也就是中央苏区机构成立不久，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 这时候，由于红一方面军已经归属中革军委，毛泽东完全失去对军队控制权；同时，由于「党指挥枪」，政府只是个空架子，所以主要权力被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握在手里。 在周恩来任书记后，将毛泽东的干部系统进行撤换。 而毛泽东本人虽然试图留在红一军团，与军队进行紧密配合。 但是，红一军团已经归中革军委，而且政治斗争激烈，毛泽东被排挤出局，只能进行「养病」和到农村调查等半隐退的活动。 从事件发展的角度，周恩来属于「幕后操控者」。 如果将整个事件联系起来，就可以看到，不论「肃反」还是毛泽东当上政府主席，都是周恩来在幕后操控的结果。 中央派任弼时等人到赣西南苏区、撤掉项英的职务，对于毛泽东「打AB团」的成功起到决定性作用。 而任弼时主要执行上海临时中央的决议，也就是「王明路线」的指示。 而王明的发迹主要依靠共产国际的支持，通过内部暗箱操作的政治斗争，取代了当时掌权的李立三，成为中共中央的领导者。 而李立三则支持李文林，也是派驻项英到赣西南苏区的主要指导者。 有直接关系。 而王明在领导中共进行「王明路线」期间，基本滞留莫斯科，任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 本来王明就长期在苏联，对中国的形势不了解；而且在掌权后，还长期留在苏联，从苏联远程操控中共的各项方针政策，所以对于现实情况更是「两眼一抹黑」。 在中国，王明指派博古作为代理人，另外指派张闻天、周恩来、任弼时等人，通过上海临时的中共中央，执行「王明路线」。 另外，上海中央对王明的政策进行反馈，引导王明的下一步决策。 所以，「王明路线」的执行政策主要在上海制定，王明在苏联进行掌控。而在1931年，博古仅仅24岁，在学校里毫无建树、也没有社会经验。 博古只是因为跟着王明在莫斯科的中山大学起哄、帮助王明夺权，因此受到王明信赖，在实际工作中基本没有制定规划和决策能力。 而张闻天喜欢理论研究，属于学究式人物，对于人际利益关系毫无概念。从个人角度，张闻天真心信仰共产主义，也保持「说真话」等优秀的个人品质，比如反对毛泽东与江青的婚姻、在58年公开发言反对毛泽东的「大跃进」、还认为周恩来做表面功夫、在接待外宾上过于铺张浪费等等。 但是从政治上，张闻天这种极低的政治智商，导致「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张闻天竟然认为毛泽东「政治路线」正确，开始支持政敌毛泽东，让毛泽东实力增强，后来有能力整肃「王明路线」的人马，并且开始进行「个人崇拜」。 而任弼时则属于「管家型」的人，将注意力集中在执行命令、掌管后勤、改善伙食等事情上，后来被称为「党内的老妈妈」。 所以，在上海的临时中央里，实际权力主要操控在周恩来手中，也只有周恩来具有足够的思维能力和经验，系统布置「王明路线」，并且幕后的政策操控。 从整体策略上，周恩来通过推动「鹤蚌相争」的模式，然后坐收「渔人之利」。 在王明取代「左倾」的李立三之后，采取更「左」的路线政策，也就是强调更多的杀人、推动更大规模的屠杀。 而周恩来是实际指挥者，一方面派人推动各地的「肃反」屠杀，另一方面考虑以后，布置「肃反」之后的政治格局。 比如，支持毛泽东的肃反运动，推动毛泽东「赤膊上阵」进行屠杀。 而毛泽东在屠杀的过程中，其行为和心理也暴露在人们面前。 在黄克诚回忆录中，紧接着何笃才对于毛泽东的评价，黄克诚也做了自己的总结：「对何笃才的这番话（毛泽东过于信用顺从自己的人，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不能一视同仁），我是在一年以后才品味出其中的某些道理。本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中，已经有了很高的威望，大家都公认他的政治、军事路线正确。然而，临时中央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后，轻而易举地夺了毛泽东的权，以错误的政治、军事路线，代替了正确的政治、军事路线。其所以会如此，苏区的同志相信党中央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如果不是毛泽东在组织路线上失掉了一部分人心，要想在中央苏区排斥毛泽东，当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可以说，如果毛泽东不「赤膊上阵」，进行第二轮「打AB团」，对当地干部和二十军军官们进行屠杀，可能毛泽东的威望还是很高；但是，屠杀过后，不是毛的嫡系的人，看清楚了毛泽东的真实面目，开始对毛泽东产生疏远情绪。 其实，从毛泽东本人的角度，如果不涉及到自己的切身利益，也会显得比较「宽厚」、「公正」。 比如，毛自己在赣西南进行「打AB团」大屠杀之后，到闽西苏区「叫停」邓发的肃反，对当地干部和民众进行安抚，「挽救」当时的局面。 而周恩来则躲在幕后，推动毛和邓的肃反，让这两个人在「前台」进行屠杀，让这两个人在很大程度上失去「民心」。 而且，在「中央苏区」的组织模式上留了「后手」，将毛推到更高的名义位置上，但是将具有实权的「党」的书记的位置空缺。 等屠杀完毕、消灭了地方干部的抵抗力量，周恩来出现掌管「党」，轻易取代毛泽东。 这时候，人们已经厌恶了毛泽东因为「任人唯亲」而进行的屠杀、以及邓发「随意」进行的屠杀。 所以，周恩来成为「众望所归」，人们希望周恩来能够「主持公道」。 而周恩来的这个模式，贯穿了周恩来的一生：先签署名人的死亡令，坐等名人被红wei兵、造fan派等人打死，然后「匆匆赶到，痛心地说，我来晚了」。 <---段分割线（kksk.org）--->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4-01-04 11:43 当苏区内进行「肃反」杀人的时候，外部国民党还在为苏区注入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更确切地说是「炮灰」。 1931年7月，蒋中正派嫡系部队进行「第三次剿匪战争」，进展顺利，即将剿灭红军。 但是，因为日军「9.18」入侵东北而中断，剿匪半途而废，日本人第一次救了共产党。 原西北军冯玉祥的心腹部下、国民党军第26路军25师第74旅旅长季振同向蒋中正要求，停止剿共，北上抗日。 蒋中正强调「攘外必先安内」，并下令「侈谈抗日者杀无赦」。 一天，26参谋长赵博生发现办公桌上一封写有「赵博生亲启」的信件，是打入26路军内部的共产党特别支部委员会写给他的。 信里的主要内容是分析「9?18」事变后的中国局势、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全国高涨的革命形势及26路军的处境与光明前途，也就是典型的「利诱」。 1931年12月，季振同、赵博生、董振堂等在宁都反叛，率领第26路军17000余人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26军被编为第一方面军第5军团，而当时第1、4军团总共才2万多人。 第5军团总指挥为季振同，下辖第十三、十四、十五三个军，董振堂、赵博生、黄中岳分别兼任各军军长，何长工、黄火青、左权分别任各军政治委员（由毛泽东的亲信进行密切监控）。 在红军已经基本被打垮的情况下，这只「生力军」成为红军的主要战争力量，多次通过惨重的损失，打败了来围剿的国民党军队。 但是，当季振同进入苏区后，逐渐才发现情况和自己想的不一样。季振同和黄中岳（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等红5军团的主要军官开始与中共产生矛盾。 不过，红5军团通过「党指挥枪」模式的改组，这些指挥官再想带领军队退出苏区，已经不可能了。 之后，红5军团季振同、黄中岳、张少宜、萧世俊、高达夫、朱冠甫、李锦亭、曹振毓等人被捕，在1932年8月3日接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审判。法庭成员是：何叔衡、梁柏台、刘伯承、陈寿昌、刘振山，原告代理人：李克农。审判结果：对季、黄等9人执行处决。在和项英的干预下，季和黄才改判10年徒刑。 后来红军溃败，准备长征的时候，周恩来下令处决这些人。 而在后来的长征过程中，原25军官兵一方面成为毛周朱抗衡张国焘的主要筹码，也多次通过惨重的损失，挽救了朱毛周等人的核心部队。 1937年1月12日，第五军（原26军残部）故意被派到甘肃送死，在甘肃高台遭到2万马步芳的国民党军队包围进攻。 全军将士在董振堂的指挥下誓死坚守高台，血战七天八夜，战至最后一人一弹，终于寡不敌众，董振堂及3800多名红军战士全部阵亡。 至此，在宁都起义的26军全军覆没，只有少数人在之前被调到其它部队或者调到地方，因此活了下来。 可以说，没有26军「炮灰部队」的加入，中央苏区早已经被剿灭，即使毛周朱等人逃跑、和张国焘会师，也会被张国焘解决。 毛泽东对「AB团」的肃反，是各个苏区「肃反」的开端。 中共中央派人到各个苏区进行「肃反」，鄂豫皖、湘鄂西、赣东北等主要苏区的「肃反」运动开展起来。 其中，湘鄂西苏区是当时中共的三大苏区之一，属于贺龙的红3军（红2军团）地盘。 1931年3月，中央派夏曦（留苏的「二十八个半标准布尔什维克」之一）到湘鄂西苏区，先后发动4次大规模肃反行动。按照贺龙的话说：「湘鄂西是搞得最『左』、损失最惨重的一个。」 夏曦的行为突出表现出，「共产国际流民」毫无人性、进行滥杀的特点。 在在夏曦来到湘鄂西苏区前，湘鄂西特委书记兼红3军政治委员邓中夏（北大毕业）执行「立三路线」，并且开始肃反，已经杀了一些人。 夏曦到湘鄂西苏区，批判了攻打大城市的「立三路线」，后将邓中夏撤职。 不过，夏曦的路线更加强硬，认为万涛、周逸群（黄埔二期）和贺龙等人为首的湘鄂西的党是「随从党」、「反共产国际」的党，实行的是「右倾不斗争的上山、逃跑」主义，因此需要「彻底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 同时，夏曦掀起反富农斗争，从经济和肉体上消灭地主、富农，重新分配一切土地。 反富农斗争不仅没收富农的土地，还没收了一部分富裕中农的土地和财产，而且打击了中小商人。 夏曦的决策受到了湘鄂西苏区地方干部和红3军的强烈反对，但是夏曦肢解红3军，并且借助中央的命令压制地方的抗议。 夏曦将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并拉拢了地方的杨光华、周小康等人之后，开始以「改组派在苏区内颇活动」为借口，进行4次肃反。第一次肃反-也就是「反改组派」-从地方开始，然后到红3军。 夏曦在洪湖使用多种新的酷刑，杀了几个月，屠杀1万多人。大部分苏区和红3军的领导都被杀掉，地方领导包括万涛、周小康（在参与作恶之后，也被夏曦和杨光华杀掉）、尉士筠、张宗理等人，红3军军官包括孙德清（黄埔一期）和段玉林等。 1932年6月，蒋中正调10万大军进行第4次「围剿」。 夏曦执行中共「步步为营」的抵抗政策，导致军队损失惨重，失去大量地盘。 夏曦将责任推卸到军队身上，并进行第二次肃反。 红军在没有粮食吃的情况下打仗，夏曦同时进行肃反，很多人刚打完仗下前线就被杀掉，因此叫做「火线肃反」。 多位高级军官被杀，包括王一鸣（黄埔军校）、朱勉之、唐赤英（黄埔军校、苏联高级步兵学校（与刘伯承同班，唐为支部书记、刘为委员））、董朗（黄埔一期、参加两次东征、省港大罢工、作为叶挺独立团参谋全程参加北伐各个战役、南昌暴动和海陆丰暴动等）。 在毛泽东诗词「我失骄杨君失柳」里，「柳」指代的是柳直荀。 柳直荀的父亲是民国知名人物，也从小严格训练柳直荀，柳直荀毕业于雅礼大学（College of Yale-in-China,耶鲁大学在中国设立的学院），曾任红2军团政治部主任兼红6军政委。 柳与夏曾经住在一栋楼里，夏曦夫妇在楼上，柳李（淑一）夫妇在楼下，毛泽东杨开慧夫妇还经常找柳李夫妇聊天。 柳与夏既是同学，当时关系又相当亲密。 在长沙「马日事变」中，作为湖南省委书记的夏曦了解情况，在没有通知其他共产党员的情况下，自己一个人逃跑，导致共产党损失惨重，柳直荀因此瞧不起夏曦。当时，柳直荀任鄂西北分特委书记，开始反对夏曦的土改政策，后来对夏曦乱杀人的做法不满，写信给夏曦。 夏曦罗织罪名，逮捕柳直荀，每天拷打到深夜，到后来已经打残废。 在夏曦从洪湖撤退时，下令政治保卫局将「肃反」中逮捕的所谓「犯人」一半枪决，另一半则装入麻袋系上石头投入湖中？ 而且夏曦命令杀害柳直荀，柳直荀被乱棍打死，尸骨无存。 1933年3月，夏曦开始第三次肃反，对红3军和游击队的所有共产党员进行清洗。 其中知名的军队指挥官有段德昌（黄埔四期，彭德怀的入党介绍人，1952年毛泽东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第一号烈士证）、红9师参谋长王炳南。 第三次肃反后，苏区只剩下3个半党员。 第四次「肃反」，夏曦则杀了宋盘铭（「二十八个半标准布尔什维克」之一）、新任的7师师长叶光吉和政委盛联均。 夏曦甚至将自己的救命恩人贺炳炎打成「改组派」，差点杀掉。 四次「肃反」之后，曾经两万多人的红3军，人数下降到3000余人，人均不到1支枪，整个苏区已经崩溃。 夏曦被迫检讨「错误」，由贺龙收拾残局。 从此，贺龙曾经的强劲部队成了一个空架子，基本失去战斗力，在后来的战争中没能起到明显作用。 <---段分割线（kksk.org）--->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4-01-04 11:50 张国焘被王明派驻到鄂豫皖根据地后，其肃反则更系统、更有准备。 张国焘是北大和北京的大学生领袖，代表了当时（非教会大学）大学生的最高水平。 张作为长期活跃在学生运动和中国政治舞台的「明星」，其思想方式、组织手段和个人魅力都极为出众。 而且，张国焘的肃反也体现出显著的个人特色：毛泽东在肃反中「赤膊上阵」，反而失去大量军队支持；邓发和夏曦丧心病狂、滥杀无辜；张国焘则通过高超的政治手腕，通过肃反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并且持续加强旗下红军的力量。 张国焘是官富子弟，家室较为显赫，从小受到系统、良好的教育。 张1916年进入北大，成为学生领袖，而且善于演讲。 1919年，李大钊介绍张国焘与北大图书馆助理员毛泽东相识。 毛泽东迎上前，热情地同张国焘握手，自我介绍说：「我是湖南毛润之。」张国焘点点头，然后旁若无人地与李大钊高谈阔论起来。 许多年后，毛泽东在陕北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谈及这次相识，深有感触地说：「他们看不起我这个乡下土包子。」 张国焘通过「五四运动」成名，成为北京各大学众所周知的领袖。 在陈独秀被捕后，张国焘被推举为北京学联总干事，组织学生运动，想法营救陈独秀。 1920年，与李大钊共同创建共产主义小组，张国焘还在北京长辛店创办劳动补习学校，让工人及其子女接受教育，以从事发动工人的工作。 1921年，张国焘主持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召开，被选入中央「三人局」并担任组织主任，成为中共仅次于陈独秀的第二号人物。 1921年底会见列宁，成为中国共产党里唯一会见过列宁的人。1923年领导组织了著名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1924年1月出席国民党一大，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1927年5月当选为中共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 在蒋中正「清共」后，张以中央代表身份去南昌，按照中央的要求阻止中共在南昌暴动。 张劝说大家要慎重，因为涉及到数千人的性命问题。 但是，当时人们已经动员起来，无法改变暴动的立场。张只能少数服从多数，参加南昌暴动。 在莫斯科期间，张国焘经历了重大的转变过程。 1927年7月，当张国焘等人筹备「八七会议」时，瞿秋白陪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去庐山。 回到汉口后，瞿秋白就被指定为与张国焘平起平坐的领导，取代张国焘党内第一的位置（陈独秀被批判）。 8月，张国焘到南昌之后，瞿秋白更是以党内领导人的身份主持「八七会议」。 之后，中共开始批判「犹豫动摇」的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并且牵扯到张国焘。 中共为了推卸共产国际阻止暴动的责任，批判张国焘自作主张，采取「投降主义」的立场。 张因此非常失意，劝说陈独秀另外成立一个独立的「工农党」，脱离暴力和苏联。但是，陈独秀「知难而退」，没有同意张国焘的主张。 南昌暴动惨败后，张从香港转道到上海，「赋闲」数月。 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上，张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留驻莫斯科。 在驻莫斯科期间，张发生极大的转变。 最初，张针对中国面临的局势，指出共产国际存在的不了解中国实情、进行瞎指挥的问题，被称为「反共产国际派」。 在六大上，张将矛头指向瞿秋白，与瞿秋白发生激烈争论，于是共产国际将两人都留在莫斯科。 在莫斯科，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王明通过派系斗争，依靠共产国际中国部部长兼中山大学校长米夫而得势。 瞿秋白和张国焘都试图批判王明，但是几乎没有效果。 随着苏联开始对「布哈林右派反党联盟」的内部清洗，王明则在米夫的支持下，以「工人反对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名义打击异己，并且将中共代表团也卷进去。 当李立三提出「立三路线」后，共产国际不同意李立三的方针，而且李立三与共产国际展开针锋相对的争论。 共产国际派周恩来和瞿秋白回到上海，召开六届三中全会，批判李立三的路线。 随后，米夫通过操作，在四中全会上将王明扶上中共的领导岗位。 而张国焘在莫斯科面对被肃整的可能、甚至被关监狱、甚至处决可能，因此转变立场，开始支持王明。 张通过检讨「立三路线」，认为不仅仅是「右倾」的路线，更重要的是「反对共产国际」路线。 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张国焘的发展过程表现出明显的轨迹。 张国焘从北大到苏联的对比可以看出：在自由宽松的环境下，「知识分子」们不是自我约束，拿着政府给钱、享受着政府给的自由，然后为所欲为，游行示威、打砸政府、殴打政府官员，反对政府，并且为独裁极权专制唱赞歌； 等到了独裁的环境中，为了自己的生存，就自我推脱说「心理多少有点变态」，并且开始进行「权宜之计」，按照独裁者的要求，说独裁者希望听的话、做独裁者希望做的事，以支持独裁专制。而且说： 「在独裁的压力之下，人们的心理多少有些变态。像我这样权宜之计，简直不算一回事。」 当王明形成《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王明路线」的代表思想 ）之后，张国焘与毛泽东形成不同的应对方式。在张国焘回到中国之后，直到「长征逃跑」之前，张国焘的做法与毛泽东相比，手段更加隐蔽和残酷，影响上更加恶劣。张国焘后来承认，他批判李立三的发言和支持王明都是违心的。毛泽东是纯粹的「实用主义」：开始为了保护嫡系袁文才和王佐，淡化抵制《决议案》的内容；后来为了自己的利益、打击政敌李文林，强化《决议案》的内容，开始肃反、打「AB团」。 不论毛泽东如何使用《决议案》，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以「组织路线」的方式，在小范围内使用。 而张国焘在苏联期间，在批判「立三路线」后，积极支持「王明路线」。 当时国内各个苏区的组织成员对王明的决策意见很大，纷纷要求王明修改决策思路。 虽然王明得到共产国际米夫的支持，但是在中国遭到反对，很难将自己的路线贯彻下去。 这时候，张国焘以强有力的姿态支持王明，发表理论文章，强调反对「王明路线」就是「反党」的观点。 从党内地位和影响力的角度，张国焘算是21年中共成立后，仅次于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元老」；另外，张国焘具有极强的理论能力，从思想理论与现实结合的角度，支持「王明路线」。 在张国焘影响力和理论能力的支持下，中共中基层的反对声音很快消失，王明路线得以在中国苏区内全面贯彻执行，也就是支持「肃反」大屠杀。 从个人特点上，张国焘通过支持王明，一方面表现出将具体事务或者「组织路线」拔高到「思想路线」的突出个人特点（后来被毛所学习），另一方面通过强调反对党的政策就是反党，从思想上确立了共产党的「站队文化」。 从后果上，张国焘通过支持「王明路线」，也就是支持大规模肃反，将中共推向以大规模屠杀为主要手段的方向。 从整体的角度，绝大多数民国的大学（非教会学校）教授和学生，都在扮演着张国焘这样支持邪恶、帮助邪恶、推动邪恶的角色，差不只是因为能力和地位不同，其影响有所不同。 <---段分割线（kksk.org）--->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4-01-04 11:54 张国焘不仅在理论上支持大屠杀，而且自己也实际领导「肃反」大屠杀。 张国焘发表文章支持王明之后，共产国际从开始对张的压制变成赏识，并允许张国焘回中国。 1931年初，张国焘回国后，主动要求被派往鄂豫皖苏区，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会主席，清除以当时领导曾钟圣（中生）为代表的「立三路线」残余。 到达鄂豫皖后，张国焘很快通过正确决策和个人魅力，获得非常高的威望。 刚到苏区，张国焘就改变红四军的部署，带着红四军打了大胜仗；随后，张国焘改组鄂豫皖苏区的组织结构，让苏区的整个系统运行更高效。 最重要的是，张国焘到达之前，苏区的农民政策导致农民不敢多种粮食，整个社会农业生产完全混乱，出现严重的粮食供应问题。 张国焘到达之后，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增加粮食产量，既让农民有活路，也保障了红军的吃饭问题。 而且，张国焘具有高超的政治手腕，以及出众的宣传能力。 在红四军里，很多官兵都说，最喜欢听张主席作报告、或者做战争动员，让人们听得热血沸腾。 而且，很多鄂豫皖苏区和红四军的老人都记得「跟着张主席，天天打胜仗」的歌谣。 可以说，不论在军事、政治、社会、个人和宣传上，张国焘都表现出极其高超的能力。 但是，以曾中生为首的红四军中上层军官，对张国焘则是另外一个认识。 尤其对发展苏区的战略方向上，张国焘和曾中生发展关键分歧。 曾中生和红四军的主要干部考虑「南下」截断长江，占据有利地势，能够更好地获得经济资源，支持苏区的消耗。 而张国焘则认为应当「东进」，并且将曾中生的思路和李立三的「饮马长江」联系起来。 在后来的会议中，张国焘按照中央的指示，强行要求「东进」，并对红四军进行改组，以保障自己的命令得到执行。 但是，红四军在南下打仗的过程中，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否决了「东进」的大战略，继续南下。 张国焘勃然大怒，要求红四军坚决执行他的政策。 而红四军在「南下」过程中，获得了大量的金钱和物资，显著提高军队的补给和战斗力。 因此，在给张国焘的信中，直接指出「南下」的利益好处，批评中央的「东进」战略。 而且，张国焘与曾中生等人的矛盾，从张国焘初到鄂豫皖苏区就已经出现。 根据张国焘回忆录：张国焘到鄂豫皖后，进行一系列恢复社会经济、增产粮食的措施，稳固整个苏区的经济基础；而曾中生则认为，张国焘作为共产党元老，应该有雄才大略，可以取得军事上的惊人胜利，没想到张国焘竟然管这些难以解决的「次要矛盾」。 而当张国焘指挥不动红四军的时候，不是进行说服教育，而是通过肃反除掉红四军这些军官，以确立自己的绝对权威。 张国焘通过高超的政治手腕，以最小的影响完成「肃反」。 从具体措施上，张国焘任命周纯全为政治保卫局局长，也就是苏区秘密警察头子。 周纯全只需要对张国焘负责，张国焘让抓谁就抓谁、让杀谁就杀谁。 最初，抓捕和处决曾中生等人，就是在外界不知的情况下，进行的秘密行动。 在外部，张国焘利用原领导者激进的农村政策和掠夺政策导致的整体社会混乱，以及有人对食堂下毒等细节小事，开始强调「改组派」的破坏。 通过这种「双管齐下」的方式，让人们的不满情绪和恐惧感爆发出来，大多数人都支持张国焘的「肃反」行动。 张国焘调动的「民意」，支持后来大规模、公开的肃反行动。 其中，针对鄂豫皖苏区主力部队红四军的肃反在「白雀园」进行，也被成为「白雀园肃反」。 张国焘明确针对3类肃反对象：一是从白军中过来的，不论是主动起义投靠、投诚的还是被俘的，将军官全部杀掉，只留下士兵编入军队；二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基本也要杀掉。 其中，一个女共产党员也被张国焘肃反杀掉，因为张国焘说她太漂亮了，细皮嫩肉不像革命者；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凡是读过几年书的，大部分也要杀掉。为了防止红四军哗变，张国焘提前进行重新混编，把整个军队的组织打乱。张国焘的肃反模式与毛泽东的类似，就是抓了之后酷刑逼供，然后按照口供再抓，然后再逼供。 被认为是「改组派」的人，一个连一个被捆住，然后被刀砍、枪杀或者推到大坑里活埋。 一次因为人数太多，直接动用机枪扫射的方式屠杀。 由于很多人承受不了酷刑逼，因此不仅招供自己是「改组派」，而且还随口招供其他「改组派」。 比如，一个练级干部会说自己连里的所有共产党员都是改组派，然后这些共产党员都被「一锅端」。 经过几波的反复逼供和屠杀，红四军里底层士兵都已经不敢入党、更不敢「提干」当军官。 张国焘在红四军的肃反屠杀了多少人，一直也没有准确的数字。 不过，仅1931年11月22日陈昌浩在《彭杨学校报告肃反经过》的报告中就宣称：「这次共计肃清改逆一千人，富农及一切不好的分子计一千五六百人。」 红4军里中高层干部基本被清洗，包括曾中生（黄埔四期、参加北伐、《汉口民国日报》主笔、中共游击战和运动战理论创始人）、许继慎（黄埔一期、参加两次东征和北伐、叶挺的直接下属、蒋中正亲自下令重点拉拢的将领）、周维炯、熊受暄（黄埔三期）、姜镜堂（黄埔三期、参加北伐）、王培吾、陈翰香、吴荆赤、王明（黄埔三期）、肖方、关叔衣、庞永俊、程绍山、柯柏元、魏孟贤、潘皈佛等。 许继慎的夫人王望春是12师政治部秘书，当时已怀孕，遭到严刑拷打后被抓发砍头，年仅20岁。 而王望春的哥哥王鄂峰（黄埔三期、第二次东征和北伐、原红12师参谋长）也被处决。从肃反的效果上，当张国焘进行大屠杀之后，人们都认为张国焘的行动是从「大局出发」，是真正为了革命而进行的行动。 <---段分割线（kksk.org）--->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4-01-05 11:31 张国焘通过大屠杀，充分实现自己的「自由」。 张国焘作为曾经的北大学生领袖，是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文化环境下，培养出来大学生的集中代表。 以北大为代表的非教会大学，鼓励和支持学生们的「自由」。 而这种「自由」的意思是，为了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可以用最凶狠、冷酷、无人性的行为，危害他人的自由、财产和生命。 教授和大学生们发起的「反基督教运动」、打砸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官邸，只是这种「自由」行为的前奏。 而张国焘自己是官富家庭出身，也属于能力出众的「高级知识分子」。 但是，他在红四军进行肃反的时候，对「白军」军官（有能力有知识的群体）、富家子弟、和知识分子及青年学生毫不手软，实施「赶尽杀绝」的策略。 本来，徐向前也是肃反的对象，而且徐向前的妻子被保卫局酷刑折磨致死，徐向前都不敢说话。 而张国焘看徐向前与世无争、而且会打仗，亲自发话不能杀徐向前，徐向前才得以保命。 当他在红四军里的肃反成功之后，开始将「经验」推广到整个鄂豫皖苏区，对苏区的地方干部进行大规模「肃反」。 随着地方肃反的深入，各地的地方干部大部分被捕杀。 随着屠杀的深入，鄂豫皖达到「村村流血」的程度，红四军、地方军队、地方干部几乎屠杀殆尽。 一些地方民众为了保护地方干部，组织巡逻队和赤卫队，随时监视保卫局的动向。 个别地区 民众和地方干部一起，离开本来的居住地，跑到山里居住。 到后来，地方开始出现武装反抗，而且规模越来越大。 张国焘看到反对自己的现实和潜在力量全部消除，自己已经开始确立绝对的权威，肃反的收益越来越小、而成本越来越大，因此在分析形势之后，逐渐停手肃反。 当其他有能力的人都被杀光之后，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里「一枝独秀」，既没有人质疑和反对他的决策，也没有能力强的人抢他的风头。 在这个基础上，出身贫苦、知识水平低、年轻的军队官兵和地方民众只知道张国焘这个领袖，并对张国焘形成强烈的崇拜情绪。 可以说，张国焘通过对其他能人的大屠杀，不论在鄂豫皖苏区还是后来创建的川陕苏区，都在塑造「大救星」的形象，这是中央苏区一帮人都可望而不可即的地位。 张国焘给中共树立了新的「标杆」。 张国焘肃反屠杀的目标准确度、政治手腕和效果控制，让其他人相形见绌：澎湃「放手发动群众」，鼓励手下进行滥杀、虐杀，不仅导致局面失控，而且自己身死、后来还殃及家族； 毛泽东纯粹为了私利进行酷刑和屠杀，直接表现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特点，让其他人为之不齿，自己也失去「群众基础」； 邓发和夏曦为了屠杀而屠杀，很快失去民众的支持；周恩来则主要躲在幕后、阴谋操控杀人，缺乏自己到「前台」进行大规模肃反的「胆量」。 而张国焘的屠杀方式就像「组合拳」，属于共产主义屠杀的「集大成」：1、形成「群众基础」（利诱）：先制定一系列政策，让民众得到利益实惠，尤其是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保障粮食供应，稳定市场经营，维持经济秩序，让民众的生活能够改善； 2、树立危机意识：让民众感觉到危机，对于「坏分子」产生仇恨情绪，希望通过肃反来保护得之不易的「胜利果实」； 4、进行组织改造：对被肃反的群体（红四军），进行打散重组，防止被肃反的人相互沟通、共同对抗，也就是防止出现「富田事变」这样肃反失控的局面； 3、秘密操控：在初期秘密进行抓捕、酷刑拷问，并且秘密处决反对自己的核心人物，比如秘密抓捕和处决曾中生，防止出现被肃反群体的整体「哗变」、也防止类似于闽西傅柏翠这样的领导人「反水」，措施类似于周恩来的小规模肃反； 4、公开审判：对于人们认为可能有嫌疑、有问题的关键人物，通过「公开审判」的方式将其定罪，让被肃反的群体产生困惑，怀疑自己是否真的跟错了人； 5、解决核心群体：通过对核心群体中、少数意志薄弱的人进行酷刑逼供，让被受刑者供出更多的人，然后进行一批批地抓、并且一批批地杀，剩下的人因为弄不清楚情况而犹豫不决，不知道自己该跑还是该反抗，等面临死亡的时候又束手待毙。 比如在红四军里，有一二年历史的、打仗打得很勇敢，很多被清洗出去时哭着不想走，就是因为已经完全弄不清楚情况，失去思考和行动能力；6、屠杀扩大化：在被肃反的群体中，全面屠杀有思想、有知识、有能力、有组织影响力的人们，只留下贫困、懦弱、无知的人；7、全面大屠杀：在自己所控制的区域内（针对地方武装和地方组织），全面屠杀有思想知识能力和组织影响力的人们，整个社会只剩下贫困、懦弱、无知的人群，而自己可以在这些人中成为「伟大领袖」。 不论延安整风、刘少奇喊出「毛主席万岁」的口号、还是1949后在中国大陆进行的一系列屠杀政策，都只不过是毛泽东等人对张国焘模式进行总结和模仿。 而他们行为模式的始作俑者，可以追溯到北大高材生张国焘。 不过，张国焘还是在「对决」中失败。 随着蒋中正「剿匪」加大力度，中央苏区的机构和张国焘都已经在各自的苏区无法立足，因此纷纷开始逃窜、寻找生路，后来被称为「长征」。 而他们后来的共同目的地，都是西北方向。 在1930年代，苏联在蒙古支持蒙古人独立、在新疆支持盛世才的东突厥斯坦独立，而中共的红军希望跑到这两个地方之一，以得到苏联的支持。 而在逃跑过程中，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两河口相遇，共同寻找出路。 其中，红一方面军是从苏区逃跑出来的中共中央机构和军队，包括张闻天、博古、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等。 在长征逃跑的过程中，张闻天替代博古而代表苏联和王明的操控，但是张闻天和博古两个人属于书呆子，对于实际状况「两眼一抹黑」；周恩来代表中共特务系统，而周只会阴谋暗算，无法应对整个局势；朱德代表军队，基本上没有话语权、只是按照中央的命令打仗。 这时候，基本出于闲职的毛泽东则表现出敏锐的判断，成为张闻天的主要参谋，数次将红一方面军从灭亡的边缘拉回来。 因此，张闻天对毛言听计，等于毛进行决策、张执行决策。 更重要的是，张闻天替代博古成为主要领导人，等于博古作为周恩来操控的傀儡，因为周的决策失败而下台，换上毛操控的傀儡张闻天来保命。 毛逐渐开始拥有话语权，重新获得在党内的地位。 当两军会师后，张、毛、周才感觉到恐惧。 从共产党的一般公开信息上，说两军会师后合计超过10万人。 但是这些信息没有说，其中红一方面军才1万多人，而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则有8万多人。 这种绝对力量的不平衡不仅反映在数量上，而且反映在质量上。 当时，一方面军已经是残兵败将，而张国焘的四方面军则是生龙活虎。 另外，张国焘的个人综合能力极强，而且红四方面军的官兵对张国焘极为崇拜。 从这个角度，张国焘随时可以解决掉红一方面军，然后成为中共领导人的唯一人选。 <---段分割线（kksk.org）--->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4-01-05 11:33 在关键时刻，张国焘的致命弱点暴露出来。 集权专制的特点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 也就是善于屠杀内部人，而与外部作战则很弱。 因此，集权专制必须依附于外部力量，因为如果独立进行斗争的时候，看似强大的专制系统实际上一击即溃。 张国焘在8万多的红四方面军建立的集权专制，在面对1万多红一方面军的时候，轻易被红一方面军的人们消灭，反映出集权专制「外强中干」的特点。 张国焘的虽然表现出极为出众的个人能力，但是在关键的斗争中，表现出致命的弱点：1、拘泥理论、傲慢自大：假设毛泽东或者周恩来处于张国焘的位置，会怎么做？ 毛和周都是从实际利益出发，不择手段。 如果按照毛和周讲求实效（毛）、阴险狠毒（周）的做事风格，会直接以毛的肃反、或者周的暗杀方式，直接解决掉红一方面军的核心人员和骨干军官，然后将红一方面军整编到红四方面军里。 但是，虽然张国焘阴险狠毒，但是表面上冠冕堂皇，也就是需要一个合理的理由；另外，由于张过于傲慢自大，做事拖泥带水，所以在行为上不如毛和周彻底、果断。 而因为张迟迟没有动手杀掉这些人，结果错失绝佳的机会，让红一方面军的领导者逃脱。 2、「光杆司令」：在苏区和长征的过程中，周恩来最初一直是操控者，也就是毛的领导；但是随着长征的进程，毛反而成了周的上级。 对此，周相当程度上难以适应，因此红一方面军内部实际出现了分裂。 但是，当周恩来看到张国焘这样的强大敌人时，认识到自己处于生存危机中。 这时候，生存理智战胜等级情感，让「土包子」毛泽东领导，毕竟比死在「全能型选手」张国焘手下强。 经过生死利益的计算，周迅速采取措施，和张闻天、毛泽东联手，对付张国焘。 反过来，张国焘通过大规模屠杀，身边已经失去能力强的人，剩下的只是对自己言听计从、缺乏认识和思考能力的人。 李世民为了篡位，大量搜集能人，其中最著名的是「房（玄龄）谋、杜（如晦）断」；而谋士魏征多次建议太子李建成快速行动，杀掉李世民，但是都被李建成否决。 后来，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掉太子李建成、逼退父亲李渊，成功实现篡位，成为唐太宗。 而在红一方面军内部，则是周恩来进行谋划，包括信息情报和人员操控；毛泽东进行决断，张闻天则代表王明发布命令，对付「孤家寡人」的张国焘。 后来，毛泽东说，「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估计就是从此而起。 3、缺乏强硬 态度：当红一方面军担心自己随时被张国焘收编后，立即组织队伍与红四方面军分开。 随后，张国焘「另立中央」，中国就形成两个「中央」。 由于张闻天代表王明，因此王明态度强硬地要求张国焘取消红四方面军的「中央」。 这时候，如果张国焘态度强硬，坚持自己因为中央委员占到多数，也就是具有「合法中央」的地位，并且坚持与王明进行斗争，赢得苏联方的支持，很可能直接会斗垮王明，自己成为苏联在中国的代理人。 因为，苏联也在观望，看谁实力更强大，就会支持谁。 而在苏联时，张国焘就表现出懦弱的性格，通过批判李立三、投靠王明，以投机的方式获得了个人利益。 而到了应该坚决的时候，张国焘又一次表现出懦弱的本质，取消了自己的「中央」。 因为失去的「合法性」，张国焘就只能接受实力更弱的毛周的领导。4、战略决策失误：毛泽东最为正确的决策是去陕北，「投靠」刘志丹；而张国焘则决定向西去新疆，投靠苏联控制的盛世才。 而且，由于张国焘的犹豫，延缓了向西的速度。 在西北被马步芳率部打垮，红四军的西路军基本全军覆没，让张国焘对毛周的军队实力优势基本丧失。 在实际军队实力优势丧失，以及从名义上接受张闻天（毛周）的领导，让张国焘实际变成「砧板上的鱼肉」。 张国焘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看到自己的危险处境，决定逃跑，也就是叛逃到国民党一边。 因为，不论张国焘如何反对国民政府，但是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候，都会想到国民政府，想到蒋中正的「宽大」政策，自己不会有性命之虞。 在陕北，中共消灭了最后的「地方力量」。 1932年，刘志丹鼓动部下脱离国军，成立陕北红军26军，之后成立27军，并且游击战的方式打垮地方政府的军队，在1934-35年迅速扩大势力范围。 随着刘志丹的红26军壮大，蒋中正派遣张学良会同西北军进行剿匪。 1935年9月，正在刘志丹应对剿匪的时候，中共中央北方代表派人到刘志丹的部队，开始进行肃反行动。 中央派到陕北进行肃反的执行者是戴季英，也就是张国焘肃反的鄂豫皖保卫局审讯科科长。 戴季英抓了主要领导人刘志丹、高岗和一些关键干部，对这些人进行严刑拷打，并且将26军连以上的干部基本杀光。 这时候，红一方面军的人马「及时赶到」，毛泽东命令立即停止「肃反」，并且释放了刘志丹和高岗。 根据中共王首道的回忆：对于戴季英的恶劣态度，连平素以风度儒雅、宽以待人著称的周恩来都不禁恨恨说道：「像刘志丹这样的『假革命』，是越多越好。像你这样的『真革命』，一个没有才好。」 其实，如果对当时的局势进行分析，很多情况就开始表现出来。 为什么中央在开始不对陕北的刘志丹部队进行肃反，而偏偏在红一方面军到达之前进行肃反？ 张国焘没有计划到陕北，为什么会不怕麻烦地派自己的手下到陕北肃反？ 戴季英拿的是博古方面发来的「中央」手令，而博古是红一方面军的代表，不是与之敌对的张国焘红四方面军的代表。 后来，戴季英也辩解，他是按照中央的部署坚决进行肃反；如果没有中央的命令，他也不可能到肃反的位置。所以，结合邓发在闽西苏区的肃反，之后被调离的模式，很容易推测，陕北对刘志丹部队的肃反，可能是周恩来策划，然后嫁祸给张国焘。 根据中共党史资料，刘志丹说：「中央救了陕北。」 其实，本来就是中央先把陕北推下「火炕」，而且消灭掉刘志丹的主要支持力量，就像夏曦肃反消灭掉贺龙的主要支持力量一样。 等杀的差不多了，再批判戴季英（之前的夏曦）的错误，并将刘志丹（贺龙）「救上来」。 根据中共党史，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的时候有7000多人。 而根据当时民国官方报纸：：「陕北刘志丹赤匪部己占领6座县城，拥有正规红军5万多人，游击队、赤卫军和少先队20余万人」。 刘志丹自身是黄埔军校出身，带领的部队都是专业军队，由刘志丹策反和发展而来，正在发展扩张期，属于实力最为强劲的状况，而且在当地农村也有很强的群众基础。 而红一方面军经过长期跋涉，已经成了散兵游勇、漏网之鱼，而且还有巨大的中央机关的累赘。 如果两方面合并的话，刘志丹轻易能够兼并掉红一方面军。 但是通过这样「救人」的方式，中共中央将刘志丹的部队进行收编。 <---段分割线（kksk.org）--->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4-01-05 11:34 通过内部的赶尽杀绝，中共终于形成「一个力量」。 1936年4月，刘志丹在某次战斗中阵亡，据说是刘志丹被敌人的机枪子弹射中心脏，而刘志丹之所以上前线，是要以死表示自己对党的忠诚。 但是，根据当时民国报纸对刘志丹的描述，刘志丹头脑灵活、善于鼓动，多次策反部队，最后成立自己的武装，获得贫民的支持。 而且，在当时的战场上，刘志丹远离战斗的交火线，用望远镜进行观察。 在这样的情况下，敌人的机枪子弹能够正中用望远镜观察的刘志丹的后胸，需要21世纪的精确制导才有可能。 所以，这样有勇有谋的将领，以机枪击中后心「死证明自己的清白」，明显属于天方夜谭。 而且，死前八天，毛下令：「二十八军以后直属于本部指挥」。也就是说，如果刘志丹死掉，毛泽东直接进行指挥。「巧合」的是，4月13日毛泽东派刘志丹外出打仗，第二天刘志丹就阵亡。 而且，刘志丹的左右手，杨琪在3月阵亡，杨森在5月阵亡。 刘志丹打游击数年，主要军官没一个死亡的。 但是，在毛泽东布置战斗后，陕北红军的三个主将连续阵亡，各种不可能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当刘志丹和左右手阵亡后，毛泽东接管了刘志丹的部队，有了与王明系（共产国际派，博古、张闻天）和周恩来系（特务系统）的对抗的力量，从张闻天的参谋逐渐和张闻天分庭抗礼。 为了保证刘志丹部队终于自己，毛泽东大力提拔重用高岗，并且吹捧习仲勋，稳固陕北红军对自己的忠诚度。 至此，中共所有的「地方势力」基本已经肃清：几大苏区的所有地方干部都遭到清洗，贺龙的湘鄂边苏区主力部队被夏曦整垮、张国焘的鄂豫皖和川陕苏区主力部队基本全军覆没以及张国焘叛逃，中央苏区的主力部队也基本全军覆没，而主要「生力军」的陕北红军的主将都「被阵亡」、练级以上军官大量被屠杀，剩下的被毛泽东收编。 或者说，当大多数共产党的军官和干部都被内部屠杀后，中共开始稳定下来。 大致上，中共在陕北形成一个相互协调的系统：王明派系代表苏联，通过张闻天对中国进行整体指挥，可以说是「党」派；周恩来通过特务系统控制「白区」的情报和陕北的干部，可以说负责组织的「特务派」；毛泽东控制了陕北红军，基本代表「地方派」。 这三派积累了丰富的「肃反」屠杀经验，也形成了系统的工作模式，中共也形成独特的「凝聚力」。 <---段分割线（kksk.org）--->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4-01-06 11:53 随着日军侵华的脚步越来越急，中共再一次得到生存机会。 蒋中正面临日本步步紧逼的状况，加紧催促张学良和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对陕北的中共进行清剿。 蒋中正清楚地认识到，日本对中国的加速入侵是切肤之痛，而苏联在中国的利益代表中共才是「心腹大患」。 因此，作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中正，亲自任西北剿匪总司令，并任命张学良为副总司令，与国民革命军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共同剿匪。 这时候，中共军队6万多人已经被压缩在很小的范围内，中间有杨虎城的西北军和张学良的东北军，外围还有40多万随时准备剿匪的中央军。 张学良的东北军表面上剿共，实际上与中共讲和。 在冬天的时候，张学良给中共送去大量的食品、被服、医药和其它物资，让中共生存下来，还救活了当时病重的邓小平。 张学良甚至还递交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入党申请书，想通过中共依靠苏联。 而杨虎城作为陕西的「土皇帝」，长期通共、并且与苏联保持联系，杨虎城的军队里也渗透大量的共产党员。 杨虎城更希望通过保护中共，获得苏联的支持，保住自己的「土皇帝」地位。 所以，杨虎城和张学良都是对共产党假围剿、真保护。 蒋中正对此极为不满，为了督促两人剿共，亲自到达西安。 而且，中统开始抓捕张学良周边的共产党，以警戒张学良。 当张杨二人还在反对的时候，蒋决定亲调30万「中央军」，替换张杨的军队。 张杨在共产党的承诺和怂恿下，于1936年12月12日突然发起兵变，囚禁蒋中正，枪杀中央委员邵元冲、侍从室第三组组长蒋孝先、秘书肖乃华及随从公务人员、卫兵、以及陕宪兵团团长杨震亚等，而且拘禁陈调元、蒋作宾、朱绍良、邵力子、蒋鼎文、陈诚、卫立煌、陈继承、万耀煌等国民政府军政要员，史称「西安事变（双十二事变）」。 本来，杨虎城希望通过杀掉蒋中正、保住中共，以得到苏联的援助。 但是，在蒋中正被捕后，国军三十万大军围住西安。 同时，斯大林强力要求释放蒋中正，并且派出中共代表团进行「调停」。 斯大林清楚地看到，日本已经积聚兵力，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准备入侵苏联。 如果杨虎城将蒋中正杀掉，中国立即重新陷入「一盘散沙」的状态。 日本一旦侵华，中国立刻投降。 然后，日本可以集中力量，入侵苏联。 所以，斯大林需要蒋中正活下来，通过蒋中正的力量进行抗日，将中日拖入长期的消耗战，让日本无暇入侵苏联。 所以，斯大林亲自介入，要求蒋中正停止剿共，并给蒋中正巨额的援助，支持其抗日，以达到中日「鹤蚌相争」的目标。 杨虎城作为新的「炮灰」，支持了中共的生存发展。 在1935年，蒋中正要求杨虎城围剿红25军戴季英（肃反刘志丹）的部队。 杨虎城的部队里有很多共产党员，这些共产党员给杨虎城出的主意是假围剿、真联络。 于是，杨虎城派一只部队，出发与红25军联系。 红25军看到一只部队前来，对这种部队进行伏击，快速打垮并俘虏了这支毫无防备的部队。 随后，俘虏里有共产党员，与红25军说明来意。 戴季英问，队伍里还有谁是共产党员，一些共产党员站了出来，一些没敢站出来。 红25军将这些站出来的共产党员枪毙，把剩下的人放走。 杨虎城得知情况后，大骂共产党不守信用。 即便如此，杨虎城仍然相信共产党，并且鼓动张学良抓捕蒋中正。 随后，杨虎城和张学良的部队大步后撤，让出大量地盘给中共，并且给中共大量的经济资助。 这样的行动给中共以喘息和休整的机会，濒临全军覆没的中共又一次活了过来。 杨虎城本来想杀掉蒋中正，中重新回到分裂状态，自己能够因为救中共，得到苏联的支持，陕西土皇帝的位置得到保障。 但是，等西安事变爆发后，共产党强压杨虎城，命令杨虎城不得杀蒋中正。 何应钦调集军队，要求张杨交出蒋中正，否则扫平东北军和西北军。宋子文和宋美龄为了营救蒋中正，与中共代表的苏联达成秘密协议。 中共在直接与蒋中正建立联系后，完全将杨虎城搁到一边，实际上不再管张杨二人的情况。 张学良发现自己被中共和苏联欺骗，一怒之下放了蒋中正，并且主动随蒋中正到南京「请罪」。 当时，全国上下一片讨伐张杨两人的呼声，但是宋美龄一直在袒护张学良。蒋中正只是把张学良软禁，张还享受最好的物质条件。 蒋中正要求杨虎城出国考察，也就是希望杨不再回国。 杨出国后，多次与苏联联系，希望苏联能够给他帮助，回国重新组织西北军和自己的地盘。 但是，苏联已经将其抛弃，对其的要求不予回应。杨自己只身回国，希望重新纠集部属，再次「占山为王」。 蒋不可能让杨重新作乱，因此将其软禁。 在中国内战后期，国民政府败退时，杨被处决。 可以说，张杨两人为了一己之私，希望保护自己的地盘，想通过囚禁蒋而投靠苏联，结果救了中共，并导致自己的东北军和西北军瓦解，成为中共发展道路上另外一拨「炮灰」。 随着日军全面侵华，国军损失惨重。 1937年7月7日，中日关系的「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开始加速侵华。 但是，由于日本军队中，陆军和海军的严重不和，陆军的行动遭到海军的反对。 由于强大的日本海军支持和谈，保持与中国相对和平的关系，导致日本内阁也在左右摇摆摇摆。 日本首相近卫亲飞南京，希望与蒋中正协商出结果，因此日军侵华主要限于部分陆军。 在「中原大战」之后，蒋中正利用自身占据的江浙为主的地区，开始大力发展经济，并且增强军事力量。 到1936年，中国不受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影响，经济产值达到历史最高。 而且，陈诚准备进口50个师的装备，发展和训练军事力量。 同时，蒋中正考虑到自身实力仍然非常弱小，因此一直在忍让退却，中国军队处于消极抵抗状态。 面对蒋中正的退让，中共在苏联的指挥下加紧行动，操控学生在「七七事变」进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并且引发全国的「抗日热潮」。 这些游行的目的是，对蒋中正施压，要求蒋中正进行抗战，打败日本的进攻。 蒋中正迫于压力，放弃蒋百里制定的「持久战」原则。 蒋百里的抗战思想在于，在正规军事上采取避开敌人精锐的方法，同时通过激发民众的乡土观念，形成民众组织抗战的形势。 这种思维借鉴于曾国藩的湘军发展，并且与美国的地方民兵组织的思想类似。 在早期，日军侵华属于低烈度战争，可以通过类似于美国独立战争的低烈度方式，有效牵制日军的力量，打消日军侵华的意图。 但是，蒋中正面对「舆论」压力，头脑开始发热，决定与日本进行大规模作战。 蒋中正企图通过一场大战，御敌于国门之外，也就形成后来的「淞沪会战」。 需要说明的是，「淞沪会战」主要针对日本海军陆战队，与以陆战队为先导进行的战争。「淞沪会战」的关键错误在于，将日本军队看成「铁板一块」。 本来，国军准备抗击的是从北向南进攻的日本陆军，结果变成与海军的直接战争。 「淞沪会战」导致一直不主张扩大战争的日本海军部完全转变立场，动用大量飞机和舰艇对中国军队进行轰炸，引发日军开始全面侵华。 在长达三个多月的淞沪会战中，日军投入30万余人，并且有3艘航母在内的30余艘舰艇和390架飞机参战，死伤4万余人；国军投入75万余人，伤亡30万余人。 <---段分割线（kksk.org）--->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4-01-06 11:54 从整个战争的角度，「淞沪会战」是整个国军后续失败的关键起点。淞沪会战的结果是，国军阵亡校尉级以上军官近千名，其中少将以上高级军官 10余名（不含牺牲后追晋者）。 更重要的是，蒋中正为了向全国表示抗战决心，希望各处军阀进行仿效，投入大量精锐中央军。 蒋中正的中央军精锐损失三分之二以上，而中低级黄埔毕业的军官几乎消耗殆尽。 随后，日军占领南京，进行「南京大屠杀」，迫使国民政府迁都，并且失去江浙的财源。 这样的结果是，蒋中正的军事力量严重削弱、主要财政来源丧失，导致地方军阀割据势力重新做大。 而黄埔系军事骨干大量折损，对于后来的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 在「1929年经济大萧条」开始之后，美国国会大量减少军费开支，大规模裁撤军队，以应对经济危机带来的影响。 当时，作为美国陆军参谋长的麦克阿瑟除了将美军从马匹改成机械化、整合军事系统等节约措施之外，每年都以温文尔雅、坚定且灵活的方式，与国会进行争辩，组织国会大规模裁撤军队编制。 麦克阿瑟说：「一支陆军可以缺乏口粮，可以衣住简陋，甚至可以装备破旧，但如缺少训练有素及指挥有方的军官，则在战时注定会被歼灭。胜利与失败的不同，全在于有无干练而有效率的军官队伍」。 因为麦克阿瑟的积极争取，马歇尔、艾森豪威尔、布拉德利、巴顿等军官都留在军队和军校中，保住了美军的基本「骨架」。 美军参战后，麦克阿瑟保留的军官成为战争中的主导者，让美国军队在战争中基本采取正确的战争措施，以相对较小的代价获得极大的胜利。 而蒋中正在淞沪会战中，由于用兵过度，导致黄埔军校（中央军校）的优秀年轻军官大规模折损。 而这些军官就像军队的「骨骼」，被打断后很难再进行更新，对于中国后来的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造成严重的不利后果。 而且，之后的「八年抗战」，蒋中正的精锐部队持续损耗，到后来虚弱不堪。 到抗战胜利后，虽然蒋中正成为名义上的中国领袖，统帅数百万大军。 但是，由于缺乏训练有素的军官系统，整个军队臃肿、战斗力低下、腐败严重。 日军侵华给中共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 在「西安事变」后，中共与国民政府讨价还价，中共军队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新四军），换上国军的服装和帽徽，而国民政府给八路军和新四军发军饷和配备武器。 有了钱粮和武器，中共开始以红一方面军的残余为主干进行扩军。 中共军队依靠骨干进行的扩军，与蒋中正的中央军持续损耗核心官兵相比，形成显著的「此消彼长」力量分化。 由于苏联和日本秘密达成互不侵犯协议，因此中共的八路军与日军形成互不侵犯的默契。 在日本沦陷后，陈毅秘密到上海治病，也是中共与日本协调的结果。 而中共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趁机开始收编土匪，进行扩张，到1940年7月已发展到五十多万人。 8月，朱德、彭德怀发动「百团大战」，105个团的40万人参战。 在「百团大战」过程中，中共军队主要进行突袭骚扰，所以仅仅伤亡17000人，其目的在于象征意义。 但是，由于此次战役影响了中共和日军之间的默契，也导致中共内部对彭德怀的严厉批评。 1940年10月，陈毅率领的「新四军第一支队」偷袭江苏省省主席韩德勤和陈泰国民革命军，占领江苏北部的黄桥，并于不久攻下泰州姜堰，史称「黄桥事件」或「黄桥事变」。 中共的新四军仅驻安徽，通过这次事变控制了江苏部分省境，国军被歼灭主力部队近2万人，一个中将军长（李守维）和一个中将旅长阵亡。国军在抗日战争期间一共阵亡了10个师级以上高级军官，分别是两个集团军司令和八个军长，此役就死亡2人。 后来，当日军来袭这个久攻不下的军事重地时，中国军队没有任何抵抗就撤出。 此事件后来引发「皖南事变」，中共反而指责国军破坏「国共合作」的抗日统一战线。 到1945年抗战结束时，中共的军队已经增加到上百万，有的数字说是130万左右。 而且，这些数字还不包括在抗战期间，共产党在各地组织的地方武装，或者叫做「游击队」。 而且，这个100多万军队是在国军浴血奋战时，中共主要在修生养息、持续练兵的结果。 因此，当国共内战打响之后，中共的军队主要是「生力军」，与国军展开激战。 更重要的是，两者之间的内部关系发生关键的改变。 随着战争的深入，国民政府对于整个国家的控制力几乎丧失，国民党内军阀割据日益明显。 1937年底，山东军阀韩复榘负责黄河防务，但是在日军进攻时，为了保存实力，不放一枪就逃跑，放弃一系列战略要地，导致山东轻易失陷。 蒋中正将韩复榘正法，震慑了一些军阀，但是总体上已经很难进行控制。 抗战中，各地军阀大致处于三类：1、阎锡山：由于阎锡山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因此日军在华北的第一目标就是阎锡山。 太原会战是华北地区最大的抗日战役，日本陆军最精锐部队4个半师团共14万人，使用坦克、装甲车、飞机、大炮、毒气弹进攻中国军队，结果伤亡近3万人；同时，中国军队参战总兵力6个集团军计52个师（旅）共28万余人，伤亡10万人以上。 这次战役之后，阎锡山损失大部分的精锐部队，力量已经非常虚弱，在国共内战中也处于主要守势。 2、李宗仁和白崇禧的桂系军队虽然英勇作战，但是他们认为蒋中正偏向中央军，而非其他部队，因此和蒋中正产生更大的矛盾，在内战初期积极战斗，中后期开始消极对待中共军队；3、投降日本：不少地方军阀投降日本人，尤其是东北军和西北军中的一些军官成为汉奸。 抗战胜利后，其中一些人投降成为国军，一些人加入共军。 以西北军吴华文为例，开始倒戈到中央军，在抗日战争中是汉奸汪兆铭政府的上将司令，抗战后又重新中央军，在共军围济南的时候又临时倒戈，让共军上将许世友入城，俘虏了国军抗日名将王耀武。 与之相对比，1941年，由于张闻天认为毛泽东能力强、自己更适合于理论研究，因此三次「让贤」给毛泽东。 之后，张闻天和博古进行自我批评，最终导致王明在中共内部失去基础。 共产国际主席季米特罗夫给中共写信，支持毛泽东开始执掌中共政权。 从1942年开始，毛泽东进行了3年「延安整风」，从中共的核心部队和机关，到地方干部（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再到中央党校系统（培养到其它各地掌权的干嘛）。 「延安政府」属于强行洗脑、个个过关，对于不认同、不学习毛泽东决策的，或者反复灌输、或者肉体消灭。 通过这个过程，毛泽东清除了「王明路线」的影响，开始树立自己的权威，也就是中共开始「紧密团结」在毛泽东的周围，当然前提是全党全军都将斯大林视为「伟大的父亲」。 这时候，形势开始像孙中山准备进行北伐时的状况：国军日益四分五裂、类似于北洋政府和军阀割据；共产党已经形成强有力的「党国-军政」系统，类似于孙中山的组织。 <---段分割线（kksk.org）--->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4-01-06 11:56 在抗战胜利前夕，美国又出卖了中国。 蒋中正的失败，最致命的弱点来自于相信「国际社会」。 虽然身在中国领袖的位置上，但是蒋中正缺乏真正的领袖思维。 蒋中正总是天真地幻想，认为国际社会能够主持公道。 但实际上，「国际社会」本身就是高喊着「自由民主人权」等漂亮口号，做着助纣为虐的事情的邪恶组织。 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英法等战胜国建立「国际联盟」，号称要促进国际法律建设，制定国际人道标准。 但实际上，英法美等国在诱降德国后，「国联」成为英法背信弃义，用「和平」手段深入压榨德国的工具。 其行为不仅严重损害了信用，更对德国经济和社会造成极为沉重的打击，导致德国民众的愤怒与仇恨，引发纳粹德国兴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另外，「国联」作为英法主导的「国际分赃大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卖给日本，完全不顾中国也是战胜国，中国对山东具有合法权利的状况。 在日军逐步侵华的过程中，蒋中正屡次向国联申诉，希望国联进行「调停」。 但是，国联不仅不采取实际行动，甚至连谴责都没有，甚至对中国进行武器封锁。 当纳粹德国开始崛起，吞并奥地利之后，以保护「苏台德区」的德裔居民为名，准备进攻捷克。 英国首相N 张伯伦和法国总理达拉第到慕尼黑与希特勒会面，损害捷克的利益，完全答应希特勒包括吞并苏台德区的各项要求，也就是《慕尼黑协定》。 回到英国后，张伯伦一下飞机，就挥舞着协定，宣称「这是历史上第二次英国首相从德国带回保持尊严的和平，我相信这就是我们一个时代的和平。」。 但是，德国很快入侵波兰、随后苏联入侵波兰，两者再瓜分波兰。 而英法也只是对德宣战，然后进行「静坐战争」，丝毫不顾波兰盟友的死活。 英法连自己在欧洲的盟友波兰都轻易抛弃，自然对蒋中正在「国联」对日本的申诉更不当回事。 从1939年波兰被侵略和瓜分进行时间追溯到一战结束，「国联」只是英法操控下的邪恶组织。 而1937年，蒋中正在「淞沪会战」中孤注一掷，严重消耗中央军精锐、希望引起国际社会注意的做法，既没有意义，也造成后来抗日战争的严重被动。 当美国人帮助中国、与日本人进行浴血奋战的时候，蒋中正又再一次错误地希望依靠美国。 但是，蒋中正忽略了一个关键点：美国的国家行为由美国总统等政客操控，真正浴血奋战、帮助中国的美国民众并不清楚美国的外交政策意味着什么。 而富兰克林 罗斯福本人一直在支持共产主义，并且通过政治手腕，操控整个美国支持共产主义。 从经济上，罗斯福「新政」实施的政策与前任胡佛总统的「刺激政策」类似，但是进行更加严厉的类似于共产主义的经济管制模式。 到1937年之后，罗斯福「新政」的效果再也发挥不出来，美国经济开始陷入「死气沉沉」的萧条之中，从1938年开始失业率重新大增。 而1939年，随着中国抗日战争达到消耗的顶峰、欧洲开始战争、美国也开始备战，美国经济通过发「战争财」才开始恢复。在1940年，罗斯福打破总统不能连任两届的美国非成文惯例，坚持重新竞选总统。 在1941年11月，日本侵略珍珠港，美日战争爆发。 之后，罗斯福很方便地以战争为由，在1944年破例地连任四届总统。 由于罗斯福从来没有宣布自己什么时候任期结束，而且是在任内死亡，可以说罗斯福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个「终身总统」-或者叫做独裁者。 在美国参战后，一方面开始征兵和大规模进行军工生产，为美国军队提供物资；另一方面开始通过租借法案，大规模生产物资，提供给英国、中国，尤其是后来的苏联。 从社会整体的角度，这些大规模的物资生产似乎让生产转动起来，刺激了美国经济。 但是，从美国内部来说，罗斯福实施「战时共产主义」经济政策，完全是通过挤占民众的生活资源、并且通过大量欠债而实现。 如果美国不参战，虽然整体经济萧条，但是美国民众整体生活能够保证；而美国参战后，由于大量生产供应到国外，美国人开始进入严重的缺衣少食状态。 比如，美国参战后，由于严格的物资管制和严重通货膨胀，很多美国妇女已经没有丝袜可穿，有的妇女在腿上用笔画出丝袜样子。 从美国民众的角度，节衣缩食和流血牺牲的目的在于，打垮日本、以报被入侵之仇。 不过，紧接着，在舆论的操控下，美国的目标开始变得高尚，扩大到打垮整个「邪恶的轴心国」，以维护世界秩序。 而在高尚的目标下面，罗斯福开始极力支持苏联 - 比日本和德国更加邪恶的政权。 <---段分割线（kksk.org）--->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4-01-07 10:49 苏联（俄国）作为欧洲的「二流国家」，缺乏与德国和日本的抗衡能力。 1904-05年日俄战争，日军以高昂的死伤代价取得胜利，成为东亚国家战胜欧洲「列强」的一个典型战争。 1917年，列宁依靠德国支持，发动「十月革命」，树立苏俄正确。 当时还处于一战中，德国军队在与俄国军队的作战中势如破竹，并要求苏俄政权割地赔款。 在当时，如果苏俄继续与德国进行战争，苏联政权会很快崩溃。 所以，列宁力排众议，签订与德国的《布列斯特和约》：割让苏联在欧洲最富庶的土地，其上有6300万人口（占苏联总人口的44%），农业33%，工业54%，制糖80%，铁矿73%，煤矿75%，以及60亿金马克。 这个协议反映出，共产政权与其它极权专制的政权一样，对内进行残酷镇压屠杀，而在更强者面前只能退缩。 而在德国战败后，苏俄看到德国军事力量被肢解，才宣布废除该协议。 进入1930年代，苏联在西方（尤其是来自美国的）大量资金、技术和人员流入的支持下，取得以重工业为主的「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 但是，苏联粗制滥造的成长与斯大林进行的军队「大清洗」，意味着苏联仍然「不堪一击」。 1938年，日军将所有精锐都用于入侵中国的时候，以当时刚组建不久的二流师团23师团25000人，在主要装甲部队已经离开的情况下，与苏军在「诺门坎」仓促交火。 苏军在第 2 次偌门坎战役8月20日总攻时，公布参战兵力为69000人，投入坦克524辆，装甲车385辆，压制火炮542门，飞机500架。整个战役苏军有超过7比1的坦克装甲车数量优势，6比1的火炮数量优势，3比1的兵力优势。 但是，在进攻过程中，苏联坦克被击毁280多辆，装甲车损失90辆，死伤25000人（其中死亡9000多），两个前线师长甚至不敢再下令进攻。 而日军只损失了30多辆战车装甲车，死伤18000人。 可以说，苏军与日军的实力差距，比日俄战争时的差距更大。 而当中国军队获得美式装备后，其战斗力立即与日军相当、甚至出现孙立人将军的军队「以一当十」打败日军的显赫战例。 1941年4月13日，苏日签订《中立友好条约》，承认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占领。而且，４月16日，《大公报》刊登《松冈离莫斯科光景》的通讯，斯大林为了取媚于日本，一反深居简出的习惯，专门到车站为松冈送行。斯大林在车站见到松冈後，不仅亲切握手，拍肩谈笑，合影留念，还依依不舍地登上列车又谈了十来分钟，国际列车因此未能正点发出。 1941年纳粹德国（一战后的崛起也依靠大量的美国资本和先进技术）进攻苏联，更是「势如破竹」，到9月底即打到莫斯科。 苏联只能据城死守，希望依靠地势和严寒守住莫斯科。 随着战争的深入，罗斯福支持共产主义的态度明确表现出来。 按道理，苏联同德国一样，是侵略波兰、瓜分波兰的侵略者。 由于入侵波兰标志着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意味着苏联也是二战后的侵略国。 另外，苏联主动出击，入侵更加弱小的芬兰，试图吞并芬兰。 但是，在芬兰人数很少的坚决抵抗下，苏联竟然损失惨重，没有拿下芬兰，而且被视为战争侵略国。 而德国对苏联的侵略，可以说是邪恶力量对于更加邪恶力量的进攻。 而且，德国已经照会英国，大幅减少对于英国本土的进攻。 当德国和苏联共300多万军队在莫斯科郊外进行决战的时候，美英等国本来进行长时间观望，让两个邪恶国家持续进行相互削弱的战争。德国现代化军队已经和拿破仑时代不同，如果没有美国的大规模支援，已经穷途末路的苏联军队再坚强，也无法以赤手空拳进行反击。 而当德国打垮苏联后，德国自身也将损失惨重，实现两败俱伤的结果。 但是，罗斯福以《租借法案》的形式，通过潮水般的物资，支持更加邪恶的共产主义苏联。 即使在美国对苏联潮水般的军事物资援助下，苏军还付出极为惨重的人员代价，逐渐打退德军，也反映其战斗力低下。 可以说，只有美国的超大规模援助，苏联才「起死回生」。 在这里，如果说罗斯福支援苏联是策略，为了打垮轴心国德国，属于正常的战争策略选择。 那么，《雅尔塔密约》就是赤裸裸支持共产主义苏联，并且出卖盟友中国。 1945年2月，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背着中国最高领袖蒋中正，在雅尔塔进行秘密会晤。 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默认斯大林对于东欧的势力范围要求，还背着中国盟友蒋中正，将中国蒙古、东北和朝鲜北部的利益出卖给斯大林。 从战争的角度，日本入侵珍珠港导致美国参战，日本是美国的主要敌人，而德国只是次要敌人。 中国和美国共同打击日本，成为关键的盟友；苏联与日本签订《中立友好条约》，意味着与日本人保持友好关系。 如果罗斯福认为蒋中正无法打击日本、需要苏联的帮助，也应该首先与蒋中正进行协商。 但是，罗斯福背着蒋中正，偷偷与斯大林开会，对关键盟友背信弃义，也就是与共产主义苏联的关系更加紧密。 蒋中正得知《雅尔塔密约》后，最终失去对罗斯福的信任。 蒋中正在1945年2月15日的日记中说：「美英俄三国领袖黑海会议宣言发表后，世界未来之局势仍陷入于此次大战前即第一次大战后至历史称霸与竞争之覆辙。呜呼，未知人类何日得有光明与安息。罗邱史三头会议之结果，已造成第三次世界大战之祸因。美罗犹借此作其外交胜利之宣传，抑何可笑。」 而且，蒋中正警告美国：经过中国抗战和美国太平洋战争，日本精锐部队已经损耗殆尽。 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只是空壳。已经基本失去战斗力。 蒋中正希望美国废除《雅尔塔密约》的内容，但是不论罗斯福还是继任者杜鲁门，都对蒋中正的警告置若罔闻。 而在美国对日本投掷原子弹后，通过间谍了解情况的斯大林立即开始行动，在日本即将投降前赶快出兵东北。由于当时驻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已经成为空壳，而且日本已经决定投降，导致整个军队抵抗意志极为薄弱，苏联才以极为轻微的代价轻易占领东北。正如蒋中正所言，关东军已经成为「空壳」，所以让苏联轻而易举地占领东北和北部朝鲜（原中国属地）。 <---段分割线（kksk.org）--->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4-01-07 10:50 罗斯福与杜鲁门对共产主义的支持，在德国投降后更明显地表现出来。 在1945年，攻陷柏林、纳粹德国覆灭后，美国军队内部开始出现新的意见。 其中，对于共产主义具有明显警惕意识的乔治 巴顿将军建议，继续进攻苏联军队，将德国和东欧从苏联手里解救出来。在巴顿将军看来，除非尽快铲除共产主义，否则美国将难以应对共产主义的扩张。 而且，巴顿将军只需要将德国俘虏重新组织起来，与他率领的部队共同作战，就能把俄国人赶走。 另外，在当时的情况下，苏联的工业基本已经被打烂，所以赶快在占领德国和中国东北后，将当地的大力工业设备拆走。 在这个机会下，美军只需要停止对苏联的物资供应，苏军基本丧失战斗力，根本无法抵挡强大的美军。 巴顿将军在1945年5月1日还警告说，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将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根源。 但是，杜鲁门、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否决了巴顿将军的建议，并且找借口将巴顿将军从主力部队第三集团军解职。 这种行为明显承认苏联对于东欧的占领，出卖东欧国家和人民，导致东欧陷入邪恶的共产主义政权的势力范围。 而在地球的另一面，麦克阿瑟将军也同样要求美国政府，将美国未来的战略重点从欧洲转向亚洲。 麦克阿瑟将军说，在打垮日本后继续进攻，扫除共产主义在亚洲的势力。 但是在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支持下，苏联迅速将欧洲战场的军队调到亚洲，在日本投降的前夕入侵中国东北。 而这样的结果是，共产主义势力不仅没有得到扫除，反而大大获得加强。 在苏军占领中国东北后，对中国民众进行奸淫掳掠，暴行远超日军在东北的行为。随后，苏军将日军在中国东北苦心经营十几年、建立的完善工业设备系统、战后属于中国人的财产全部拆走。仅仅按照司徒雷登的记录，苏联运走中国高达20亿美元的设备和物资（在当时1美元约等于1克黄金，所以美元又叫做美金）。另外，斯大林开始直接介入中国内政，准备支持中共与国军开战。 在苏军控制期间，斯大林让中共以「东北民主联军」的名义进入东北，先行接受东北地盘；然后，才允许国军进入东北，让国军从开始就处于被动之中。 虽然苏联对中国的暴行是苏联人犯下的，但是罗斯福和杜鲁门是支持苏联入侵中国、实施暴行的关键「始作俑者」和帮凶。 在对待美国的问题上，蒋中正再次犯了致命错误。 在二战之前，蒋中正就在中日纠纷中，一次次向国际联盟申诉，要求国际联盟进行中日国际仲裁，但是没有任何结果。雅尔塔协议，蒋中正已经开始对罗斯福和丘吉尔出卖中国利益的行为失望，但是仍然对美国抱有幻想。随着时间的推移，杜鲁门和马歇尔支持共产主义的意图更加明显。 本来，蒋中正应该在过去的事件中吸取教训，明白自己到底应该做什么。也就是说，在抗战胜利后，对于中国政府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剿灭苏联在中国的分支-中国共产党，消灭苏联在中国的代理人。 在这个时候，中共的正规军队有100多万人，而国军正规军队有400多万人。 如果蒋中正迅速开始剿灭共军，国军仍然具有较为明显的优势。 而且，在美国国内，麦克阿瑟和巴顿等军人、FBI胡佛等情报机构的领导者，都在积极反对共产主义。 蒋中正完全可以利用他们在美国的影响力，开始打垮共产主义的战争。 但是，在杜鲁门和马歇尔的领导下，美国以支持共产主义角色，开始出面进行调停。 尤其是马歇尔亲自作保，保证毛泽东的安全，毛泽东才敢到重庆进行重庆和谈。 而到了这个时候，让蒋中正还误认为，美国会保障国民政府，防止共产主义占领中国。 所以，蒋中正真正想进行和谈，能够「兵不血刃」地解决问题。而在「重庆和谈」之后，蒋中正继续错误地认为，和谈的目的已经达到，和平已经到来，因此开始实施国军的「裁军」计划。 蒋中正当时号称有400万正规军，准备裁军200万，而且大量非正规军也在裁撤之列。 白崇禧极力反对蒋中正直接裁军，而是要让这些军队先进行剿共，然后再整编裁军。 但是，蒋中正抱着对美国的幻想，否决了白崇禧的建议。 而这种裁军的情况正好符合了中共和谈的目的，于是中共开始大量吸纳被裁的军队。 中共编造歌谣：「活路走不通，去投毛泽东。此处无人要，延安去报到」；「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爷投八路！」 在这样的情况下，大量身经百战的被裁撤官兵投靠中共，导致中共军队实力迅速壮大。 而且，这次裁军对于地方军阀的震动极大，地方军阀认为蒋中正试图通过裁军，壮大中央军的力量，削弱自己的力量。 因此，此次裁军虽然没有造成「中原大战」，也导致地方军阀与蒋中正离心离德，为后来中共「各个击破」创造了巨大的有力条件。 另外，1947年国民政府进行的民主选举，给国军更沉重的打击。 蒋中正提出「宪政」的目标，并且提出「民主选举」，意图达成全国共同进步的目标。 在此次选举中，4.6亿人参加投票，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民主的结果并不是团结民众，而是各个派系的分裂更加公开化、也就是更加激化。 而很多军阀和官兵看到选举的结果，认为自己的利益将在民主政府中受到损害，实际上反对民主选举，导致民国政府「四分五裂」。可以说，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民主选举给国民政府最后一次沉重的打击。 同时，共产党拒绝参加选举，坚持极权的模式。 当然，即使毛泽东参选，就凭一口别人很难听懂的湖南土话，就选举不上。 从各地方军阀的角度，共产主义极权比民主更可靠。 所以，在国共内战中，中共利用各军阀观望的状况，一方面集中攻击中央军，另一方面压制和诱降各军阀加入共产党，逐渐形成共产主义的「滚雪球效益」。 <---段分割线（kksk.org）--->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4-01-07 10:50 在内战开始后，杜鲁门和马歇尔进一步支持共产主义，最终葬送中国国民政府。 在国民政府自我削弱的时候，共军则加紧扩充。 林彪带6万人、154门大炮的八路军进入东北后，苏联将日本关东军的装备都移交给林彪。 根据当时的报告共有「枪支十万支，大炮数千门及弹药、布匹粮食无数」。 而且，苏军把投降的伪满洲国（包括一部分日军）近二十万军队交给中共整编，再加上国军裁军之后的失业兵，让林彪的军队几个月就发展到三十万。 在白崇禧的指挥下，孙立人、廖耀湘和陈明仁部很快把林彪打的丢盔卸甲。 而且，白崇禧指挥国军乘胜追击，共军已经基本崩溃。 而且，白崇禧已经做好计划，在消灭林彪部后，立即安排华北歼灭聂荣臻部。 在这个时候，马歇尔再次出现，8次上庐山，强压蒋中正进行和谈。 蒋中正被迫要白崇禧停止进攻，林彪趁势休整、并且再度得到苏军给予的大量装备；而国军将士则义愤填膺，士气急剧低落。 国共力量对比大转变，共军开始对国军形成攻势。 在马歇尔调停、让共军「起死回生」之后，杜鲁门认为马歇尔有功，将马歇尔提拔为国务卿。 随后，马歇尔希望魏德迈（Albert Coady Wedemeyer）担任驻华大使。魏德迈拒绝担任大使，但是同意率团到华进行考察。 之后，魏德迈报告内警告国民党军事上已处于劣势，中共很可能统一中国，建议美国立即给予国民政府更多援助。 但是，杜鲁门和马歇尔坚决反对其建议，以魏德迈建议美英苏共管东北对中国不敬为理由，将撰写之报告列为机密被束之高阁。 随后，杜鲁门和马歇尔对国民政府实行了武器禁运，对国民政府造成最后一击。 1948年5-10月，中共进行长春围城，导致民众大规模惨死，日本方面估计为20万，而国军军官段克文在回忆录中估计为65万。 而杜鲁门和马歇尔漠视中共暴行，仍然指责国民政府。 1948年美国大选，蒋中正在无奈的情况下，支持共和党候选人托马斯 杜威。 但是，杜威竞选失利。 杜鲁门再次当选后，找人编纂发表的《中美关系白皮书》，一方面说明了杜鲁门支持中共的立场，另一方面指责国民政府，并且停止对国民政府的经济援助，最终导致国民政府的全面溃败。 而在共产党内部，形成一个有效的运作系统，进行多方面运作。 苏联解密档案显示，斯大林直接指挥中共的主要政策，不仅插手军事，还指导毛泽东进行主要决策，关键时刻直接对毛泽东作出明确指示。 毛泽东在「前台」，执行斯大林的具体指令，并且写文章进行号召；周恩来则通过特务情报系统，一方面从渗透到国军高层的间谍获取机密情报，并且说服、策反各地军阀或者军官倒向共产党，另一方面在大学进行鼓动，包括让大学生上街，反美、反政府；朱德、彭德怀、林彪等军队则主要按照斯大林的安排进行作战。 由于国军内部有大量的共产党间谍，导致多个重大战役因为泄密而失败，对于国军的失败具有显著的影响。 其中，国军清剿延安失败、以及淮海战役失败，都与共产党间谍有直接关系。 1946年12月24日圣诞除夕，刚从北大女学生沈崇疑似被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强奸，随后该案引起巨大反响，大量大学教授、学生、工人被动员起来，形成全国声势浩大的反美、反政府、反饥饿、反内战运动，总参加人数达到50万以上。 当时，美国在中国重要城市驻扎数万海军陆战队，马歇尔趁机将海军陆战队撤回国内，极大削弱民国政府的军事力量。 据说，在1950年，中共表彰沈崇的工作，对于美国撤军起到重大作用。 而在文革期间，沈崇被红卫兵批斗时，则强调自己是地下党、受中共安排，引诱美军士兵，但并没有失身。 另外，共产党宣传的一个有名的例子是朱自清，被称为「饿死不吃美国救济粮」。 但实际情况是，当时吴晗作为共产党的积极分子，在北大清华到处串联，进行反美、反政府的活动。 一次，吴晗提出抵制美国救济的特供、抵制内战和饥饿的行动，找朱自清签名。 朱自清碍不过情面，就签了名。 由于朱自清有胃病，不能吃粗粮，只能吃美国生产的细粮。 朱自清吃粗粮后，胃无法承受，一天天瘦下去，最后等于饿死。 朱自清用自己的生命，做了共产党反美、反政府的典型，也属于文化类「炮灰」。 另外，亲共文人李公朴和闻一多被枪杀，掀起了另外一轮风波。 在李公朴和闻一多死后，蒋中正亲自打电话给国民党特务系统，而没人下令枪杀这两个人，也没人知道具体情况。 在事件发生之前，亲共的哈弗教授费正清找到郭沫若，说美国将对国民政府进行新一轮援助，如果不能证明国民政府独裁专制，结果将对中共不利。 很快李公朴和闻一多（两人均在美国留过学）遇害，费正清立即在美国撰写文章，指责蒋中正独裁专制、冷血地杀害反对他的文人，并且呼吁停止对华援助。 结果，中共、费正清、杜鲁门和马歇尔达到目的，美国不仅停止当期对国民政府的援助，还停止了一些重要的军事发展和培训合作项目。 1965年，云南大学语言学教授朱杰勤的学生张君达偷渡到香港。他在《天天日报》专文中披露，他的「恩师」朱杰勤，系共中央社会部第三处副处长，该处的职能就是针对高级知识份子进行统战工作。在一次偶然小酌中，朱杰勤吐露真言，坦言他曾经参与了部署暗杀李、闻二教授的机密工作。朱杰勤称：「只有暗杀受大学生爱戴崇拜的民主学者，方可营造恐怖气氛，掀起群众的冲动情绪，激发全国青年的反抗思想，而且还可离间国府与美国的关系，影响美国对华政策，促成美国减少对国府的经济与军事援助……」。 <---段分割线（kksk.org）--->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4-01-07 10:51 简言之，共产主义在中共的发展，是国内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 虽然蒋中正具有强烈的反共意识，而且希望能够力挽狂澜，但结果仍然「独木难支」。 而且，蒋中正自身存在过于相信「国际社会」、还有任人唯亲等关键弱点，导致一些关键决策出错。 不过，自从孙中山投靠苏联、知识分子投靠苏联之后，整个社会中支持共产主义的「洪流」已经形成。 即使蒋中正进行「清共」、「剿共」，在一段时间内能够抵抗共产主义，长期能否胜出也是个问题。 尤其在中期日本人「帮忙」，后期美国和苏联里应外合，强力支持共产主义、打压国民政府，让国民政府更难以支撑。 从世界的角度，像美国这样表面高喊着「自由民主人权」等口号的国家，实际上支持共产主义，包括保障苏联的生存、支持苏联对于东欧的控制、并且与苏联合力促成共产主义占领中国。 而随着国民政府节节败退，美国又表现出「不干涉」的样子，似乎自己是「局外人」。 而在国民政府溃退台湾的时候，杜鲁门还派司徒雷登留在中国，试图和中共建立关系，并且准备继续把蒋中正控制的台湾再卖给中共。 但是，毛泽东丝毫不理会司徒雷登，让司徒雷登灰溜溜地空手而归。 1949年中国建国之后，开始在国内进行更大规模的系统屠杀，并且到处支持国外的「革命」，还与美国在朝鲜战场和越南战场进行战争。 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在1971年再次对国民政府「落井下石」，让中共取代国民政府，成为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 这个事件再次表明，美国为了自身利益，随时可以背信弃义，支持共产主义中国继续扩展生存空间。 更具讽刺意义的是，联合国安理会的作用是保护联合国，尤其是「维护世界和平及安全」的《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而苏联和中国作为邪恶的共产主义国家，对内实施屠杀、对外「输出革命」-挑动战争和屠杀，却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 因此，联合国和一战后的国际联盟一样，只是打着「高尚目标」的幌子，实施弱肉强食和大国分赃的工具。 所以，联合国本质上就是邪恶的组织，而《人权宣言》只是这个邪恶组织的幌子。 有人说，中国如果乱了的话，美国等西方社会能够不管吗？ 而如果看看中国过去100年的历史，尤其是蒋中正一次次轻信西方列强、而且一次次失败的教训，就能够总结出西方国家的特点：1、西方国家操控的「国际社会」天然就是邪恶组织，不论国联还是联合国，以和平方式弱肉强食的工具；2、西方国家随时会为了利益，背信弃义。 所以，不仅不能指望美国在关键时候的支持，更要警惕美国对中国可能造成的危害。 <---段分割线（kksk.org）--->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4-01-08 11:59 第三章 中国共产经济结构 在我看来，经济可以分为广义经济和狭义经济两个部分。 广义经济可以总结为一个社会中的所有利益总和，包括各种资源、技术和产品等。 从结构上，广义经济主要包括三个部分：1、法律系统：由宪法和关键法律组成，为整个社会规划利益蓝图和经济方向，不同的法律系统形成不同的基本社会经济模式。每一个重要法律的改变，都会直接改变社会中的利益关系格局。 法律系统决定一个国家的根本结构，而且以明文规定出来，因此是社会中变化最为缓慢的系统。 当法律系统改变的时候，意味着整个国家的利益模式和经济方向也将发生相应改变。 2、政治系统：政治系统是利益分配系统，决定社会中的利益集中与分配。 政治系统大多以司法和行政管理的方式表现出来，从经济的角度，涉及到市场规则的制定和管理、税收与支付等等众多内容。 随着各国政府规模的日益扩大，税收和分配成为政治系统中争夺最为激烈的部分。 3、（狭义）经济系统：大多数人进行生产和消费模式，也就是社会总体利益创造（毁灭）系统，也就是大多数人平常所说的经济。经济系统随时随刻在发生变化，有时候的变化极快。在广义经济机构中，这三个系统相互依存、相互配合、相互影响。任何一个系统的显著改变，都会影响到其它系统的改变。 其中，政治系统是「经济杠杆」，以法律系统和经济系统之间桥梁的形式，一方面影响法律的制定和修改，另一方面决定经济运作模式。 少数人操控社会经济。 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杠杆，我就能撬动地球。」 任何一个真实的社会都是「金字塔」结构，少数人居于金字塔顶端，通过经济结构「杠杆」来操控整个社会。 从基础的角度，少数人通过制定、维护和修改符合自己利益的法律，让整个社会的利益向自己倾斜，也就拥有最多的社会权力和社会财富；同时，多数人居于金字塔底部，被动地适应法律系统，在自身参与经济系统而生存的同时，也支持和维护社会「金字塔」。 由于法律的固定性因素，人们很难随意改变法律系统，因此法律系统很少在具体利益操作上发挥作用。 而在日常生活中，少数人则主要通过「政治运作」的方式，以「软性」的灵活方式具体实现利益操控。 政治系统的作用在于：1、在内部：少数人通过内部的斗争和妥协（政治运作），制定和修改相应的法律，决定社会的基础利益模式；2、面对大众：通过政治宣传（利益分配宣传），影响大众的心理，获得大众的支持，推动（狭义）经济系统的改变。 在不同的社会中，不同种类的少数人成为「金字塔尖」，进而制定和维护不同的法律，内部形成不同的政治规则，也因此形成不同的经济运作系统，进而形成不同国家的不同状况。 比如，伊朗是伊斯兰教主导的国家政教合一，国家法律由掌控伊斯兰教法律的宗教阶层制定，政治系统中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宗教）领袖」，从什叶派法学家中产生，不进行民选，任期为终身制，而伊朗总统几乎没有权力。 在这样法律和政治环境背景下，形成相应的伊朗经济特点，也决定伊朗民众的生活状态。 与之相对比，美国传统上是基于基督教立国的「政教分离」国家，其法律制度和政治结构，都与伊朗有着显著的区别，经济系统和民众生活的差异更加明显。 由于基督教「政教分离」的特点，即使在基督教占主导的国家中，也因为法律和政治体制不同，形成非常明显的经济状况后果。 可以说，少数人从自身的利益角度出发，制定符合自身利益的法律、政治和经济三大系统，也就是建立起国家。 由于不同的少数人对于自身利益的理解不同，因此制定三大系统也不同，因此决定不同国家的发展方向。 而在不同国家的法律、政治和经济环境下，不同的思想、政治和经济理论受到重视；并不是这些思想和理论有多高明，而是因为这些思想理论迎合了社会的需求。 或者说，倡导「利益对等」的思想理论，在利益对等社会中得到广泛认可；倡导奴隶制和奴性的思想理论，在奴隶社会得到宣传贯彻。 另外，少数人利用这些理论和具体政治操作，通过改变法律系统而改变社会发展的方向。 <---段分割线（kksk.org）--->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4-01-08 11:59 任何一个社会都在持续发展演变，因此主导思想也在显著变化。 不论任何国家，经济系统都在随时变化，而变化引发动荡；同时，社会上有不同的思想存在，从不同的角度思考社会经济运行。 当大动荡发生后，人们为了解决问题，就会学习相应的思想，导致相应思想的流行。比如，在社会传统上，美国政治上以地方自治为主，社会层面属于「精英治国」。 由于国家的力量小，无法进行强有力的控制，所以美国在经济上属于「自由放任」经济。 在这个阶段，少数精英学习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思想，并且进行相应的贯彻。 因为，亚当斯密的基础观点是，自然和社会规律是「看不见的手」，决定一个社会的兴衰和成败。 而不论社会发展还是企业生存，都需要顺应规律，才能过得更好。 在政治上「精英治国」、在经济上「自由放任」的情况下，美国到19世纪末成为世界第一的经济强国；到一战之后，既是工业和农业第一大国，对外还拥有大规模债权，因此成为世界经济的霸主。 但是，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之后，大多数民众的生活处于困苦之中，因此希望「国家」能够起到作用「救」自己。 「罗斯福新政」通过迎合大众的需求上台，利用「凯恩斯主义」的理论，通过大幅扩张国家的力量、制定一系列管制措施，推动美国大幅转向社会主义。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思路是，大政府如何进行政治和经济操控，以控制社会经济的运行，或者叫做「看得见的手」。社会主义的经济机制是，「大政府」代表的中央集权操控整个经济，进而操控社会民众的生活。 民众为政府的经济操控服务，并且从政府手中求得施舍。 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社会主义的势力越来越大，也就是中央集权的力量越来越大，地方自治的领域一步步萎缩。 在中央集权的支持下，美国非教会大学大规模扩张，也就是所谓高等教育「大众化」。 由于美国大学受到中央集权的支持，因此经济学的主流教材基本不读亚当斯密等「看不见的手」，而是以凯恩斯主义「看不见的手」教材为主。 在这样的情况下，大众也从政府的角度，思考如何能够操控经济「发展」。 这种底层大众替集权政府总统思考的模式，可以叫做「身为奴隶，操着奴隶主的心」。 中国共产经济模式是极端奴隶制下的经济模式。 在现代社会中，一个社会是否奴隶制社会，关键在于是否「依靠大众」。 越是「依靠大众」的社会，奴隶制的特点也越鲜明。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能够在苏联和中国得到发展，一方面迎合了当地奴隶制文化的特点，另一方面进一步强化奴隶制的经济模式。 不过，在不同的共产主义国家，奴隶制的程度也不同。 如果说苏联是典型的现代集权奴隶制系统（政府掌控一切）的话，中国就是极端的奴隶制经济系统（政府就是一切）。 而苏联和中国的不同，从各自的社会基础反映出来，比如，苏联共产主义主要强调「依靠工人阶级」，一方面消灭「剥削阶级」，另一方面致力于改造「小农阶级」。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总纲」的第一条就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或者说，中国共产主义「依靠民众」的层级比苏联的更低，而在实际运转中，中国的奴隶制也更加极端。 从具体影响方面，这种更加极端的奴隶制造成的灾难性的后果，比苏联的后果更加严重。 美国是世界共产主义国家发展的基础支持力量，不仅直接支持了苏联的生存，更和苏联一起，支持了共产主义统一中国的进程。 如果说苏联共产主义是「虚张声势」，中国共产主义则是「实力派」。 在美国支持共产主义的时候，并不关心共产主义对中国和东南亚造成的深重灾难。 但是，当世界人口最多、实施共产主义最彻底的国家「调转枪口」，开始与美国对抗的时候，美国开始品尝自己造成的苦果。 在1978年前，中国共产主义在强化自身经济结构的过程中，选择与美国直接进行对抗，导致美国开始面对朝鲜战争的重大消耗、以及越南战争的惨败。 而且，二战后初期，苏联仍然软弱，最初在联合国只敢对出兵朝鲜投弃权票。 而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对抗表现，让苏联也信心大增，逐渐开始咄咄逼人的政策，直到「柏林墙」的建立，让整个东欧完全被共产主义所笼罩。 同时，美国开始变得越来越懦弱，也步步后退。 到里根总统上台之前，美国主流的思想意识已经变成投降苏联。 当然，上述过程只是美国最初的衰落，从1978年中国共产主义「改革开放」和1991年苏联共产主义瓦解后，美国才真正开始后来的崩溃进程。 <---段分割线（kksk.org）--->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4-01-08 12:02 作者：仰望星空空喜欢 时间：2014-01-07 22:43:57 至于71年让大陆政权代替台湾成为常任理事国，也是出于对付前苏联的需要。美英的外交战略思路似乎一直都是这样，两害相权取其轻，先干掉那个威胁最大、最直接的对手，哪怕不惜先和魔鬼做朋友。 ============================================================================================================= 关于你对美国的分析，我基本赞同。 我会在后面分析美国社会变化的机理，尤其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些关键因素，这些因素支持了中国communist的生存发展。 <---段分割线（kksk.org）--->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4-01-09 10:16 第一节 共产经济的前提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经济是消耗财富的经济模式。 经济的主要内容是财富创造和财富分配。 共产主义作为典型的传销系统，无法创造财富，只能通过财富分配而消耗财富。 而财富分配必须有一个前提，社会中必须有财富可以进行分配。 如果没有财富可进行分配，就不会出现共产主义。 或者说，共产主义经济本身就是「寄生虫」式的经济，只能寄生在能够创造财富的经济体之上。 当创造财富的经济体被社会主义「蚕食」或者被共产主义「鲸吞」之后，整个社会的财富很快被消耗殆尽。 而共产主义也随着成为「空中楼阁」，随时会整体倒塌。 共产主义就像一个人身体患上的恶性肿瘤，通过消耗人体内部的养分成长壮大；当人体最后无法再产生营养的时候，也就是人体死亡之后，共产主义也相应死亡。 总的来说，抵抗力越弱的人越容易患恶性肿瘤，恶性肿瘤占住身体中最有营养的血管部分，然后吸附血管里的营养获得成长。 同样道理，当共产主义发展的时候，也盯准最有价值的部分，吸收消耗社会中的营养而生存。 从整个机制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找到合适的宿主，并且进行持续扩张，吸纳更多的财富，才能够获得生存。 而当共产主义扩张到极限，整个社会的财富被消耗殆尽的时候，共产主义也「轰然倒塌」。 玛格丽特 撒切尔夫人在1976年2月5日的电视采访中说：「社会主义政府总是在财政上一团糟，他们（社会主义者们）总是把其他人的钱花光，这就是他们的主要特点。」 当撒切尔夫人上台之前，英国在社会主义政策的指导下，已经到了经济崩溃的边缘。 在二战后，大力支持社会主义政策的英国民众，开始品尝自己酿造的苦果。 而撒切尔夫人上台后，重新开始私有化，让英国暂时反弹，重新创造财富，一定程度恢复经济活力。 但是，英国作为世界第二的老牌经济强国，被德国和日本赶上并且超越，从推动工业革命的英国变成暮气沉沉的英国。 在撒切尔夫人执政后，支持和推动里根总统对苏联展开「强硬而灵活」的外交攻势，促成了苏联的解体。 而苏联解体的关键在于，社会中已经几乎没有人创造财富。 按照当时苏联民众的笑话，「他们假装付我们工资，我们在假装工资」。 当东欧和中国不再赊账卖产品给苏联，苏联再也维持不下去，很快发生解体。 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中下层缺乏创造财富创造的能力，当外部的财富供给消失后，社会再也无法支撑高层的巨大财富消耗，苏联共产主义传销系统最后完全瓦解。 财富创造能力是一个社会能否持续的根本标准。 在任何一个社会中，「自由人」是创造社会财富的主要群体；与之相对比，奴隶则缺乏财富创造能力。而财富创造涉及到整个社会的内在性质，也就是奴隶社会和「自由社会」的区别。从人群的角度划分，从利益和财富的角度，「自由人」的待遇不同，也因此形成不同的社会。 在利益对等社会中，自由人在创造财富后，获得相应的利益。 利益对等的意思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创造财富的人享有财富。 既然「自由人」是社会中创造主要财富的人群，因此在利益对等社会中，组织制度保障自由人获得主要的社会财富。 当自由人获得主要财富后，会激励其他人仿效自由人、支持自由人，整个社会围绕自由人而展开竞争。 从外在表现形式上，整个社会在自由人之间的竞争过程中，越来越具有多样性，从表面看上去越来越「自由」。 这种内在以「自由人」为主导，外在多样化的社会，也被称为「自由社会」。 与利益对等的自由社会相反，奴隶社会则通过财富利益的扭曲分配，压制自由人的发展。 利益扭曲分配的意思是，创造财富的自由人无法得到相应的财富，而没有创造财富的人则通过窃取自由人的创造成果，让自己生活得更好。 而当自由人失去基本的生存环境，自由人越来越少，整个社会的财富创造也越来越少，因此整个社会越来越穷困。 当社会越穷困的时候，奴隶们越来越向操控利益分配的人集中。 而这些操控利益分配的人成为奴隶主，整个社会围绕奴隶主而运转，也就形成典型的奴隶社会特征。 所以，判断一个社会是自由社会还是奴隶社会，往往不是谁喊的口号更响亮，而是整个社会运转反映出来的经济利益机制。 而经济利益机制的关键是「自由人」，如何定义「自由人」，以及利益机制对「自由人」的反馈。 <---段分割线（kksk.org）--->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4-01-09 10:16 什么是「自由人」？ 自由人以「独立」为核心，具有主观独立意识和客观的独立能力。 因此，我将其定义为「独立人」，更突出其内在特性。 从社会中传统约定俗成的角度，「自由人」的概念源于自由。 窄义的「自由」主要指社会法律概念，也就是在某个社会中，个人拥有对自身行为的权力、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的人。 在更多的情况下，自由人不仅是法律定义的社会身份，更是个人内在的品质特性。 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从耶稣的这句话开始，自由就变成内在的特质，也就是依从真理而来的特质。 从长期的角度，一个人拥有追求真理的内在特质，即使开始是法律上的奴隶身份，也会最终找到机会获得自由；反过来，当一个人缺乏这样的内在特质，即使在法律上是自由人，也会变成实质上的奴隶。 如果对内在特质进行分解，自由人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个人的主观意识，保持根本的独立意识，不依附他人，而是通过认识真理或者真相，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从根本上，自由人的主观意识是独立进取的意识，不主动依附他人，不做他人的附庸。即使面对他人的压力、面对死亡的威胁，也要保持自己的相对独立性，不完全臣服于任何人，或者说「不自由、毋宁死」。二是在个人实际能力上，通过个人的持续真实知识和实际能力提升，达到不完全依附他人的能力。 而在社会中，一个人只有形成独立生存能力，才可以不依附某个人或者某种社会权力而生存。 自由人与奴隶的差异，起点在于主观意愿，主观意愿是前提和基础；结果归于能力，只有具备「独立生存」的能力，一个人才能够脱离奴隶的境地。 「自由社会」通过利益机制，保护「自由人」的利益，促进「自由人」的成长。 「自由社会」的核心机制是多贡献、多收益的经济机制。 在具体表现上，「自由社会」通过文化和法律的形式，保护知识产权和相关产品，支持自由竞争，让获胜者获得相应利益。 通过这样的方式，支持自由人的发展，鼓励社会精英阶层的形成，并且支持「社会精英」的发展和致富。 首先，自由人能够持续发展和进步，以及成为「精英」，在于持续进行自我的资源投入，以找到更好的问题解决方案。 当他们长时间的知识、金钱和精力投入获得成果后，不仅获得自身的能力提升，更能够起到支持整个社会发展的作用。 因此，整个社会就需要一套「自由社会」机制，保护专家的技术成果，支持专家的技术推广，进而鼓励更多的人进行技术投入而成为专家。 从技术角度，「自由社会」机制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知识产权的基础保护机制，也就是通过「产权」的形式保护个人的知识成果。 使用知识成果的人，必须向产权发明人交费。专利保护是欧洲基督教社会的一个重大创新，对欧洲的发展起到关键的推动作用。在最初，知识产权主要表现为专利保护，起源于中世纪欧洲。 到10世纪的时候，有位厨师的烹饪方法受到瑞典的专利保护。 从12世纪开始，专利技术交易在英国越来越活跃，而且英王通过对外国技术进行专利保护，支持外国技术在英国的发展传播。 专利保护支持了工业革命，形成越来越多的因专利和生产而发财致富的「工业贵族」，马克思将他们称为「资本家」。 二是「自由市场竞争」，这里的「自由」并不是毫无规则，而是基于真实（truth）的自由竞争。 而「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就是保障竞争的真实性，防止谎言欺骗和偷盗知识产权，而且社会能够对这样的竞争随时起到监督作用。 而在知识产权基础的「自由市场竞争」，也就意味着参与竞争的人，必须通过持续地创新，持续地注册知识产权，持续通过知识产权获得利益，并且打击竞争对手，以获得自身的利润最大化。 这种自由人进行创新和竞争的模式，被马克思称为「资本主义」。 熊彼得将资本总结为「知识」，企业家的作用在于创新。 或者说，「资本主义」的也就是「知识主义」、「创新主义」、「竞争主义」。 自由人和奴隶的差别，从婴幼儿期开始就已经在塑造的过程中。 孩子在幼小的时候，必须依赖某个监护人而生存，否则很容易死亡。 依赖意味着，孩子必须听监护人的话，按照监护人的意愿做事。 在这个时候，孩子因为各个方面都要受到监护人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被监护人塑造着性格。 而监护人决定孩子的主观意愿，有的监护人支持孩子的自由成长，有的监护人则从小对孩子进行奴性教育。 而孩子只能由监护人决定自己的主观意愿，因为孩子在客观上无法离开监护人。 如果孩子反抗监护人的话，监护人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对孩子进行惩罚。 随着孩子的成长，有的孩子逐渐开始具备一定的能力，在社会上独立生存，也就是脱离监护人的保护状态。 但是，这时候孩子的主观意识已经形成，有的人虽然已经有了一定的独立生存能力，但是在心理上仍然是奴性思维，也就是依赖性思维。 而有的人则因为从小被培养独立思维，一方面进行独立的思考和判断，一方面持续增强自身的独立生存能力。 需要说明的是，个人的独立能力不以年龄为标准，而是与个人的独立意识和成长有关。 当一个人从小被培养独立意识，进而培养独立学习、思考和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同时培养健康、强壮的身体，这样的人可以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形成独立能力。 而且，独立能力反过来，再支持独立意识和独立思维，促进个人的独立成长，也就是朝着自由人的方向发展。 而在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人从小就缺乏独立意识的培养，进而缺乏独立生存能力。 所以，生存能力并不是以年龄为依据，而是以个人的学习、思考、身体成长和技能提升等内容为依据。 <---段分割线（kksk.org）--->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4-01-10 12:58 独立能力是个持续和动态的过程。 个人的独立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持续进行的过程。 人生就像是一场永不停止的战争，个人必须迎接和应对一个又一个的战役。 每个重要战役的失败，都意味着人生的重大挫折，直接影响个人未来的人生方向；而有的关键战役失败，则直接会导致人生的结束。 而人能够打赢战役，一方面需要有必胜的意志和坚持，另一方面需要形成特殊的能力。 而整个人生就是发展和保持独立能力的过程，直到个人生命的终止。 而且，整个过程充满困难、痛苦、艰辛、失败挫折，并往往会面对死亡的威胁。 其中，很多人在努力的过程中，因为思想准备不足，导致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方向错误，结果越努力，遭遇的艰难困苦越多，最后导致人生的失败；二是虽然方向正确，但是在碰到艰难困苦的时候，放弃了努力，回到奴隶的状态。 在生存的过程中，奴隶比自由人更轻松，也更容易。 因为，奴隶不用考虑自我独立，也不用为了自卫独立而付出艰辛的努力。 奴隶希望所有的事情都由奴隶主帮自己解决，自己只需要按照奴隶主的指令做事即可，然后从奴隶主获得生活所需。 在很多情况下，奴隶的生活艰苦只是表面现象，人们在物质上的需求弹性很大，可以在物质生活上享受，也可以忍受很差的生活条件。 而更重要的是，奴隶在依附奴隶主之后，在心理上有了对奴隶主的依靠，这种心理保障比物质需求更重要。 所以，很多人挣扎到最后，自我放弃，甘愿为奴。 而自由人在保持「自由」的过程中，还在持续进行挣扎，包括在内心中为自我独立而挣扎，以及从能力上为保持独立而提升。 在整个过程中，自由人的独立思维观念是一个开始，而实际上的独立能力才是独立的基本保障；独立能力的成长，再支持独立思维，并且考验独立思维，然后进一步指导独立能力的成长，因此形成「独立意识-独立能力-增强独立意识-增强独立能力-」的过程。 所以，从内涵的角度，自由人可以更准确地表述为「独立人」。 「独立人」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具体独特的能力，并取得实际成果。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看到的自由人-「社会精英」-往往是某方面取得突出成就的专家。 这些人经过长时间的学习、思考和能力提升，形成生产高质量产品的能力；或者进行发明创造，通过自身的贡献，让其他人自己过得更好，也让自己的生活更好。 比如，有一位农民（农业专家）发明了某种先进的滴灌技术，在保持相同粮食产量的同时，能够减少20%的水源消耗。在最初，这位农民（当时还不能叫农业专家）必然是深受缺水的困扰，导致粮食经常减产。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开始做绝大多数其他农民不做的事情，就是研究如果用更少的水进行浇灌。 在他研究的过程中，他首先需要进行长年累月的学习和知识积累，然后持续进行反复试验，试验之后再学习和思考，然后继续进行试验。他的实验以年为单位，一年努力之后，往往发现自己是徒劳，甚至是减产亏损。 等到下一年，他继续进行试验，调整或者改进自己的方法。 由于整个过程时间漫长，在他获得成果之前，试验的跨度往往经历十几年、几十年。 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他既花掉更多的钱，而且收益可能比其它种粮的农民的收益还低，也就是他面对的破产风险更高。 在这个过程中，他必须节衣缩食，控制自己的其它欲望和消费，将自己的主要时间、精力和金钱都投入种粮和试验上。当其他农民都在休息、娱乐的时候，他想着如何能够改进灌溉方法。 而且，他还要投入相应的资金，购买设备，对灌溉农田进行改造。 所以，他更需要节衣缩食，生活得更加穷困。 和他一起生活的家人，不仅更穷苦，可能也会和他一起担惊受怕。 因为，他还冒着巨大的风险，在最后的成果实现之前，他所有投资都有可能「打水漂」。 在节水技术成功之前，他也和其他农民一样，都是依附土地生存，甚至比农民更依赖土地。 不过，当他的节水技术试验成功之后，就可以脱离某块土地，开始独立发展。 他可以到缺水地区的荒地进行耕种，获得额外的粮食收成，以农业的方式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也可以通过传授节水知识、销售节水设备，帮助缺水地区农民整体提高粮食产量，也就是发展工商业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 这时候，他就属于自由人，或者叫做「社会精英」。 从技术成果上，这位农民让自己与绝大多数农民区别开来。 在人类历史上，农民占了各个社会人口的绝大多数份额。 在如此众多的农民中，普遍都遵循辛勤劳作、「靠天吃饭」的模式。 大多数农民只是依靠土地而生存，按照祖辈耕作的方式，进行着同样的劳动。 他们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农民们并不积极解决问题、或者不知道该如何解决问题。很少有人积极学习和钻研，所以也基本不会对农业技术进行改良，而是「听天由命」。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的生产剩余极为有限，对于社会的价值也微乎其微。 所以，绝大多数农民生活条件差，即使丰收年景往往也只能维持温饱，灾害严重的时期经常饿肚子。 绝大多数农民只能依靠土地生存，获得基本的生存来源，可以说缺乏独立能力。 而且，很多地区都因为缺水而导致粮食减产，也就是耕作的努力白费，遭受较为严重的经济损失。 对于大多数缺水地区的农民，缺水问题是长期的问题，但是很少有人想着如何节水。 中国历史上，当遭遇旱灾的时候，人们经常会跪拜「祭天」，希望「老天爷」下雨。 而即使平时的时候，不同村庄的农民经常为了争夺水源而械斗，经常导致人口死亡。 而这些农民宁愿械斗，也不想着改进方法，用更少的水生产更多的粮食。 而绝大多数农民的特点在于，只考虑眼前的状况，从来没有想着通过改善工作方法，在节约用水的情况下，保持或者提高产量。 而这位农业专家通过改进工作方法，获得了不依附于某块土地的种植能力，成为「自由人」。 <---段分割线（kksk.org）--->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4-01-10 12:58 当这位专家取得成果后，社会机制开始起到决定作用。 在「自由社会（利益对等社会）」中，农业专家在发明节水灌溉技术之后，就会注册相应的专利成果（知识产权保护）。 随后，这位农业专家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农业「资本家」，一种是工业「资本家」。 首先，他可以继续种地，用很少的水生产大量的粮食，增加自己的收入，改善自己的生活。 如果他还仅仅选择种地，他还属于农民，不过是比别人生活更好的农民。 不过，因为他的农业技术大量节水，所以他的种粮成本比别人的低，可以低价出售粮食。 面对他的低价竞争，其他不节水的农民种粮成本高，只能面临亏损、入不敷出。 随着亏损的农民越来越多，贱卖土地的农民也越来越多。 而这个节水农民卖粮赚钱后，可以买下更多的土地，将节水技术用在更大面积的土地上，这时候农民就变成「地主」，或者叫做农业「资本家」。 随着他的技术应用规模越来越大，也就是「知识」应用的范围广，对粮价的操控能力越来越强，也就挤垮更多的农民，他也能够实现更大规模的兼并，成为「大地主」。 在他成为「大地主」过程中，大量小农们贱卖土地、流离失所，为他的扩张提供了更多的土地；同时，生产效率较低的传统封建地主也面临亏损破产，也可能将大面积土地卖给他，让他更快成为「大地主」。 而「残酷竞争」的结果是，这位农业专家快速致富、成为「大地主」『而大量小农破产，再替这个大地主做「雇工」。 不过，这位农业专家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销售自己的专利技术。 他根据专利技术，制成相应的节水灌溉设备，大量卖给农民。 农民为了增加粮食产量，必然会纷纷购买。 这时候，这位农业已经脱离农业的范畴，被成为「企业家」或者「工业资本家」，成为社会中的富裕的精英阶层。 因为，在利益对等社会中，这位农业专家的发明创造得到保护。 所以，这位农业专家才能够通过传播自己的创新知识和技术，得到相应的金钱和社会地位。 而这些资本家雇佣了聪明勤奋的工人，逐渐发展自己的事业，在更多人的帮助下赚更多的钱。 自由社会鼓励社会精英的产生与成长，并且支持社会精英的「集群效应」。 「精英集群」意思是，当不同领域的精英汇集起来，形成相互合作的价值链，就会创造比每个人「单打独斗」更大的价值，获得更高的收入。 而且，「精英集群」的形成，也意味着社会民众有高的收入、更多的工作机会。 例如，当农业专家拓展节水技术的时候，仅仅宣传节水理念往往不够，往往还需要销售节水灌溉设备，让人们容易地进行高效节水。 节水灌溉设备意味着农业专家的价值更高，也就是销售额和利润也越高。 但是，农业专家自己生产不了节水设备，就需要其它领域的精英组成团队，共同进行事业发展和推广。 其中，投资/管理方面的精英，要分析市场、测算潜在收益率，对整个节水技术进行评估，并且吸引相应的投资。 在筹措到资金之后，就需要进行设备研发，需要有不同领域的工程师进行组合，共同研发出灌溉设备，而且研发出来灌溉设备的生产设备。 随着灌溉设备的投产，销售人员开始在全世界缺水的地区进行推广，增加产品销售，也帮助当地农民提高农产品产量。 当每个环节都顺利运行后，灌溉设备实现可观的销售额。 其中，参与整个系统运作的主要人员都获得较高的收入，比每个人「单打独斗」的效果好得多，也就是精英集群。 而且，当这样的企业建立起来之后，能够雇佣更多的技术人员生产灌溉设备。 灌溉设备的技术含量越高，就越需要高技术的生产人员，生产人员的收入也就越高，提高社会的收入水平。 而且，在自由社会中，当人们看到农业专家通过发明节水技术而赚到钱，因此有更多的人为了发财致富，而积极进行发明创造。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通过能力的成长，变成自由人；少数人通过特殊的能力和成果，成为「社会精英」，并且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和物质财富。 通过这样的利益激励方式，越来越多的人更积极地努力成为「社会精英」，「社会精英」占整个社会的比例也越来越大。 大致上，「社会精英」阶层占社会人口的比例越高，「精英集群」的增值效应也越显著。 而且，当「社会精英」分布在不同行业、不同阶层和不同岗位上的时候，会领导其他人积极进行创造，支持社会保持着高效、顺畅的运转，并且推动社会持续发展前进。在「社会精英」的领导下，发达国家普遍表现为，劳动者生活水平高、教育发达、社会民众理性文明、社会各种基础设施完善、自然环境保持良好等等。 自由社会以「利益对等」为原则，支持专业化分工，并且形成清晰的社会分工协作的等级层次。 在自由社会中，人们的按照专业化分工，以利益对等为原则，形成对于社会的不同功能。 根据「利益层级」，也就是根据人们对社会的利益重要性，划分不同的的等级位置。 根据利益水平，「精英」和自由人也分为不同的层级，而且这种层级划分更加明确。 从利益角度，高层级的「精英」更加重要，因此高层级「精英」的社会地位更高，也就是拥有更大的社会权力。比如，在一个工业生产企业中，CEO和高级管理团队处在高层级，工程师处于中层级，而技术工人属于低层级。 从价值贡献的角度，工程师和技术工人都需要依赖「精英」CEO和高级管理团队，通过内部制定合理的企业政策，对外开拓市场，帮助企业获得成长和发展，让工程师和技术工人获得更高的收入。 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尝到甜头」后，会更努力地学习和工作，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支持企业的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并不在意CEO是否地位高、是否独裁、是否收入多，只在意企业能不能获得长远发展，个人能不能跟着收入提高、职业技能提升、长远有发展。 管理学界曾经进行过激烈争论，企业CEO的个人风格应该是更民主、还是更独裁。 后来经过大量案例分析，认为企业业绩与个人风格无关，民主风格和独裁风格的CEO都有成功和失败的案例。 而从「利益对等」的角度，这种争论本身意义不大。 对于价值贡献越大的人，人们越容忍其独裁。 例如，苹果的史蒂夫 乔布斯和微软的 比尔盖茨，性格都属于大家非常讨厌的神经质。 每次进行新产品发展的时候，乔布斯和盖茨都变得非常疯狂，要求相应的项目组长年累月进行疯狂的工作，而且还需要保证质量。 很多人因为承受不了这样的工作强度而退出，另外一部分人坚持下来。 如果只是做同事，因为他们自以为是、独断专行的状况，没人喜欢和他们共事。 但是，他们做CEO就成为优秀的领导，他们不仅带领大家走向成功，在各自的时代成为行业的领头羊；还因为他们「论功行赏」，让做出贡献的人获得相应的利益。 从社会的角度，他们创造出高额的利润，吸引更多的人才进入相应的产业，让产业内的人员平均收入更高，支持产业的技术发展，也让当地经济更强。 <---段分割线（kksk.org）--->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4-01-11 12:46 不过，「自由社会」也面临危险，自身随时存在向奴隶制社会转变的可能。 「自由社会」自身面临关键的困境，就是对于「等级社会」的颠覆，对自身也形成极大的威胁。 「自由社会」发源于犹太教-基督教，属于基督教社会的一种表现形式。 在世界历史上，只有犹太教-教社会支持个人天赋（gifts）的成长，并且将个人天赋转化为社会价值。 在欧洲天主教-封建等级制鼎盛时期，「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的米开朗基罗在教皇的再三要求下，主持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的设计工作。 米开朗基罗不要报酬，但是必须要全权设计，并且由教皇保罗三世亲自出书面保证。 米开朗基罗说：「我担任此使命只为上帝之爱和十二使徒之荣耀。」米开朗基罗要求保罗三世做保证，实际上将自己与保罗三世放在平等的位置上。如果在其他社会，米开朗基罗作为一个匠人，如果敢于对皇帝或者宗教领袖提出要求，早就被砍头、或者以更加酷刑处死了。 而米开朗基罗的行为，本身也代表了在基督教教义的支持下，社会对于个人天赋和能力的尊重。在世界范围内，这种尊重使欧洲工匠处于独特的地位，也激发了工匠的创造力。 或者说，在欧洲大规模建设教堂的过程中，工匠的地位获得极大提升，手工业技术得到极大发展。 拥有一定知识技术的工匠通过创新，成为后来欧洲工业革命的开端。 即使到了21世纪，具有宏大、精美教堂的原天主教势力鼎盛地区，其高端手工业/奢侈品业仍然在世界上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 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工匠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封建阶级秩序逐渐被打破。 而这样的社会环境，给后来倡导「自由、平等」等概念的欧洲「启蒙运动」创造了社会土壤。 从历史上可以看出，米开朗基罗与保罗三世的「平等」是基于个人的顶尖专业能力，形成的与社会阶层顶尖人物的平等。但是，「启蒙运动」则强调无原则的平等，也就是所谓的「人人平等」。 而这种「人人平等」演化到后来，变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理论，也就是没有阶级「压迫」、所有人都一样等目标。 当「自由人」和追求「人人平等」的社会相冲突，开始了现代奴隶制社会。 从整个社会的长期发展角度，「自由人」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支持整个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 但是，从眼前利益上，自由人是整个社会的「破坏性」力量。 根据熊彼得的描述，企业家的创新叫做破坏性创造（destructive innovation），而发明的结果往往是对社会秩序的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又可以称作「赢家通吃」。 在一个市场中，某项关键的创新，会影响、甚至颠覆整个市场。在发明者将发明创新或者自己的产品推广到市场上之后，获得巨大的销售收入和丰厚的利润。但是，这些销售和利润不是凭空来的，而是从其他人手里赚过来的。一个人的「社会贡献」越大，对于过去的「既得利益」的破坏性也越大。 例如，微软崛起之后，PC操作系统和office软件系统，基本被微软垄断，其它大量竞争者被淘汰；乔布斯领导的苹果推出智能手机后，基本只剩下苹果和三星在手机市场能够盈利。如果从更广泛的角度贯穿，当大多数竞争者亏损或者倒闭后，带来的是这些竞争者所在当地经济受到严重影响。 或者说，一个人的发明可以颠覆一个市场，甚至深刻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秩序。 在高科技领域，人们已经习惯了新技术的发展，也习惯了一次次创新对于整个行业的「洗牌」。 但是，绝大多数人难以承受这样的冲击，尤其是社会低收入阶层，受到的影响更大。 在欧洲工业革命的进程中，一次次的重大发明都形成对农业的冲击。 当人们都在为「工业革命」而喝彩的时候，往往忽略了封建主和广大小农的大量破产，陷入深刻的经济危机中。 由于封建主和广大小农的居住密度低，因此这样的危机往往不被重视。 效果更为「显著」的是，工业革命给工业和城市带来的冲击。 每一次的工业革命都大量增加某地的工厂，为某些城市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也吸引了大量人口的迁徙进入。 而随着工业革命进程的深入，新一次的技术革命都导致过去的工厂被淘汰，工作机会显著减少，城市在很大程度上被废弃。 于是，大量原来城市和工厂的工人又陷入生存危机中，形成原来人们的痛苦状况。 在国际竞争激化后，工业淘汰的规模更大、更广泛。 例如，二战后，日本经济开始迅速发展，其钢铁、机械制造和电子、汽车等行业迅猛发展，竞争力超过美国同行。 结果是，美国企业的生意被日本人抢走，美国东北部出现大规模的「钢铁生锈带」。 可以说，这样的大规模工业淘汰属于空前的规模，给整个美国经济套上沉重的「枷锁」。 奴隶制社会文化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 当人们主要关注「成功者」的时候，亏损或者破产的竞争者会怎么样？ 会甘心技术进步导致自己破产，然后自己过困苦的生活吗？ 显然不会。 他们希望有人能够「拯救」他们，清除掉这些创新的自由人。 而且，少数「自由人」往往是从平民阶层中「脱颖而出」，成为富有和发号施令的「资本家」阶层。 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等级制度环境中，大多数人觉得是「天经地义」。而这些平民能够发财致富，其他人就要眼红。 例如，为这些资本家服务的工人们，在心理上产生极大的不平衡。 工人们认为，这些资本家开始和自己的情况差不多，为什么自己生活这么差，而资本家的生活区很好。 而且，这些资本家在发展的过程中，必然想尽办法赚钱，也让其他人觉得这些人具有吝啬、冷酷、投机等等特点。 在这样的情况下，「自由人」群体和整个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形成尖锐的利益冲突。 而在「自由平等」的思想推动下，「人多力量大」的效果就表现出来，就形成所谓的「民主社会」。 而「民主」的实质是，绝大多数人跟随「拯救者」，共同消灭创新的自由人。 然后，人们想着共同瓜分自由人的财产，或者消灭自由人。 而这种思维汇集到马克思的理论中，就成为「共产主义」理论，也就是暴力消灭「剥削阶级」。 <---段分割线（kksk.org）--->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4-01-12 13:01 第二节 奴隶社会的文化模式 不论对于个人还是社会，文化教育都是「先导性指标」。 中国有一句话，叫做「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从时间的延续上，每个人今天的命运在100年前已经基本确定，而自己的行为则能在未来100年影响自己子孙的生活。 从根本上，自己的过去的根基在于父母教育，而未来则来自于自身的行为，以及个人言行对子女的教育。 从社会的角度，最少需要在时间上扩大10倍，以1000年为单位判断。 一个社会现在的状况最少是过去1000年的积累，进而影响未来1000年的方向。 每个人只是其中很小的一分子，受到社会的约束和影响。 其中，每个人受到的影响并不主要来自于社会中的明文法律，而是周围的人对自己的约束和影响。 这种约束和影响看似无形，但是实实在在影响每个人的生活。 而这种社会的影响，又可以叫做文化影响。 在文化约束和影响下，绝大多数人都在遵照社会要求的方式，安排自己的生活。 不同的社会文化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而且影响深远。 文化决定人们的努力结果。 中国有两句类似的话：「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当一个人思考生存和发展的时候，只有尽可能长远地思考，才不至于陷入眼前的困境，并且获得个人的长远发展，或者叫「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 长远思考主要包括两个维度：一个维度是文化的个人与社会，一个维度是时间的过去与未来。 在考察过去的时候，人们可以大致了解过去2000年的社会历史，以及过去100-200年的父辈历史。 在思考未来的时候，一个人最多可以看到未来的100年，并且进行相应的筹划和行动，也就是自己第4代子孙的未来。 而超过100年的社会与个人子孙的发展，个人已经毫无能力，只可能掌控在上帝的手中。 在4000多年前，上帝对亚伯拉罕说，让亚伯拉罕的子孙众多，如同天上的星、海里的沙。 而这样的话，只有上帝能够说出来，并且得到实现。 所以，短期的未来依赖自己的力量，而长期的未来需要依赖上帝。 反过来，当人们只看眼前的时候，只可能自然地走向奴役之路。 而人们的思维和行为往往受社会「主流文化」的影响，按照「主流文化」的意图而行为。 很多人即使不满意自己的贫困现状，希望通过自己的积极行动，改变自己的命运。 但是，不论这些人如何挣扎，不仅没有变富，反而更加贫困。 这种情况像一辆汽车陷到泥坑里。 如果只是拼命发动汽车、转动车轮，希望通过车轮转动而将汽车带出泥潭，结果往往是车轮打滑越来越严重，而且在泥坑中越陷越深。 因为，人们在努力的时候，往往不会意识到，自己在文化的错误引导下，朝着错误的方向努力。 而当社会中大多数人都朝着错误方向努力的时候，也就自然形成奴隶社会。 大致上，文化的冲突可以归结为奴隶社会和利益对等社会的冲突。 文化就像人呼吸的空气、鱼吞吐的水。 人们在一个环境长久生长、没有去过其它环境，就无法知道这个环境和其它环境的差异。在《后汉书》中说：「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 这个意思是，和好人在一起，就像进入放置兰花、香气四溢的居室，长时间就闻不到香味；而和坏人在一起，就像进入卖水产品的店铺，长时间也不觉得味道臭。 这种比喻反映了环境文化对于人的潜移默化的结果，让人们觉得周围的环境很「正常」。 如果延伸一步，从小生活在很好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的人们，往往认为这样的环境很正常，想象不出恶劣环境是什么样子；反过来，一个人如果从小生活在恶劣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从来没有脱离过，也同样觉得世界自然就是这样。 而且，不同环境下的人们，形成截然不同的思维和行为习惯。 中国有一句话说，「穷山恶水出刁民」；而西方则也说，贫困与暴力相伴随。 与之相对比，美国到1950、60年代，大多数地区的人家都不用锁门，更不要说安装防盗系统；即使在过去半个世纪，美国的治安状况显著恶化，但是不少与大城市相聚较远的小镇，人们同样保持不锁门的习惯。 如果从环境的角度，当人们生活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资源匮乏，所以人们必须进行争抢。 如果一个人不争抢，在社会中就难以生存下去。 而且，对于很多有家庭的人，即使不为了自己，也要为了自己的孩子争抢。 在整个社会中，坑蒙拐骗 、投机钻营的人，才能够获得一定的生存空间。 但是，不论人们实施什么手段，暴力是具有统治力的力量，所有人们最后都臣服于暴力。 暴力主导社会的时间越长，整个社会也越贫困，自然环境遭到的破坏程度也越严重。 当生存环境也越恶劣，人们也越想着投机钻营，也越臣服于暴力、崇拜暴力。 而这种暴力与社会的增强循环，就是奴隶社会的主要表现。 社会文化差异往往从「小事」上表现出来。 在世界历史上，最能够体现出文化交锋的「小事」，就是英国使团访问中国清朝。 1792年10月，英王乔治三世派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 1st Earl Macartney）的使团，出发访问清朝。 英王以西半球海洋王者的身份，希望与东半球陆地王者的清朝皇帝，建立平等的双边贸易关系。 英国希望跟清朝建立关系，是因为实实在在的利益问题。 当时，清朝向西方出口大量丝绸、瓷器、茶叶等风靡欧洲王室贵族的高档产品，但是却很少进口产品，造成欧洲的大量贸易逆差。 英国的工业革命已经开始，英国毛棉织物质优价平，加上英国过去积累的机械技术等优势-包括钢铁和枪炮技术，希望通过贸易把这些产品销售到中国，以平衡两国的贸易往来。 所以，两国关系与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一样，根本在于利益。 如果英国不是在利益上有所图，也不会想起主动向中国示好。 当然，英国国王也希望通过炫耀自己的巨舰大炮，加上各种欧洲最先进的技术产品，给清朝皇帝和大臣留下深刻印象，有利于清朝购买英国的产品。 当时的清朝乾隆皇帝同意以居高临下的角度，接见来自英国的「贡使」。 当时，满清朝廷与马戛尔尼就两国关系问题，相互勾心斗角。 最后，满清朝廷要求欧洲国家使节对满清皇帝进行「三拜九叩（下跪三次，每次磕头三次）」的双膝跪拜、全身匍匐的磕头之礼，而马戛尔尼坚持按照对本国国王的单腿下跪、微曲上身的低头之礼。 马戛尔尼单膝下跪的礼节让乾隆大怒，后来几乎将马戛尔尼赶出中国。 不过，乾隆在整个马戛尔尼到访和离开的过程中，一直以比较高超的手腕在背后进行操控，既让英国使团感觉到全方位的压力，又在表面上显得非常和善。 后来，马戛尔尼的随员说：「我们的整个故事只有三句话：我们进入北京时像乞丐；在那里居留时像囚犯；离开时则像小偷。」 佩雷菲特查阅了英国和中国两方面的大量原始史料，撰写的《停滞的帝国》，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整个事情的经过，展示了整个中英文化冲突的双方思想过程。 从《停滞的帝国》对两方互动的描述可以看出，因为社会体制的根本差异，两国的人员形成根本的思考和行为不同。 但是，由于两者的差异过大，而且由于信息文化的封闭，因此相互之间难以理解，造成很多概念上的误解。 不过，关于马戛尔尼向乾隆皇帝磕头的问题，却是不同文化背景下，面对的完全相同的问题。 <---段分割线（kksk.org）--->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4-01-12 13:02 「膝盖」才是真正反映「普世价值」的一个关键指标。 在20世纪，「自由民主平等人权」这些概念被称为「普世价值」，受到欧美等国的推崇，并且在世界进行推广。 但实际上，这些概念并不是「普世价值」，而只是借口和工具。 从国内的角度，欧美国家的世俗政权利用这些概念，攻击本国教会、消除教会在社会中的影响力。比如，美国一直强调推广「普世价值」，显得自己是「正义」的化身。 但是，在二战后期，美国要求最大的共产主义国家苏联进入中国东北和北朝鲜，随后大力支持中国共产党，将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中华民国推翻，将中国置于共产主义的控制之下。如果说美国推广的是「普世价值」，那为什么美国支持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占领中国？如果美国推广的不是「普世价值」，那什么是普世价值？ 对这个问题，推广「普世价值」的美国政府无法回答。 因为，这个涉及到美国将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国置入共产主义的统治，也是对于世界历史发展所犯的最严重的罪行之一。 掌控世界最大权力的美国怎么会承认自己的罪恶行为？ 而这种强权掌控话语权的现实，才是真正的「普世价值」。 而且，即使美国政府承认自己的错误，说自己在1949年之前误信了共产党的谎言。 但是，在中国出兵朝鲜战争、支持越南战争之后，美国竟然排除中华民国，而支持共产主义中国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而且，在中国支持波尔布特政权对本国人民大屠杀之后，美国也没有任何反应。 这时候，美国所奉行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在哪里？ 从这些行为可以看出，在国际事务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权都是崇拜强权、恃强凌弱、唯利是图；而且越是喊得漂亮口号的，实际行动上往往越无耻。 而「膝盖」是反映强权的真实指标，强权的差异决定了「膝盖」的差异。 清朝和马戛尔尼官员磕头的问题，并不是简单的礼仪问题，而是全面反映两国内部社会强权结构，以及两国之间强权对比的实际问题。 如果中国公使出访欧洲，欧洲国王不会要求中国公使磕头，甚至不会要求公使施以单腿跪拜礼；而清朝则反复要求，让英国公使按照中国「三拜九叩」的方式磕头。 这两者态度的差异背后，反映出两国全方位的思想观念差异。而思想差异的基础在于，两国社会对于世俗权力的认识具有根本的不同。 观念差异的背后是整个社会系统的差异。 马戛尔尼出使清朝失败之后，将出使的失败归于很多原因，包括翻译水平过低的问题。 但是，他没有真正意识到，他面对的并不是细枝末节的问题，而是一个根本无法逾越的障碍。 对于跪拜的态度，背后是人们对于权力的态度，而权力崇拜才是人类共通的真正「普世价值」。 英国作为传统的基督教国家，体现出基督教社会固有的传统：教会与世俗政权的关系。 对于一个骑士，一般面对君主施单膝跪地的礼节，而对上帝双膝跪地。 因为，上帝才是每个人的真正掌权者，绝对掌控每个人的生死。 而君主诸侯等世俗政权只是在世界上代表上帝的暴力掌控者，并不代表全部的权力。 而骑士应该完全忠于上帝，部分忠于君主。 而单腿跪地的礼节表示，骑士虽然对君主效忠，但是不完全属于君主。 当然，有些骑士在犯了重罪之后，请求君主的特殊宽恕，或者有时候感谢君主的特殊恩惠，也会在当时双膝跪地，表面自己属于君主。 这种平时单膝跪地、面对特殊的利益恩惠时的双膝跪地，反映出世界上人们普遍的反映，也就是「普世」行为。 这种「代表上帝」掌控暴力的态度，在英国「光荣革命」中表现的更加显著。 当时，英国的议会以新教为主，为了防止信奉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进行复辟，主要党派共同进行宫廷政变，驱逐詹姆斯二世。 之后，英国发表《权力法案》，确立议会为最高权力，建立「君主立宪」国家。 随后，英国开始进入「工业革命」时代，与英国的海上霸权相结合，进一步推动英国这个开放而生机勃勃的国家的发展。 与此同时，中国是一个连续历史最长、人数最多的奴隶制帝国。中国以满族为主的奴隶主阶层，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就要对广大奴隶实施相应的约束。 而每个下级都是上一级的奴隶，所以奴隶就要双膝跪地，而且匍匐磕头，表示自己完全属于上级。 也就是上级对下级拥有无限的权力，或者叫做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 而人们见到皇帝，更要「三拜九叩」，表示皇帝对自己和家人朋友拥有的无限权力。 而一个官员如果敢于「谋反」，也就是阴谋推翻皇帝，就要遭到「灭九族」的惩罚。 所以，磕头九次也意味着自己和家人都是皇帝的奴隶，完全忠于皇帝。 马戛尔尼长期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没有经历过完全的奴隶社会，因此没有思考过，两国的礼节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异，也想象不出为什么在中国，磕头竟然如此重要。 磕头反映出奴隶社会的关键文化。 在英国使者马戛尔尼到北京之前，还没有哪个西方国家的使团到北京见过清朝皇帝。 因此，几乎对清朝一无所知的西方人，不知道将在北京面对什么样的问题。 马戛尔尼也没想到，跪拜成为见皇帝时最主要的问题。 这是在具有骑士传统的西方，很难想象到的问题。 而马戛尔尼在跪拜的问题上，坚持「两者对等」的原则：如果要他对康熙皇帝进行三拜九叩，首先需要中国官员对着英王乔治的画像三拜九叩。 只有这样，马戛尔尼才认为，他能够保持国家尊严，不辜负自己作为英王全权大使的责任。 但是，当马戛尔尼提出这样的对等要求时，没有清朝官员敢于答应。 虽然马戛尔尼没意识到三拜九叩的真正含义，但是在奴隶社会中生活已久的人们早就烂熟于心。 他们很清楚，自己只属于清朝皇帝，而不属于英王。 清朝官员既不敢对英王三拜九叩，更不敢跟乾隆皇帝汇报此事。 因为谁敢汇报的话，皇帝会认为这样的人有「贰心」，皇帝直接会砍掉汇报人的头。 而马戛尔尼也没想到，在他和官员讨论对等礼仪的时候；官员则在磕头问题上对皇帝造假，说马戛尔尼正在练习磕头，见皇帝的时候就学会磕头了。 反过来，在当时的欧洲，国王可以随时迁徙，到其它国家继承亲戚的位置当国王，统治其它国家。 而人们也可以到其它国家，为教会或者为其它国家的国王效力。 所以，欧洲的某个骑士不仅对自己的国王单膝下跪，也在到其它国家时，对其它国家国王单膝下跪，表示自己对于比自己高级的位置的尊敬。 而不论在哪个国家，人们都在上帝的掌控中，所以在上帝面前双膝跪倒匍匐磕头。 而欧洲这种礼仪属于流动社会中，相对合理的礼仪。 而在中国的奴隶社会中，既然官员对皇帝三拜九叩，下降对上级官员匍匐磕头，就表面下级只把上级当奴隶主，而不承认外来的人当奴隶主。 在这样的结构中，整个社会必须自我封闭。 如果像欧洲那样开放流动，奴隶社会早已经瓦解。 当时，很多人因为饥荒或者战乱离开中国，到南洋等地讨生活。 对于这些人，整个社会采取敌视的态度，因为他们离开了奴隶社会。 另外，对奴隶社会危害最大的，是宣扬外国好、本国差的人，这些人也被看做「内奸、卖国贼」。 就连到中国的外国人，也只能歌颂中国皇帝，认为中国皇帝「最伟大」。 因为，这种内部宣传对于奴隶社会的瓦解，比出逃的人们力量更强。 所以，中国奴隶制度还要试图维护自我优越意识，将西方国家的使者看作低等的番邦使节，向高等的皇帝称臣。 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广大奴隶们也认为，中国是上国，皇帝是世界的主宰。 广大奴隶们看到皇帝在世界的崇高地位，也就安心做奴隶。 而英国使节头一次见到这种情况，面对的各种繁文缛节-尤其是磕头，以及这种「自我优越」意识，自然非常费解。 因为，这些现象并不是简单的「民族」文化，而是维持奴隶制大帝国的根本文化基础。 <---段分割线（kksk.org）--->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4-01-13 13:43 奴隶根本是一种思维，为眼前的利益而屈服。 在奴隶社会的礼节背后，是一整套系统的精明利益计算。 刚接触到这套礼节的时候，人们会觉得困惑。 但是如果分析背后的前因后果，就会发现利益才是礼节的基础和导向。 在当时，很多人认为，如果马戛尔尼按照中国的礼数给乾隆皇帝磕头，会获得更好的关系效果。 荷兰使团后来吸取了马戛尔尼的教训，到中国按照要求的礼仪给皇帝磕头，希望获得相应的贸易机会。当荷兰使团服从清朝官员的命令，对皇帝进行跪拜。 跪拜的原因，就是为了眼前的利益，而主动让自己低人一等。 既然「奴颜婢膝」，必然是在眼前利益上有所请求。如果不为了眼前利益，为什么会「奴颜婢膝」呢？ 没想到，荷兰使团在磕头之后，结果一无所获，而且遭到更大的羞辱，连重要官员都没见到。 在马戛尔尼离开的时候，乾隆皇帝还表面态度很好，并且暂时给广州的英国商人一些利益。 而荷兰使团连这样的待遇都没有，完全被冷落对待。 这时候，其中一些欧洲人才发现，关键问题并不是磕头。 为什么清朝皇帝不对这些使节下跪，而逼着这些使节向自己下跪？ 因为清朝皇帝认为，就是要求使节下跪，自己也没有利益损失。 英国人以巨舰大炮的姿态在广州、浙江和直隶游荡，乾隆不是不知道这些巨舰大炮的威力，而只是小心掩饰自己的恐惧。 另外，乾隆皇帝看到马戛尔尼的通商请求，觉得根本不可能答应。 估计是综合这两点考虑，马戛尔尼即使没有磕头，乾隆皇帝也对其有一定的礼遇，并且给英国商人一定的优待。 而荷兰商人没有巨舰大炮做后盾，自取其辱也很正常。 虽然荷兰是所谓的自由国家，但是自由国家的人顺从了奴隶社会的模式，就是自己将自己当作奴隶。主动做奴隶的人，自然也被看作奴隶。 奴隶应该得到权利吗？ 众所周知，奴隶不配得到权利。 所以，荷兰使团得到的是他们应该得到的。 到后来，中英鸦片战争、英法侵略北京和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清朝皇帝再也没要求使节下跪。 这时候，清朝皇帝还想耍花招，避免见到使节、或者在接见属国使臣的地方接见欧洲国家使节；但是，这些花招一次次被使节识破，然后迫使清王朝让步。 在这种情况下，皇帝很清楚，如果再想耍弄使节，这些使节背后的国家就会出兵，直接消灭清王朝。 所以，实际上开始整个进程的，是依仗巨舰大炮，强调不磕头的英国人。 「尊严」意味着什么？ 自己不为了眼前利益对他人屈服，而是要与对方保持人格上的对等关系。 在当时的欧洲，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席卷欧洲大陆、英国和北美。 启蒙运动的倡导者们普遍对中国推崇备至，认为中国作为不实施基督教的世俗国家，是人类社会的典范。 而拿破仑是在「法国大革命」后，以《拿破仑法典》在社会制度上推动「启蒙运动」的重要政治人物。 在滑铁卢失败被囚禁后，曾经接见过第二次出访清朝的公使团。 这些公使团成员充满崇敬地问拿破仑什么意见，拿破仑英国公使不磕头的行为，采取了讽刺的态度。 他认为，英国公使到中国却不「入乡随俗」，反映出英国人过于傲慢的特点。当然，拿破仑在武力征服欧洲各国的时候，也没有想着「入乡随俗」。 实际上，英王授予马戛尔尼全权，处理出使期间的各种问题。 在最初，英国人主要想着平等贸易、互利互惠，根本想不到磕头竟然成了当时的主要问题。 在跪拜问题上，主要是马戛尔尼的决策。 而马戛尔尼在巨舰大炮的支持下，出于「荣誉」和「尊严」的角度，拒绝了清朝要求的磕头，同时一直试图要求两国之间平等自由开放的贸易。 而从利益的角度，「尊严」本身指的是更长远的利益。 一个人决定维护自己的尊严，就意味着放弃掉眼前容易得到的利益，而在未来考虑采取其它方式进行解决。 从中英关系上，马戛尔尼对于维护英国「荣誉」和英王「尊严」的问题上，态度表达更加明显。 在马戛尔尼出使中国期间，英国国内的一些看法是，如果马戛尔尼按照清朝的要求磕头，有可能得到预期的效果。 不过，荷兰使团自取其辱之后，英国人开始庆幸自己的决策正确。 英国人开始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同时嘲笑荷兰人的奴颜婢膝的行为。 当一个充满荣誉和自尊感的人受到侮辱，人们就要分析到底是这个人的问题，还是对方的问题。 而一个自愿当奴隶的人受到侮辱之后，人们只会认为这个奴隶为了眼前的利益而放弃自尊，应得相应的侮辱。当一个人为了维护「自尊」而斗争的时候，就已经忽略了眼前的利益。 就像马戛尔尼这样，所有精力都在强调不磕头，随时都知道可能会得罪清朝皇帝，自由贸易的问题就只能放在次要地位。 不过，因为保持了「自尊」，也就让自己在以后留出了更大的行动余地。 如果荷兰发动对清朝的战争，就会被认为是先被羞辱之后的报复，受到人们的冷淡对待；而英国发动战争，就会让人认为是出于维护平等与「自尊」而进行的战争，受到人们的支持和拥护。 而这个理由在后来英国出兵的时候，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段分割线（kksk.org）--->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4-01-13 13:45 中国民众的状况，让马戛尔尼使团大为惊讶。 中国民众的状况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清朝官府对于民众的态度，另一个是民众对于官府的态度。 对于当时的欧洲，中国还在神秘的面纱中，「启蒙运动」的领导者们又在大力鼓吹中国的优秀。 因此，马戛尔尼使团希望多了解中国社会状况，尤其是民众特点。 在物质环境方面，马戛尔尼看到低矮破败的民房，民房用土做墙、用茅草做顶。 社会中下层没有漂亮姑娘，大都像男人一样粗糙。 在冬天的时候，人们只有很小的炭盆取暖，甚至没有取暖，人们只能穿很厚的衣服。 在马戛尔尼使团看来，在这种物质条件下，冬天对于民众是致命的残酷。 当然，对于民众来说，官府的行为同样残酷。 在马戛尔尼使团的船在沿运河前行的过程中，官府到当地抓纤夫用人力拉动大船前进。 当地民众为了躲避被抓，因此白天纷纷逃离自己的家。 官府的人就晚上出动，趁民众熟睡的时候抓人。看到官府的人手里拿着鞭子，驱赶着俯首帖耳的民众，马戛尔尼使团的人们想起来黑人奴隶的场景。 官府基本禁止使团与民众进行接触，对使团采取严密的隔离措施。 但是，民众则对于使团极为好奇，于是大规模聚集在使团经过的路上，观看使团经过。 在这样的情况下，官府只需要少数人在前面拿着鞭子开路，民众就会很顺从地让出道路。 因为，民众如果稍有抵抗，就会遭遇严厉的惩罚。 当官府需要时，还会驱使民众以不雅的方式，阻挡使团前进的道路。 在中国，有很多秘密的民间宗教和社团，当这些宗教和社团规模较大时，官府就会派军队进行镇压。 在镇压之后，官府会将其中一部分人斩首示众，而其他民众则为之欢呼叫好。 虽然马戛尔尼使团被隔离监视，但是仍然对看到的民众实际状态非常震惊。 这种实际状况的认识，完全推翻了马戛尔尼使团过去对于中国的任何幻想。 马戛尔尼希望向中国销售先进技术的想法，也因为这种情况而烟消云散。 因为「自尊」而放弃眼前利益，意味必须以其它方式解决。 第二次，英国阿美士德使团继续访问清朝，尝试与中国建立相互开放的贸易。 在这次访问期间，是否磕头的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 有趣的是，英国内阁认为，磕头不磕头无所有，主要看能不能得到利益；反而是以营利为目的的东印度公司领导认为，应当坚持英国的荣誉，到了广州再决定是否进行磕头。 其中，作为孩子跟随马戛尔尼出使清朝的托马斯 斯当东，已经成长起来。 他再次跟团出使，并且坚决反对磕头，而是要求英国采取强硬路线。 这时候，清朝已经是嘉庆皇帝，已经失去和英国使节以温和方式诱导的耐心。 当阿美士德到了北京，清朝官员对阿美士德态度冰冷而且强硬，要求阿美士德必须进行「三拜九叩」的磕头。 而且，阿美士德刚刚到达北京的晚上，嘉庆皇帝突然要进行接见。 清朝官员还一拥而上，试图将阿美士德带走，同时要求阿美士德磕头。 阿美士德激烈反抗，坚决不磕头，也不希望立即建嘉庆皇帝。 嘉庆皇帝一怒之下，将他们赶出北京。 当然，为了缓和与英国的关系，广州方面再次相对善待商人，也让阿美士德的出使取得一些成绩。 不过，中欧贸易逆差不解决的话，欧洲将因为金银的流失，很快陷入穷困。 不久之后，英国商人开始找到新的办法，就是通过走私鸦片赚钱。 鸦片在很短时间内，成为英国从中国赚钱的主要手段。 于是，内部开始讨论，形成两种观点：一是完全开放鸦片贸易，而且国内种植鸦片，让英国人无利可图；二是严惩贩卖鸦片的外国商人，并且实施禁烟行动。 当时，英国驻华商务总监义律反对鸦片贸易，而且多次希望与中国建立友好贸易关系，同时减少鸦片贸易。 但是，当时清朝地方官员对于义律的呼吁毫不理睬，可以理解为，各级官员都在鸦片贸易中大获其利。 而满清朝廷派林则徐到广东，采取第二个办法，搜缴鸦片、对贩卖鸦片的商人进行惩处。 当时，不论义律还是英国，对林则徐的行为都没有异议。 但是，林则徐和义律在打架斗殴误伤中国人事件上发生冲突，并且断掉对于英国人的淡水。 在这样的情况下，义律开始反击，并且要求英国派兵出战。 在英国国内，两党也因此吵得不可开交，而托马斯 斯当东作为中国问题专家的发言。 托马斯 斯当东的发言让人重新记起英国使团访问清朝的遭遇，并且强调清朝的实际状况，决定性影响了充满骄傲和自尊的英国人。 最后国会投票，以5票之差而出兵中国，开始中英战争。 1840年开始的战争也被中国共产党的教科书称为「鸦片战争」，虽然实际原因并不是因为鸦片。 <---段分割线（kksk.org）--->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4-01-13 13:53 @天天翊翊 2655楼 2014-01-12 15:50:44 楼主很有才，朋友们分析你可能是一个基督教的牧师。说你是来召唤更多的人加入基督教的。不知他们说得可对？ ----------------------------- 我不是牧师。 我关于经济的帖子，也没有召唤人。 我只是在论述，过去中国人一次次在自寻死路，未来的一次也毫不例外。 而这次，是整个世界共同走向自我崩溃，只不过强弱不同。 人们要决定的是，与现在的邪恶共同走向自我灭亡，还是重新自我端正，做好准备，在未来活下来。 而为什么会这样？ 人应该怎么准备？ 只需要读读圣经，看看上帝到底对人说了什么，以及人如何作恶的，就知道原因。 上帝的大手可能会姗姗来迟，但是绝不落空。 <---段分割线（kksk.org）--->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4-01-14 13:19 当人们的思维模式固定后，很难改变过来。在中英战争中，清廷毫无悬念地惨败，双方签订《南京条约》，清廷除了赔偿一些白银、把香港岛「赏赐」给英国、开放几个口岸之外，并没有很大的损失。 而且，因为清廷官员耍小聪明方法，英国人一直难以按照条约进入广州城。 在这个时候，如果清廷能够学习国际法，也不会损失自己很多利益，还能够保持奴隶制度。但是，奴隶社会的根本问题在于，无法学习和利用外部知识和力量。 清朝作为典型的奴隶制系统，皇帝并不关心国际法。 而各级官僚则必须服从皇帝，自然也不会学习国际法律。 不过，一些官员因为小聪明，恰巧利用了国际法，让英国等国无法提出进一步要求。 不过，因为中国搜查英国亚罗号事件和法国马神甫被杀事件，英法联合要求清廷道歉和（小）赔偿。 因为这些事件，英法美等国再次和清朝签订《天津条约》，主要是多增加了一些开放的港口。 问题在于，这些国家的公使要求到北京换约，也就是要见清朝咸丰皇帝。 这时候，咸丰皇帝只能拼命阻挠公使进京，因为他再也不敢要求公使们「三拜九叩」。如果没有「三拜九叩」的仪式，而公使只是对咸丰皇帝鞠躬的话，咸丰皇帝也将丧失威严。 因此，咸丰又开始耍小计谋，不让公使见到自己。 而英法公使非得进京，并且清除天津的淤道，便于船只航行。 没想到，清廷派僧格林沁对英法军队进行伏击，等于是不宣而战，导致英法军队遭到严重损失，撤走搬救兵。 清廷上下一片欢腾，并且给英法发诏书，单方撕毁《天津条约》，并且要求英法「自悔求和」。 但是，英法立即组织新的军队，直扑天津，迅速攻陷大沽口炮台。 咸丰再次求和，经双方谈判后，咸丰同意增加一些赔偿，英法要求再次派公使到北京与咸丰签约。 咸丰又碰到与公使见面的难题，于是派僧格林沁绑架公使团39人，以公使团为人质要挟，要求与英法再次谈判。 在国际法中，绑架公使属于国家全面宣战的行为，因此英法联军直接攻向北京，直扑圆明园抓捕咸丰。 咸丰不在圆明园，而英法军队看到圆明园巨大的宝藏，洗劫一番后离开。 当然，大多数财宝都没有拿走，于是圆明园附近的清朝子民跟着进行抢劫，并且放火烧了一部分圆明园。 面对惨败的局面，清廷只好同意释放公使团，并且同意公使与清朝皇帝见面。 但是，释放公使团之后，英法联军发现公使团只有19人。 这19人已经被残酷折磨，而另外的20人都已经被残杀。英法要继续教训清朝，其中英国意图烧圆明园，而法国意图烧皇宫，后来按照英国的意图对圆明园纵火。 可以说，整个过程都是清廷对国际法不当回事，而且反复挑衅强大的英法联军，被英法打的落花流水。 而这个发生在1856-1860年的反复战争和议和的过程，被中国大陆的教科书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与鸦片实际更无半点关系。 每个人都有强烈的思维惯性，这种惯性从多种行为表现出来。 当一个人习惯了一种思维之后，基本不可能转变思维，不论成功或者失败，都会一直重复这样的思维。 对于一个社会，这种思维惯性更加显著，表现出更强的反复特点。 当人们回顾历史，认真对历史进行考察时，往往会发现这种特点。 似乎很简单的问题，一般常人都难以犯的错误，一个社会就能够反复去犯这些错误。 比如，在清廷与西方国家交往过程中，一次次耍小聪明，一次次破坏各方的约定，一次次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偷袭别人，而且还自以为占了便宜。 等别人过来痛殴清廷的时候，再割地赔钱求饶。 这种「小聪明」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在「两次鸦片战争」中，进行了一次次的重复，被英法等国打得求饶。 但是，过一段时间后，还会重新再犯。 1900年的「义和拳」，就是这种再次「耍小聪明」，再次被痛揍的故事。 当时，掌控清廷的慈禧太后不满洋人对于清廷内改革力量的支持，但是又不敢直接得罪洋人，因此重新「耍小聪明」。 慈禧太后支持民间的「义和拳」发展，大规模地屠杀西方传教士和中国教民。 更重要的是，「义和拳」民和清军竟然围攻北京的外国使馆，对各国使馆的公使造成严重的安全威胁。 本来，欧美国家反复要求清廷惩处杀害传教士的凶手，但是因为传教士属于私人行为，因此不便直接插手。 但是，当「义和拳」和清军围攻大使馆，意味着对西方各国宣战。 这些国家为解救公使，组织当时的一些散兵游勇，形成「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八国联军人数有争议，有的数字显示3-5万，有的显示1万多）。 这个七拼八凑的军队开始武器不足，后来缴获了全新的现代武器，将数十万清军和「义和拳」打得落花流水，并且全面控制北京，清廷再次投降求饶。 八国联军等于是压垮清朝的最后一根稻草，从此之后清廷基本失去对中国的控制，开始土崩瓦解。 在中国共产党的教科书中，将「两次鸦片战争」和「义和拳」等事件看作是外国无故侵略，国家「落后就要挨打」的事件。 但是，教科书并没有告诉人们，清廷为什么会反复挨打。 如果清朝不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违反国际法，对强大的英法进行武力挑衅，也不可能反复遭英法等国痛揍。 在教科书给中国孩子灌输这些内容的时候，只聚焦在这些事件上，而不是讨论环境背景和前因后果。 <---段分割线（kksk.org）--->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4-01-14 13:21 不同社会的「主流文化」塑造不同社会的民众。 关于马戛尔尼的「磕头」问题，反映出不同社会民众的思维。 在欧洲的（广义）基督教环境中，民众理所当然认为，不需要向君主磕头；而在清朝，民众理所当然地认为，需要向上级官员磕头，而且对皇帝磕头时更加隆重。 这就是不同民众处于不同的社会环境下，形成的不同「理所当然」的认识。在整个社会中，磕头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而这种不同表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因为人们的认识不同，所以社会的「主流文化」也不同。 但「主流文化」形成后，会民众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塑造着民众的思想和行为。尤其是「主流文化」变成环境因素，人们更不知不觉地接受「主流文化」，形成显著的思维惯性。 即使人们离开当地「主流文化」去其它地方，也会很大程度上保持过去的思维方式。 比如，当马戛尔尼快到中国的时候，就发现中国人和西方人的区别。 当时，中国人和荷兰人同住一个岛上，两者的住房形成显著的区别。 中国人的住房以木板房为主，矮小拥挤简陋；而荷兰人的房子则很正规，相对来说高大宽敞。虽然荷兰人和中国人都已经离开故土，到达新的地方生活，但是人们仍然按照过去的思维定式安排自己的行为。进入中国，他发现皇家宫殿规模庞大、金碧辉煌，而民众的房屋则极为拥挤、简陋。 这时候，他看到了中国人建立矮小拥挤简陋的木板房的原因。 虽然中国人已经离开了中国，但是仍然保持着过去的居住思维习惯。 同样，荷兰人习惯了制造很好的房屋，到了亚洲同样建造很好的房屋。 从社会文化角度，中国民众居住条件简陋拥挤，是奴隶社会的一种表现形式。 因为，奴隶的功能就是给奴隶主工作，奴隶主只允许奴隶拥有最简陋的生存条件，而不能让奴隶富裕起来。 从利益的角度，如果奴隶拥有很多财富，意味着奴隶主就要变穷；如果奴隶的居住条件很好，奴隶主的身份优势就无法表现出来。 所以，对身处奴隶地位的中国人的群体，奴隶社会不仅仅代表着社会中的磕头等礼仪，更体现在奴隶们的生活条件上。 当奴隶们离开中国，脱离了奴隶社会，不用再磕头。 但是，奴隶的生活模式对人们的思维仍然形成决定性的影响，让人们保持着奴隶社会的各种生活习惯。 自由社会与奴隶社会的差异，关键在于信息的搜集和处理。 维持奴隶社会的关键，就在于民众信息封闭。 信息封闭包括两方面：一方面通过完全的信息管制，让民众只能接触到奴隶主阶级要民众接触的信息，而接触不到其他信息；另一方面通过文化影响，让奴隶们「自觉」形成自我信息管制，不再接受与奴隶主给自己灌输信息相反的内容。 久而久之，奴隶社会的奴隶民众就会形成不关心外部信息，只看到眼前的利益，也就是金钱和现实权力。 民众进入自由社会后，失去了现实权力的管制，人们形成只想着赚钱，然后在生活中只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生活的习惯，而不关心外部环境。 比如，当马戛尔尼使团进入中国的时候，除了要求自由贸易，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去了解中国。 因为，中国一直对西方关着大门，西方只能通过各种传言和猜测，按照自己的想象来描述中国。 因此，马戛尔尼使团对中国进行实际考察-了解中国真实信息，也成为一项重大使命。虽然他们一直被监视和限制行动，但是马戛尔尼使团仍然从很多细节上，看到了一些中国的真实情况。 而马戛尔尼使团回国后，不同人根据自己的论述，开始让欧洲人对中国开始产生了解。 「启蒙运动」给中国套上的各种光环，在无声无息之中完全消失。 一般情况下，传教士是西方人群中最具冒险精神的「先锋」群体。 他们到一个外部地区传教之前，都要做数年的准备，比如学习当地的语言、风俗、生活习惯、耕作农产品品种等等。 这些都属于信息准备，因此也能够快速融入当地社会，并且能够切实帮助当地人，也顺利实现传教的目的。 同时，欧洲也属于信息开放社会，人们如果想了解欧洲，只需要到欧洲进行学习和游历。 各种社会信息都摆在明面上，只要有能力学习，自然就能够了解欧洲。这就是在自由社会中，人们都在积极关注外部的环境，尽可能搜集信息，以便更了解整个环境状况。 如果中国人想了解欧洲，派一些人员到欧洲学习即可，就像日本人在「脱亚入欧」时候采取的措施。 但是，在奴隶制文化模式下，人们都的关注点都主要在皇帝和官僚身上，对外部环境有兴趣的人很少。即使知道的人，也不敢向皇帝汇报。 因此，在多次与欧洲国家交战的过程中，清廷一直不知道有国际法可以遵循，也一直希望通过「耍小聪明」、「占小便宜」混日子。 基于不同文化对个人思维的影响，不同的人对相同的问题重点不一样，因此形成不同的看法。 在自由思想熏陶下的人们，就像常在香味扑鼻的「芝兰之室」居住的人，就会更多地关注环境。 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了重视外部环境，尽可能多地了解外部环境的信息。 因此，人们对于不同的环境，就会认真进行研究。 而当人们关注环境的时候，往往会对个人的考虑少很多，也自然会相对忽略眼前的利益。 这就像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时候，更多想的是英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同时注重英国「荣誉」。 当其他人都在对乾隆皇帝「三拜九叩」的时候，他们则仍然单膝跪地，在整个人群中自然表现得非常「突兀」。 反过来，久居「鲍鱼之肆」的人，则更关注赚钱，为了赚钱而忍受臭味，时间长了就不觉得。 比如，与马戛尔尼打交道的清朝官员，主要想的是能够对皇帝交差，别因为皇帝怪罪而丢了自己的官职。 而且，这些官员最注重的，也是让马戛尔尼向中国皇帝磕头。 他们对于中国与英国之间的关系毫无概念，也毫不关心。 毕竟在他们的想法中，世界是「天圆地方」的形状，中国在这块「地方」的中央位置。 而其它国家则是小小的「外藩」，散落在周边的小岛上、或者叫做「偏远地区」。 让他们去认识世界，说整个世界是圆球的形状，他们只会觉得这个想法很「怪异」。 即使外国人早已经给他们送过地球仪，告诉过他们相关的地理知识。 但是，他们基于「上国」的思维，考虑到自己在「上国」里面的个人利益，也没有兴趣去了解「地球」这个概念是真是假。 对于清朝官员来说，知道世界实际上是圆形、知道其它国家什么状况，对自己的利益也没有好处，何必去知道呢？ 而且，如果真的知道了，而且与其他人说，违背了「中国」这个大家的共识，到时候可能不仅仅会丢掉官职，甚至可能掉脑袋。 当然，清朝的广大奴隶民众天天考虑着多收点粮食、吃好一点，更没有兴趣关心世界是什么样子。 所以，不论整个环境的状况如何，人们都不关心，而是关心自己眼前的一点小利益。 <---段分割线（kksk.org）--->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4-01-14 13:47 @天天翊翊 2655楼 2014-01-12 15:50:44 楼主很有才，朋友们分析你可能是一个基督教的牧师。说你是来召唤更多的人加入基督教的。不知他们说得可对？ ----------------------------- @生于0715 2668楼 2014-01-13 13:53:37 我不是牧师。 我关于经济的帖子，也没有召唤人。 我只是在论述，过去中国人一次次在自寻死路，未来的一次也毫不例外。 而这次，是整个世界共同走向自我崩溃，只不过强弱不同。 人们要决定的是，与现在的邪恶共同走向自我灭亡，还是重新自我端正，做好准备，在未来活下来。 而为什么会这样？ 人应该怎么准备？ 只需要读读圣经，看看上帝到底对人说了什么，以及人如何作恶的，就知道原因。 上帝的大手可能会姗姗来迟，但是绝不落空。 ----------------------------- @纳税人没钱 2674楼 2014-01-13 16:40:24 其实这里要帮楼主澄清一下，有信仰的人往往是背黑锅的。有宗教的人倒是在后面各种卖萌。 为什么这些人会认为楼主在传教，其实上面楼主有一楼就已经说清楚了，"第二节 奴隶社会的文化模式". 我直接给结论，愚民奴化教育获得前所未有空前的巨大成功。因为这些人他们的意识中只知道"自由社会""公平""尊严"等，这些概念是西方文化的。 这些人完全忘记了，或者选择性的忘记了。当年崖山一役，所受到的毁灭性打击。和大明王朝被…… ----------------------------- 主要还是思维问题，或者说思维习惯问题。 绝大多数人属于条件反射式思维，就是看到或者听到某些字词句，立即条件反射出，自己从小被灌输的观念。 因为人们只会条件反射，因此对于概念具有特殊的崇拜。 比如说东方西方/中国美国/民主自由等等。 只要一说的到这些概念，人们普遍丧失了最基本的思考能力，智力立即退回到少年儿童状态。 然后直接认为这个好，那个坏，在于没有能力多思考哪怕一点点。 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真正进行逻辑思考的人，比例相对较少。 而在中国，这个比例相对更地，甚至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尤其在1990年代之后，逻辑思考甚至被认为是怪胎，如果有两个人进行抽象的讨论，亲人朋友可能觉得这两个人在浪费时间，让这两个人不要再说了，说的再多也没用，还不如多赚点钱。 这也是我正在贴的内容。 因为逻辑思维的问题，奴隶思维的人永远不理解，自己学习了很多，很努力，很想赚钱，但是不论多么努力，都赚不到钱。 奴隶也无法理解，为什么像巴菲特这样的人，天天坐在家里，就能够成为股神。 因为逻辑思维的问题，奴隶只可能受人驱使，跟着人瞎站队，然后做炮灰。 而天天讨论抽象概念，进而将事实与抽象概念相结合的人，可以随意将奴隶玩弄于股掌之间，让奴隶们给自己赚钱。 而中国十五亿人中，具有逻辑思维的人太少，绝大多数都缺乏基本的逻辑思考能力，结果是，傻子太多，骗子不够用了。 <---段分割线（kksk.org）--->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4-01-14 13:59 @老马扁子 2013-11-07 14:37 放心吧，中国崩不了，因为中国是特色社会，是有遗产的计划体制强力控制与供给的，欧美就是在羡慕或恨中国这个东西。计划体制，就象不倒翁里面那一坨重东西，起始终平衡重心的作用。 而且中国崩… ----------------------------- @叶孤尘1355 1501楼 2013-12-17 00:10:00 这兄台才是明白人，楼主太悲观，我等参不透难道高人云集的党政参不透吗？别拍我 ----------------------------- @常青花园 2681楼 2014-01-14 12:04:52 智者从来不使用「悲观」「乐观」这样的词汇。 因为这样的词汇反映的个人的主观情绪，而个人不是上帝，个人的情绪分文不值！ 只有客观世界才是有价值的。 因此，智者用语是「是否符合事实」。 ----------------------------- 为什么人们会强调 乐观/悲观？ 强调乐观/悲观的人，缺乏最基本的对事实的认知，同样缺乏最基本的对事实的挖掘/分析/分辨筛选能力。 所以，人们自然地回避事实，而试图以自己的情绪概念，替代事实概念。 而所有人文类的内容，包括神学/哲学/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等科目，其事实基础都来自于历史。 而绝大多数人缺乏对历史事实的学习和思考，而且也没兴趣学历史，没兴趣读历史，因为无法理解历史与现实的紧密联系，只能以乐观/悲观进行判断。 这样的结果是，不论评论者多么无知（在事实上），都因为自己有乐观/悲观的判断能力，进行自以为正确的价值判断。 也就是，本身应该是事实的学习和思考者，轻松地变成观点的评判者，也就是自以为处于评委的地位上。 而奴隶们通过对乐观/悲观的判断，找到做评委的感觉，这就是「奴隶有着奴隶主的思维」的基本原理。 <---段分割线（kksk.org）--->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4-01-15 14:28 人们即使离开过去的环境，仍然保持强大的思维惯性。 人们往往觉得，「鲍鱼之肆」的人应该喜欢「芝兰之室」。 因为，当人们到了「芝兰之室」，就会对比两边的环境，发现「芝兰之室」的环境更好。 因此，人们都会纷纷选择「芝兰之室」，而放弃「鲍鱼之肆」。 但在真实世界中，这种想法一次次被证明是错误的。 大多数习惯了奴隶社会思维的民众，宁愿放弃「芝兰之室」的香味，而选择「鲍鱼之肆」中的赚钱机会。 甚至当人们既享受「芝兰之室」的香味，还能够获得赚钱的机会，但是仍然对此不感兴趣。 在19世纪，很多中国人在中国生活不下去，到美洲西部工作讨生活。 这些人去工作的时候，他们不考虑自己脱离了奴隶社会，并不觉得自己到了自由的环境中，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赚更多的钱，也不想着将自己的家人从奴隶社会弄到自由社会中。所以，他们在给家人的信中，诉说着「背井离乡」的苦闷。 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苦闷？ 因为，奴隶们已经习惯了奴隶的生活，而不习惯自由社会。 在自由社会中，人们因为对方的外在金钱和权力，以及内在的知识和文明程度，对人进行评判。 而到北美打工赚钱的人们，不论外在和内在，都让西方人对他们进行负面评价。 对于这些劳工来说，资本家（在他们看来是奴隶主）对他们的言行能够忍受，但是其他族裔劳工对自己的歧视，更让他们认为自己「不属于」自由社会。 因为他们缺乏「归属感」，即使他们中间有的人赚了钱、少数赚了很多钱，也是将这些钱拿回中国盖大房子，让家人奢侈消费。 广东开平的碉楼群落就是出国讨生活赚了很多钱的人们，回家盖大房子的结果。 而他们在家乡的亲人，不管他们赚钱多么艰辛，都希望他们能多赚钱、盖大房子。 而且，他们赚的钱不仅仅盖房子，而且摆出酒席，请其他人白白「大吃二喝」。 通过这些花钱的浪费方式，表示自己有钱、光宗耀祖。 或者说，这些人即使到了自由的环境中，在自由社会赚了钱，但是仍然按照奴隶社会的思维模式思考和行为，并且以金钱支持着中国奴隶社会的运转。 或者说，这些人无法理解奴隶社会和自由社会的区别，也不关心社会问题。 他们心里只想着钱、眼中只看到钱，即使在国外赚了钱还觉得外国不好，希望再回到奴隶社会的环境中。 文化思维惯性反映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地方。在很多情况下，选择「芝兰之室」还是「鲍鱼之肆」，取决于个人的思维模式。 而习惯了各自环境的两者互换位置的时候，往往会因为自己过去的习惯，而觉得对方的环境「不适合自己」。 比如，在2012-2013年，以北京为代表的中国人口密集地区，空气污染已经非常严重。 很多人经常谈论空气污染，也经常为空气污染而感觉到痛苦。 这时候，不少在北京工作的欧美人，从小习惯了蓝天白云、清新空气，觉得北京的空气污染过于严重，感觉到空气污染的恐怖。 他们为了自己孩子的安全健康，开始纷纷放弃北京的高薪职位而回国。 而且，有不少中国人也希望能够到欧美空气干净的国家，免受空气污染的影响。 但是，并不是所有中国人都特别关注中国的空气，或者说大多数中国人并不很关心空气问题。 有很多中国人有学历或者有钱，有条件出国定居。 但是，他们觉得自己出国后，没有在中国这样舒服，因此只想着到欧美旅游，而没想着离开中国。 还有很多中国人已经到了欧美国家，天天享受着清新空气、清洁水源和安全的食品安全。 但是，他们并不觉得欧美有多好，反而希望回到中国。 而这些中国人在欧美地区工作和学习，拥有比中国民众更高水平的知识，应该更清楚空气污染的危害。 不过，他们仍然觉得回到中国赚钱多、未来的「发展前景好」，因此纷纷回流到中国，而不管中国的空气污染、水污染和有毒食品。 这就是，很多中国人已经习惯了中国的环境，已经不觉得「鲍鱼之肆之臭」。 他们为了能够多赚钱、能够有「发展机会」，即使环境再恶劣、食品毒性再大，也觉得无所谓。 因为很多中国人面对很现实的问题：国外虽然整体环境好、收入比较高，但是由于国外「种族歧视」（恃强凌弱）的原因，个人缺乏「发展机会」、能够看得到「玻璃天花板」。 而中国则经济快速增长，拥有「大量机会」，自己也能够从中获得好处。 关于环境问题，既然国家负责环境，自己无法改变周围环境，那自己想的就是多赚一些钱，把家弄得更舒适、减少外出的机会。 人们觉得，将来国家肯定会采取措施，把环境变好。 所以，很多人等着国家把环境治理好，自己未来的发展更有希望。 当人们远离过去的环境时，过去「主流文化」对于个人思维的渗透程度，往往超出人们自己的想象。 在奴隶社会中，皇帝修建大规模的皇家园林，都用墙围起来，只供自己观赏使用，表示对财富的占有。 在江浙地区，一些商人赚钱后，也在自己家围墙里，将家弄得非常奢侈，并且做出很漂亮的园林。 商人的做法则是因为自己的奴隶身份，虽然自己有钱，但是「不露富」，不能让外人知道自己生活得很好，否则会得罪官府。 而这种奴隶社会模式则形成中国的城市模式，也就是各种围墙的封闭模式。 在封闭的环境中，人们经营着自己的小空间。 中国北京胡同和四合院就是这种自我封闭的文化表现。 而这种文化思维的传承，在不知不觉中影响到人们心理，引导人们的封闭思维。 即使奴隶社会被推翻，由于这些建筑无法拆除，所以人们的基本的封闭思维模式还在继续。 很多中国人到北美定居，同样表现出这样的封闭思维特点。 比如，很多中国人到了美国，本来可以学习英语，然后融入当地的社会。 但是，很多人宁愿一辈子呆在中国城，也不愿意腾出点时间学英语，到更广阔的白人社区环境中。 而中国城也表现得拥挤混乱，人们聚集在一起，似乎并没有离开中国。 或者说，大量中国人虽然呆在美国的空旷大环境，但是自己制造出拥挤的小中国式环境。 后来，很多高学历的中国人到达美国，先学习再工作，获得很高的平均收入。 不过，虽然中国人从收入水平上达到美国「中产阶级」的标准，但是在居住行为上与美国白人仍然具有非常大的差异。 比如，传统白人如果有一块不大的宅基地，就会房子盖得小一些，多留一些草坪种上花草，而且经常进行园艺比赛。 多数中国人则尽可能将房子盖大，让房子尽可能多占一些地盘，对草坪能凑合就凑合。 同时，人们让家里更宽敞，而且内部装修尽可能好一些，居住起来更舒服。在一些华人聚居的地方，有的房地产开发商在很小的地块上，盖上面积很大的房子，里面装修豪华，高价卖给华人。 而对于华人来说，很大的房子、很小的院子和草坪，正好符合生活习惯。 <---段分割线（kksk.org）--->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4-01-15 14:29 如果将不同的人群进行对比，文化思维的差异就更加明显。 在白人的中高档社区里，有两方面的「软件」显著影响当地的房地产价格：一是社区里人们的互助程度，一是草坪面积和园艺设计。如果两个社区的「硬件」相当，比如基本位置条件相似、外部环境相似、房屋地块面积相似、房屋状态相似等等，但是房价相差30%以上，基本可以将价格差异归于这两方面「软件」。 对于中高档社区的人，「软件」占了房地产价格的相当部分。 一般来说，中高收入阶层的白人，大都关心社区建设，热心社区的公益，相互之间积极帮助。 而更明显的是，很多白人将自家门前的草坪弄成花园，尽量将花园弄得漂亮，不仅让自己看着舒服，也让路过的行人感觉到舒服。 而白人在北美的生活特点，可以说从欧洲的文化传承而来。 在欧洲，稍微富裕一些的人们，大都喜欢鲜花，既喜欢种花，也喜欢在家里摆花。 在德国的很多小镇，街道相对狭窄，人们大都住在相对密集的数层高的公寓楼中。 而公寓楼中的住户们，很多都在自己家的窗户外面种花。 种花的方向并不是朝着窗户里面，而是一律冲着街道。 也就是说，人们种花的目的是给别人看，而不是给自己看。 不少街区还规定种花的种类，并且要求种植的质量。 开花的时候，整个街道都变得非常漂亮。 到了北美，人们的居住面积更大，尤其是房前屋后的面积更大。 因为花园的面积更大，很多白人在种花上投入的金钱、时间和精力更多。 而在北美超市，花种、花株的销售一直很好，就是为了满足人们种花的需求。 而如果在一个中高档小区，居住着中国人和白人，往往从花园的设计、花卉的品种、花园的维护上，就可以大致判断出这个人家是中国人还是白人。 中国人大都只是遵从社区的规定，将屋前的草地按照管理规则进行低水平的维护；而白人则想法做出更好的花园，让大家都能够欣赏到美景。 而且，华人缺乏主动的公益行为，相互之间帮助也少。 很多华人可以把钱花在买高档车、可以把时间用来陪孩子上课外辅导班，但是不愿意将金钱和时间用来打理花园。 或者说，华人的总体特点是，喜欢赚钱、喜欢「大房子」、不关心外部环境。 而中国人为主的社区房价也无法与白人中高档社区的价格相提并论。 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归根结底在于对利益的认识。 1950年，著名日本电影《罗生门》讲述了一个故事，在故事中每个人（包括死去的武士）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在审判过程中撒谎，让别人相信自己的故事。这个影片的寓意是，当某个事件发生后，不同人出于不同的利益角度，对同样的事件进行不同的解读。 而在解读过程中，每个人都会「无意」或者故意扭曲真实的事件，希望别人相信自己对于事件的解读，也就是将别人的思维引导自己希望的轨道中。 这时候，对于没有亲身经历过历史事件的人，需要通过解读的人来了解事件。 而人们了解与自己「毫不相干」的历史事件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纯娱乐解闷。 在人类历史上，历史事件都在无数次反复上演，差别只是时间、地点、人物和过程稍有不同。 人们了解事件的目的在于，让自己能够提前了解事件的起因、经过和结果。 将来自己碰到类似事件的时候，已经做好相应的准备，保护好自己的利益。 所以，从个人角度出发，就要对解读历史事件的人进行思考，到底解读的人出于什么样的立场，对历史事件进行解读。 比如，对于满清朝廷多次与英国进行战争的过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方式。 其中，满清朝廷和中国共产党教科书认为，英国为了鸦片利润，对中国进行了多次战争，对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形成严重的侵犯，并且让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从国际法的角度，这些战争由满清朝廷一次次对英国的利益进行武力挑衅，并且违反公认的国际法；同时，英法等国基本遵守国际法，在清廷挑衅后实施合理的战争行为。 比如，当林则徐烧毁鸦片的时候，大多数英国人都认为合情合理，并没有发起战争。 在双方敌对的时候，如果中国有人指出他们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他们也会自然改正，按照国际法的规则行事。后来，清廷内部也有官员发现，英法比较严格地遵守国际法。 但是，由于极权奴隶制的特点，官员不敢将这些情况上报给皇帝。 在中国战败后，英法等国趁机提出「门户开放、自由通商」等要求，让中国同意这些条约的内容。 因为清廷不了解国际法，所以在战败后无条件答应英法等国的所有条件。 导致英国对中国发动战争，并且趁机迫使中国实施对外开放的措施。而从大多数被奴役的汉人民众的角度，外国对清廷战争的好处显而易见。 因为欧美列强对清廷的战争，才发生开放口岸、传教士进入中国、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日清战争、义和拳等一系列事件。 在一连串事件打击下，清廷到1911年才土崩瓦解。 如果西方力量的发展，导致没有这一系列事件，中国可能仍然处于闭关锁国，汉人必须带着辫子，对满人跪拜的奴隶社会。 从不同角度认识问题，人们形成不同的发展道路。 没有一个人会从全方位认识问题，每个人只是从自身的角度去认识，并且形成自己的发展道路。 需要说明的是，这个「自身」角度，往往并不是自己的想法，而是受到他人影响的结果。 比如，在一个社会中，「主流文化」往往对社会大众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主流文化」给人们灌输某种思维角度，社会大众则形成相应的认识。 在不同社会中，不同的「主流文化」形成对民众的影响，形成不同社会的民众群体意识。 尤其在重大历史事件上，「主流文化」可以更方便地通过片面强调某个角度，给民众以相应的片面信息，引导社会民众的思维方向。 比如，对于英国入侵中国，不同的人形成不同的态度，也形成不同的社会发展方向。 从满清朝廷和中国共产党教科书导向下的中国大陆「主流文化」中，英法等国都属于「侵略者」，是「坏人」。 在这时候，中国「主流文化」就要引导人们：夷人（外邦野蛮人）都是「坏人」，只是因为技术比「我们」好，所以欺负「我们」。 因此，清朝洋务运动实施「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模式：「我们」也要学好技术，回过头来打垮这些「坏人」。 在这样的引导下，奴隶们更坚定地站在奴隶主一边，更努力地工作，支持奴隶主倡导的国家强大-也就是「复兴」。 当然，奴隶们在努力工作的时候，忽略了一点，自己的贡献其实都变成了奴隶主的享受，而不是变成国家强大。 清朝时，大量的海军经费变成慈禧太后的奢侈享受，清朝在日清战争中被轻易打垮；进入21世纪，大量的民众努力变成中国官僚阶层的奢侈享受。 当美国军舰在日本海港耀武扬威之后，日本人开始寻找自身的问题，引发了「明治维新」。 日本「主流文化」引导民众形成两方面认识：一是对于国际法的认识，欧美列强对于国际法的遵守；二是实力竞争，国际社会归根结底在于实力竞争，而欧美列强经常则绕过国际法，最后通过武力解决问题。 因此，日本人开始「脱亚入欧」、全面学习西方的思想、知识和技术。 在具体措施上：一方面增强自身的实力，也就是「军国主义」的措施；另一方面想法绕过国际法，引发实力竞争。 在日清战争和1930年代的侵华战争上，都是想法引起制造与中国的纠纷，利用中国人不懂法律的缺陷，让中国在具体法律步骤上犯错误，引发纠纷和冲突升级，形成全面的战争。 而在美国文化中，人们经常需要分析，弄清楚自己的敌人或者朋友。 自己不主动挑起纠纷和战争，而且更了解国际法，所以能够避免纠纷。 但是，当美国人面对战争时，则全力以赴，消灭敌人。 当日军侵华时，罗斯福操控国会对日本实施军事物资禁运，也是依据国际法的原则实施。所以，日本人偷袭「珍珠港」成为毫无道理、赤裸裸的侵略行为，激怒了美国这个「巨人」，结果日本也自取失败。 这就是不同的「主流文化」，引导不同的社会民众，形成不同的社会状况。 <---段分割线（kksk.org）--->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4-01-15 14:38 @常青花园 2691楼 2014-01-14 15:45:31 @生于0715 您好。 我家老二今年一岁半，从网上买了一些幼儿教育的图画书，一看，也全是垃圾。 比如，一本书识别人物，每页一个人，分别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叔叔，阿姨，弟弟，妹妹，工人，农民，警察，军人，医生，护士，舞蹈家，歌唱家。 一看就是头脑混乱的傻子写的。 1、前面是按照年龄和性别进行判断叫什么名字，后面成了按照职业。没有遵循逻辑上的一致…… ----------------------------- @slan119 2692楼 2014-01-14 16:08:02 洗脑的需要，很正常 如果让下一代更聪明，会独立思考，那么对****岂不是太大的威胁？ ----------------------------- @常青花园 2693楼 2014-01-14 16:15:04 出一本幼儿图画书，肯定没有这么多阴谋在里面。出一本小图的本子的人，我认为也不可能是带着任务的体制 内的。 我认为原因很简单：愚蠢。 ----------------------------- @冉闵嘟嘟 2695楼 2014-01-14 17:35:02 我对儿子的教育刚好和你们相反，我告诉他为什么这个是叔叔，这个叔叔样子的却是 爸爸，我儿子现在已经能分析了，这个叔叔就是他和小朋友们的叔叔，而这个 爸爸 是他儿子的 爸爸，不知道是智能降低了还是增加了呢？还是老话，决定胜利的不完全是武器，武器相似的时候全靠人！ ----------------------------- @hmq81 2703楼 2014-01-14 22:08:39 「家有几斗粮，不当孩子王」 人家也不是愚蠢，只是那点利润不值得付出太多时间精力心思等等可都是成本。 想要孩子受到好的教育只能靠自己。 ----------------------------- @常青花园 2714楼 2014-01-15 08:52:46 他们当然愚蠢。 我认识到那个图片书愚蠢，只用了一秒钟的时间而已。 也就是：如果他们是聪明的，他们让那本书不那么愚蠢，只需要付出一秒钟的时间成本而已。 因此：他们不是因为需要付出太多时间成本而不愿意那么做，而是他们确实是愚蠢的。 ----------------------------- @hmq81 2718楼 2014-01-15 09:08:50 如果你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每天只睡4、5个小时，连续头晕脑胀的赶东西出来，你也可能犯低级错误，那些外人看起来只需要一秒钟就可以改掉的低级错误。 不是不愿意用这一秒，而是根本注意不到。 为什么这么赶？人手不够啊。为什么人手不够？成本问题啊。 ----------------------------- @常青花园 2722楼 2014-01-15 10:54:58 请注意：这些错误不是细节错误，而是原则性的错误！ 也就是从头到尾贯穿始终的思维错误。 而不是某一个字某一句话的细节问题。 因此：你这个辩护理由完全不能成立。 他们是傻笔无疑！ ----------------------------- ============================================================================================= 你们讨论半天，没有讨论到点子上。 中国的各种教科书，包括孩子和大人，目的就是用来制造愚蠢的。 我没见过哪个教科书，不是专门制造愚蠢的人的。 而既聪明，学习又好，还能够正确认识世界、认识社会的，必然是家庭教育和在学校里的自学成才。 孩子的图书也是一样，越愚蠢的，才能出版。 如果想出版可以使孩子更聪明的图书，那就得以外国人的名义，按照外国的场景进行设置，否则不可能出版。 当然，制造愚蠢的目的，也很简单。 <---段分割线（kksk.org）--->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4-01-15 14:51 @slan119 2692楼 2014-01-14 16:08:02 洗脑的需要，很正常 如果让下一代更聪明，会独立思考，那么对****岂不是太大的威胁？ ============================================================================== 同意。 我研究过不少教科书，汇总起来，就是这个方向。 摸着石头过河，首先是引导人们摸石头。 摸石头要从娃娃抓起。 如果孩子从小就想着走桥，谁还跟着去摸石头。 现在各种言情玄幻穿越拜金小说，全面盯准中小学生，也是这个目的。 <---段分割线（kksk.org）--->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4-01-16 15:29 个人有事，暂停更新3日。3日后继续更新。 <---段分割线（kksk.org）--->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4-01-18 00:48 @司各脱 2845楼 2014-01-17 22:36:55 初入经济论坛，是想学习经济与创业，谁知被楼主吓坏了！好象P民都在等死！ ----------------------------- welcome to the real world ！ <---段分割线（kksk.org）--->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4-01-18 00:58 作者：old_horse 时间：2013-12-12 03:07:27 @hmq81 1241楼 2013-12-11 23:49:07 「黑暗的中世纪」迫害程度大概也就是「万恶的旧社会」那么个水平吧，呵呵。 ----------------------------- @old_horse 1274楼 2013-12-13 10:24:53 @生于0715 1275楼 2013-12-13 09:02:06 不止吧……能把你钉在十字架上活活烧死……老蒋可能干不出来吧…… 老毛年代的黑暗在于，自己家里人都要相互揭发……连亲情都没有了…… 但是如果论『批斗』，谁能批斗得过中世纪的教廷…… ========================================================================================= 宗教的内容先不说，等另外讨论。 不过，我在后面涉…… ----------------------------- @gx0018 2838楼 2014-01-17 21:38:37 看到这里不吐不快，基督教的客观作用，还有教会的作用，一定要有变化的眼光。人与上帝直接联系之前必须有个过渡。基督教首先有个大前提的认知，即人这个东西是兼具神性和兽性的结合体，是不完全的，是有限的，所以才需要拯救，即使是教会的人，也不会高人一等跳出这个规律，整本圣经一再强调这一点。基督教从无到有怎么发展，采取怎样的步骤应该有大能的手在背后指引，从保罗传教往西走还是往东走就能看到这一点。在传教早…… ----------------------------- 赞同！ 君权与神权之争，让欧洲有了自由和发展的基础，也让欧洲抵御住msl的入侵。 而君权-世俗权力-借助中下层民众的力量，变得逐渐强大，成为现代国家的基础。 国家所代表的世俗权力，在二战之后变得空前强大，并且用所谓人本的普世价值（民主自由平等人权）替代上帝的根本真理。 结果，不仅把中国推入communism深渊，而且白人走向自我灭绝。 不论津巴布韦、南非和底特律的白人逃亡，还是欧洲的绿化，都是国家强大后，白人走向自我灭绝的表现。 <---段分割线（kksk.org）--->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4-01-19 14:46 第三节 奴隶社会的机理 「如果土匪不消灭，不仅是我们大家生无立足之地，死无葬身之所，就是我们祖宗坟墓也不能保存！而且子子孙孙将来都要做亡国奴，做人家奴隶牛马！现在必须早早剿灭这个赤匪，以造成一个三民主义的做人的国家，使得个个人能够知道做人的道理，能够做个真正的中国人，这就是我们剿匪的目的，也就是这一次军官训练的目的！由此，你们格外要知道，剿匪的任务与此次来受训练的意义之重大！格外要用心学习做人的道理！」 -- 蒋中正 训词（1933年，第二期军官训练团） 蒋中正反复对部下讲道理，就是「训」。 蒋中正本来也是亲共派，曾经看着马列的书，叫嚣着要杀掉剥削阶级-地主和资本家。 但是，经过北伐前后的一系列事件，看到共产主义的所作所为，认识到共产主义的实质，个人立场发生完全的转变。 他希望让别人也理解中共在未来可能造成的危害，达到更坚决「剿匪」的目的。 不过，后来15年历程证明，光他一个人进行「训」根本没用。 绝大多数人希望面对具体的问题，而不是听蒋中正长篇大论的「讲道理」；人们只想着多得点利益，谁会关心中国到底是「谁的国」；人们只想着眼前，谁能想的那么远、甚至看到子子孙孙？ 所以，蒋中正的「讲道理」无法说服人，甚至连军阀、地方官员和中央军嫡系的中下层军官都懒得听。 更重要的是，蒋中正不论讲多少，只需要中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发出声音，支持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广大年轻人、军阀和国民政府官员也都盼望「共产主义」。 因为，人们都对现状不满，或者对当权者不满，因此希望新的力量出现，能够进行改变，把社会变得更好。 所以，绝大多数人冷眼旁观国民政府的失利，而且对于国民政府墙倒众人推，然后希望新的「大救星」出现。 不过，人们没想到，「大救星」到来之后，所有主动迎接「大救星」的人、冷眼旁观的人都做了奴隶。 当然，相当一部分人连奴隶都做不成，不是被斗死、就是被饿死。 当大家被斗死、被饿死的时候，还在说共产主义好，自己坏，自己认罪，而不是对共产主义不满。 为什么在条件宽松的时候，人们都不满意？ 为什么都遭受迫害和灾难的时候，人们都拥护迫害者？ 「奴隶社会」主要指的是以奴隶化组织制度为主导的社会，也称为奴隶制社会。从实质上，奴隶社会由绝大多数甘愿为奴的人组成，共同支持奴隶制社会。 因为，奴隶社会由绝大多数奴隶构成，少数奴隶主统治大多数奴隶。 如果大多数奴隶决定不再做奴隶，奴隶社会自然土崩瓦解。 只有绝大多数民众顺从奴隶制、为奴隶制出钱出力，奴隶制社会才能够维持。 因此，奴隶制社会的基础在于大多数民众内在的奴性，也就是人性内在的特点。 纵观世界历史，绝大多数社会都是奴隶制社会。而且，没有一个社会是完全的自由社会，所有社会都或多或少是奴隶社会。 从历史的角度可以看出，人的内在奴性无法去除，也就是奴性根植于人性中。 而因为人的奴性，奴隶制一直存在，而且出现各式的变种。 进入现代社会，尤其是二战后，奴隶社会达到新的阶段。 在新奴隶制国家中，不再强调个人化的奴隶制，不保护个人奴隶主。 而是国家本身成为奴隶主，通过相应的法律，对大多数民众进行奴役。 在奴役的过程中，让民众认为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因此拥有主人翁精神，共同支持国家。 不论苏联和中国的共产主义，还是欧美的民主国家，都是新奴隶制国家的不同表现形式。 如果某个人或者某些人不支持国家，结果会怎么样？ 苏联和中国会消灭这些不支持国家的人，或者将这些人的言论屏蔽，不让这些人的声音被听到。 欧美国家则以「政治正确」的方式，禁止这些人在公开场合说话，尤其是禁止说真话。 在这里，政治正确和真实就形成冲突，而国家不以真实为标准，而是以政治正确为标准。社会中一部分人说真话的声音被屏蔽之后，绝大多数人就可以放心地支持国家。 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让你们得自由」。 当绝大多数人支持国家、支持政治正确之后，自然地支持奴役之路。 在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人们内在的奴性发生作用，共同选择极权奴隶制。在世界上，没有一个社会是完全的「自由社会」。 因为，只要有一个人具有奴隶的特征，这个社会就存在奴隶社会的因素。 在世界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社会中，绝大多数人都在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做着奴隶。 因为绝大多数人的特点，让所有的社会在实质上都是奴隶社会，并且让奴隶制社会成为可能。 任何社会都有一定的组织制度，往往以法律系统为主导，和政治系统等方式进行组织。 而不论法律制度，还是政治组织模式，都需要有人执行，绝大多数人遵守。 一旦人们不再按照政治组织而行为，尤其是不再遵守法律，整个社会制度瓦解。 例如，在国共内战期间，在蒋中正领导国民政府期间，文人和大学生到处活动，在社会舆论上反对国民政府、支持中共，或者将民国政府的秘密情报持续送给中共。 这些人和民国的军阀军阀等等群体，并不是不明真相。 因为在当时，报纸上已经有各种消息，揭露中共的各种恶行。 但是，人们为什么都在骂蒋中正，同时支持中共？ 原因很简单，这些人在作恶之后，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法律惩处。 或者说，中华民国的法律并没有起作用，自然也就没人遵守中华民国法律。 文人和大学生们在民国的自由环境下，支持共产极权，可以两头得好处。 尤其是吴晗这样的教授，可以在北平的民国辖区内代表中共，对大量知识分子进行收编。 而在这些民国的内奸和卖国贼的猖獗活动下，中华民国的垮台只是迟早的事情。 而在延安，不论在肃反还是整风期间，每个人都必须表态，为中共效忠。 不要说反对中共，就是不表态效忠的人，都要被中共进行肉体消灭。 而由于中共「铁的纪律」，没人敢违抗中共的命令，所以中共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紧密的力量。 在这个力量之内，每个人为了邀功求赏、或者哪怕只是为了自保，都要想法联络更多在民国军政机关工作的人，让这些人提供机密情报，支持中共的生存和扩张。 而中共这个紧密的力量，在面对自然垮台的民国时，经过时间的消耗，最终取得胜利。 而人们在自由的环境下，可以随意践踏自由，为了自己的个人私利破坏自由；而在奴隶制环境下，又服从奴隶主、尽可能为奴隶主服务，并且帮助奴隶主打垮自由的模式，就是奴性的集中体现。 或者说，「奴役之路」是奴隶们自觉进行的选择，我将之称为「文化选择」。 <---段分割线（kksk.org）--->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4-01-19 14:47 奴隶制社会通过法律和政治制度，促使越来越多的人做奴隶。 在现代奴隶社会中，奴隶制度大致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以暴力为主导，通过法律明文进行规定，实施以法律身份界定的奴隶制，例如奴隶身份的认定、对于奴隶的各种限制措施等等。 这个方式和古代的奴隶制方式类似，都是通过暴力征服的方式，迫使被暴力胁迫的人做奴隶。 不过，现代社会奴隶制度的操作更复杂，更高级，因此也更系统、全面。 例如，中国共产主义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 在整个宣传系统中，将农民的地位抬得很高，似乎农民在对于共产主义很重要。 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严厉限制农民的自由流动。 农民只有在田里耕作，然后将最好的产出交公粮的作用，而得不到任何的回报。 城里工人能够享受的孩子教育、住房、医疗、养老等待遇，完全和农民无关。 另外，在1960年的时候，把农民家的粮食翻得底朝天，没有一点点存粮，然后将粮食送到城市。 当农民饿的没饭吃，想外出讨饭的时候。 某些农村周围架起机关枪，谁敢出去讨饭就直接扫射。 农民没办法，只能回到家里，等着饿死。 另外，给农民灌输「解放前」和国外的生活多么苦，让新出生成长的孩子们根本不知道外面的状况，一直以为自己生活在幸福中。 这种暴力主导，在暴力支持下进行信息封闭、并且从小宣传的模式，是共产主义的根本模式。 所以，中国经常提到「XXX要从娃娃抓起」。 二是以文化和政治等「和平」手段为主导，以暴力为隐性手段，通过经济和社会手段实施的奴隶制。 这种模式以二战后，欧美等国家为代表。 两者奴隶制虽然表现形式有很大不同，但都是通过法律和政治制度，加强社会民众的内在奴性特征。 因此这些社会属于奴隶制社会，或者叫「奴隶社会」。 奴隶社会的关键在于，通过暴力和谎言，强化人性中的奴性特征，让人们被迫或者「自愿」做奴隶。 在暴力和谎言的引导下，引导社会民众的内在性质（文化内涵），进而形成整个社会民众的奴性特点。 贪婪和懒惰是人性内在的特点，两者是奴性的关键要素。 人的本性包含着贪婪、懒惰、自私、虚伪、骄傲、懦弱等因素。 在21世纪初，世界上已经超过70亿人，没有一个人的内在人性不包含这些因素。 其中，贪婪是关键的起点，引发人的罪性，进而形成上述人性中的各种因素。 而当这些因素组合起来，就形成典型的奴性。 其中，贪婪和懒惰是最主要的要素，成为驱动人们行为的关键力量。 在这里，「贪婪」的意思是，总觉得自己得到的利益不够多，一直想着得到更多，尤其是想着能够得到超出自己能力范围之外的利益。 而「懒惰」则主要指两方面：首先是大脑上的懒惰，包括不积极学习、不积极动脑思考，这是决定性的懒惰问题，绝大多数人都处于「思维懒惰」的状况；其次是身体上的懒惰，包括不积极锻炼身体、不提高某种具体的能力或者技巧。 当贪婪和懒惰相结合，并且受到其它因素支持的时候，人们就可以主动卖身为奴。 例如，中国有个词叫做「房奴」，也就是为了买房而主动为奴的人。 房奴的意思是，很多中国人为了满足自身的某种贪欲，以超出自己能力的高价买房。 在买房的时候，个人不仅需要东拼西凑首付，还承受高额的房屋按揭贷款。 结果，个人在买房后，整个生活的主要负担是偿还房屋贷款。 这样的人在单位中非常听话、加班加点、任劳任怨，被他人随意进行驱使。 他们受人驱使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工作，在可能的情况下，多得到一点加班费。 同时，他们在生活中尽可能节俭，减少一切开支，吃得差、穿的差。 这些人一方面受他人驱使、努力工作，一方面降低自己的生活品质，主要原因是让自己能够及时、足额地偿还房屋贷款。 而且，这些房屋贷款不是三年五年能够偿还完，而是需要偿还二三十年，也就是自己一辈子主要的工作年限都用来偿还房贷，因此被称为「房奴」。 没有人用暴力逼着这些人做「房奴」，这些人只是因为贪婪和懒惰，自愿做「房奴」，也就是奴隶。 <---段分割线（kksk.org）--->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4-01-19 14:57 @1和2 2883楼 2014-01-19 10:28:24 给楼主提点意见。 楼主应该属于数据流派的，即通过数据来描述中国经济，并在此基础上做些判断。但楼主对于数据的搜集和表述还有欠缺。打个比方：描述北京的雾霾污染和危害该更准确些。比如可以分ABC三个时期段来分析北京的雾霾XX年前，XX年到XX年，XX年到现在。这些时期雾霾每年出现的次数，平均时间持续的长短。重大雾霾时间持续的长短。在ABC三个时间段城市中和雾霾有关疾病，特别是老年人患病的人数状况……而楼主现…… ----------------------------- 1, 经济学里有数据流派？ 你发明的？ 给大家讲讲你的创举。 2，你去买鞋，是按照数码买鞋，还是按照脚合适买鞋？ 你天天呼吸的东西，需要数据对比来证明，否则你不信服？ 3，建议你在一片雾蒙蒙的天，不要看数据，然后出去跑步，这样你就不受灰霾影响了。 信心比黄金更重要！ <---段分割线（kksk.org）--->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4-01-20 12:58 贪婪和懒惰的组合在一起，才让人们成为典型的奴隶。 一般来说，单一的贪婪或者单一懒惰，并不会让人成为奴隶。 例如，如果一个人贪婪，想得到超出自己能力之外的更多利益。这个时候，如果这个人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积极动脑思考，并且持续提升自己的能力，贪婪就成为一种促进的力量。 例如，绝大多数（如果不是所有）的资本家（自由人、独立人）都非常「贪婪」，因为不「贪婪」的人做不了资本家。当「贪婪」用在资本家身上，就是持续的开拓进取，也就是进取心（enterprise）、雄心（ambitions），或者被称为企业家精神（enterprenuership）。 当这些人开动脑筋之后，首先实现的是自身的独立和自由，然后在自身独立和自由的基础上建立属于自己的企业。 然后，资本家们依靠自身的企业，与社会上的其它势力进行抗衡和竞争，成为防范奴隶制社会的力量之一。 在另外一个方面，如果一个人仅仅是懒惰，也属于人的本性-或者叫做个人「自由」，本身也无害。 例如，在世界各地有很多「无家可归者」，这些人不学习、不思考、不工作，只要找点食物活下来，就不去打搅别人、不危害别人；有的人甚至饿死，也不去偷抢食物。 这些人属于单纯的「懒惰者」，因为没有额外的欲望，因此不贪婪。 这些人没有任何进取的动力，也不可能做其他人的奴隶。 因为，一个奴隶主需要奴隶，目的是为了让奴隶工作，从奴隶身上榨取价值。 而这些人在奴隶主眼中，纯粹是「废人」、「废物」。 更严重的是，这些人只不工作、只消耗，实际上与奴隶主争抢食物，也让奴隶主非常痛恨。 因此，在奴隶制社会中，奴隶制系统首先将矛头指向「贪婪」而勤于动脑的人，例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立的首要目标和前提是暴力消灭「剥削阶级」；其次，奴隶制系统则致力于消灭「懒人、废物」等等，不论苏联的大屠杀、还是萧伯纳倡导消灭「社会无用者」，都是这种态度的反映。 贪婪而懒惰的民众，是奴隶制的主要社会基础。 虽然贪婪或者懒惰的任何一部分，都不会引发奴隶制。 但是，当贪婪和懒惰相结合的时候，就意味着人们愿意成为奴隶，而这些人成为奴隶制的主要支持者。贪婪而懒惰的意思是，一个人既想获得额外的利益，又不勤于学习和思考，不想着依靠自己的思想和知识去创造额外的价值。 奴隶的行为特点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希望别人「给」自己利益，或者说自己能够投机取巧的方式，简单轻松地获得额外利益；二是在学习和思考上的懒惰，希望通过体力上的「勤奋」弥补这样的懒惰，也就是「勤能补拙」，以获得更多的利益。 人们贪婪而懒惰的行为，在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表现出来。例如，从最小的事情上，很多人买「彩票」，希望自己能够通过几块钱的「投资」，获得几百万、数千万、甚至上亿美元的「大奖（机会利益）」。 而人们买彩票、看彩票开奖的时候，等于将自己的时间和思维，都放在「超出自己能力之外」的事情上，希望以此发财致富。 从表面上，人们在工作之余，拿自己收入中的一点点小钱买彩票，看上去似乎无害。 而且，在经济比较好的时候，这种情况属于人们的一种日常行为，因此更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但在潜移默化中，买彩票的行为培养了人们贪婪的心理，同时引导人们「思维懒惰」的倾向。 一些贪婪和懒惰倾向强的人，很容易陷入买彩票的疯狂状态。 这些人拿出收入中的很多钱买彩票、借钱买彩票、甚至挪用公款买彩票，有的导致倾家荡产，有的人甚至负债累累。 同样道理，大多数人赌博、炒股、炒房等行为，都类似于买彩票，属于贪婪和懒惰思维驱动下的行为。 而这些人的行为反过来对思维形成影响，加强人们贪婪和懒惰的状态，进而形成习惯，习惯称为自然，也就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奴隶。 在困难时期，贪婪加懒惰的结果就是人们「甘愿为奴」。 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时候，社会往往采取开放、进取的思维，看上去人们都在追求独立和自由。 但实际上，当人们在这样的环境下时间长了，会形成生存容易、赚钱容易的概念。 绝大多数人会希望得到更多，而且是希望以更省力的方式得到。 白手起家的富豪故事会引起无数人的关注，而一夜暴富更是大多数人最希望的情形。 当人们天天幻想着能够突然发财（贪婪）的时候，往往会只关注自己眼前的一点点小事，人们也就会失去对周围环境变化的警觉（懒惰）。 当人们贪婪和懒惰的时候，就会忽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问题。 例如，彩票业在世界多国都非常流行，无数民众在买彩票。 当人们只想着能够通过买彩票赚钱的时候，没想到卖彩票的人通过一次次卖彩票而获利，将大部分买彩票的人的钱都弄到自己的口袋里。 更重要的是，人们往往会忽略掉可能到来的重大危机。 比如，当经济崩溃、甚至社会动荡的时候，大多数人都会「措手不及」。 不论1929年经济大萧条，还是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都是在人们非常乐观、甚至「极为乐观」的情况下发生。 而当危机到来时，绝大多数人在平时的「懒惰」开始产生两方面的实际影响： 一方面，因为思维懒惰，人们不认为危机会发生，因此缺乏基本的准，包括思想准备、物质准备和能力准备。 有一句话说，「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反之，更可以说，「困苦留给没有准备的人」。另一方面，人们习惯了贪婪，也就喜欢寄托于「幻想」，就像平时幻想能够买彩票中奖。 当面临困苦局面的时候，人们如果不贪婪，就会立即认清艰难的现实，并且根据现实开动脑筋，采取积极措施进行应对。 在这样的情况下，个人积极思考和行动，并且和周围人互助，尽可能共同挺过艰难困苦的时期。 在真实世界中，而不是「如果」的理想状态，绝大多数人都已经变得既贪婪又懒惰。 人们不是开动脑筋想办法、也不想着主动承受艰难困苦；而是幻想情况能够「自动转好」。 问题在于，人们的幻想不是「想象（imagination）」，而是「幻觉（delusion）」。 这种幻想和幻觉的情况，既反映出人们贪婪和懒惰的特点，也让人们更加贪婪和懒惰。 人们不再积极想办法解决问题，而是坐等、甚至更急迫地「努力」，结果导致情况越来越差。 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不再依靠自己的力量，而是普遍希望「强人（大救星）」出现，将自己带出艰苦的处境。 或者说，人们自然将自主权交给「大救星」，也就是为了眼前的利益而甘心为奴。 <---段分割线（kksk.org）---> 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4-01-20 12:58 当贪婪和懒惰的人们足够多，整个社会很快走向奴隶制。 一般来说，人们将「奴隶」和「自由人」对立起来。 两者的差异主要在于观念和能力，而归根结底在于能力。 「自由人」的特点是，通过持续提升自己的能力，让自己不依附于某个特定的人。 例如，一个人在平时勤于学习思考和工作，而且生活非常节俭，并且将收益持续积累在应急的储备上。 当经济崩溃或者社会动荡发生时，这个人就会动用自己的储备进行应急。 同时，个人的能力持续提升，另外保持节俭的情况，因此即使在长期的萧条中也能够生存下来，不需要依附其他人。 与之相对比，奴隶则可以看作是相反的做法。 在传统定义上，奴隶制社会的「奴隶」指从社会身份上属于某个奴隶主，由奴隶主支配自己的命运，或者叫做组织形式上的奴隶。 不过，随着人们对于问题认识的逐渐加深，奴隶的概念也在发生变化。 奴隶主要指代两方面：一是在思维观念上，愿意让其他人主宰自己的命运，也就是主观上愿意将自己依附于他人；二是在能力上，因为缺乏自我生存能力，只能依附于他人、由他人主宰自己的命运。 人们之所以成为奴隶，根本是思维和能力的结果，也就是人们自愿选择了奴隶的身份。 需要说明的是，当整个社会中绝大多数人自愿选择做奴隶时，就会出现相应的「众望所归」的「强人（大救星）」。 这样的「强人」逐渐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拥护」，到后来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可以对其他人「生杀予夺」。 当「强人」的力量完全超越其他人的力量时，整个社会自然在大变动中走向奴隶制。 在中国，2000多年的极权专制历史，就是社会民众一次次自愿选择做奴隶，引发社会持续深化奴隶制的过程。 在历史上，每次到了经济崩溃、社会动荡的时候，绝大多数人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形成「自我保护」的机制；而是希望社会中出现「强者」，纷纷加入「强者」，并且试图通过依靠「强者」而让自己生存下来。 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给他们「自由人」的身份，他们也会自愿卖身为奴，成为「强者」的附庸。 而且，在社会动荡变化期，他们成为走向奴隶社会的主要力量。 比如，在明末的时候，民谣流传「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李自成），闯王来时不纳粮」。 结果，「闯王」每到一个城市，受到民众的拥戴，然后民众真的打开大门「迎闯王」。 但是，李自成进入城市后，带着流民大规模劫掠，然后带着钱财和更多的人离开。 到下一个地方，民众同样拥戴，同样打开大门，李自成再次进行新的烧杀劫掠。 这种情况就是民众渴望「强人」，但实际上让自己陷入更大的灾难中。 而劫掠这样的灾难仅仅是短期，而长期的奴隶制建立起来，对社会的摧毁更严重。 例如，共产主义同样通过「睡地主小妾」、「一人一个女学生」、「南方的女人更好」，吸引了无数贪婪和懒惰的人们加入。 而共产主义占领中国后，开始实施严格的奴隶制度。 经过60多年的系统措施，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体现出明显的贪婪、懒惰、自私、虚伪、骄傲，懦弱的特点。 「甘心为奴」不仅出现在中国，而且在世界普遍发生。 贪婪和懒惰是人类的共同特点，所以「甘心为奴」的思想也同样表现在世界其它地方，只不过表现形式有所不同。 比如，在1929年经济大萧条后，大量美国人失业，最高时失业率达到四分之一。 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人得不到工作，陷入生活困境。 在这个时候，人们应该怎么办？ 本来，困境是人们进行自我反思，并且采取相应行动的时候。 人们应当通过事前准备和困难应对，依靠自己的力量度过危机。 当然，这样反思和行动只能够停留在「纸面」上，而真实社会化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这样的意识。 当危机发生的时候，人们的直接反应是，希望其他人能够「救」自己。 在这样的情况下，胡佛总统开始实施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以挽救社会「经济」。 但是，由于经济危机是整个社会的危机，而且在金本位的状况下，政府「救市」的能力弱，无法达到相应的效果。 因此，当民众看到这些政策无效后，果断地抛弃胡佛总统。 大多数人支持罗斯福「新政」，也就是实施更大规模的经济刺激，希望通过国家「花钱」，拯救自己脱离困境。 而且，罗斯福开始利用当时的广播，进行「炉边谈话」的宣传，让无数人产生了希望和信心。 当世界开始进入二战后，美国经济重新受到「刺激」，让人们对罗斯福的经济政策产生极大的信心。 但是，如果观察罗斯福「新政」就会发现，「新政」只是拖延了危机的时间。 而且，不论罗斯福新政还是「二战」，并没有真正增加美国的社会财富。 美国在战争中生产了大量的消耗产品，但是美国人并没有机会消费，而是大多数送到战场上消耗，或者送给盟国消费。 在战争中，绝大多数人陷入生活更加贫困的状态，商业利润几乎完全被国家拿走。 而且战争意味着大批青壮年送到欧洲和太平，看上去显著提升了「就业率」，但是都属于无效劳动。 在这里，美国经济出现了关键的矛盾冲突：如果说美国参与战争，是为了和平和安宁，就不需要考虑经济状况。 罗斯福只是「战争总统」，而拉动经济的不是罗斯福，而是战争。 反过来，而如果从经济的角度考虑，那战争就是完全无效的消耗。 美国应当有限参与战争，不给盟国输送如此规模巨大的物资供应，而应对当本国人有更多的享受机会。